最初的教材——四書

元月20日,第十天

讀《經典常談》第七《四書》


自從文字誕生之日起,書籍就應運而生,他們經歷不斷的變遷與發展。種類繁多,內容博雜,沒有系統的分類和統一的標準,直到元代,逐漸形成了規模,什麼樣的人讀什麼樣的書,纔有了一定的劃分,讀書應從基礎開始,於是就有了基礎教材——四書

到了宋代,官方欽定了這四部書爲官方教材,考試必考,想要求取功名,就必須讀四書,讀朱子註解。他說,古來有小學大學。小學裏教灑掃進退的規矩,和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的。大學裏教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於民生日用,都是實學。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裏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裏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慾,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道心,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會《中庸》裏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着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論》、《孟》合爲“四書”,作爲初學者的基礎教本。後來規定“四書”爲科舉用書,原也根據這番意思。

讀書人想求取功名利祿,四書必讀,是基礎之學。他們系統的闡明瞭一個修身養性的步驟和標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縮影。朱子是最初教材修訂的第一人,對後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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