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大弟弟出生，这应该是那几年家里最开心的事情了。记得继父高兴得一张嘴合不拢的样子，爷爷一天往家里跑无数次，即便不进屋子，他也愿意在院子里站上一会。
在我结婚以前，把家里对男丁的渴盼与重视统统归结为封建的陋习——重男轻女。对此，我一贯是嗤之以鼻的。
成年以后才明白：那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期盼，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希望，是一代又一代人绵延的火苗。
大弟出生后，家里的事务突然多了起来，继父和母亲的矛盾也日渐增多。
母亲是个刚直要强的人，凡事要靠自己，想要争口气，不愿低人一头。
继父在劳动上，绝对是一把好手，那些年家里四口人的地，全靠他一个人忙活，从来没有落后过。但是他性格有点懦弱，没有主见，东说东倒，西说西流……本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因为听了别人的话，回来就要和母亲翻扯半天。为此，两个人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
我从不否认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客观事实。可我也不否认还有的人是不怀好意，故意挑起别人家的事端。就因为继父的软耳朵，我们家十几二十年间，一直过得兵荒马乱。
弟弟那时还小，我不知道这日复一日的吵闹对他的影响会有多大，我只知道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便是睡觉，梦里也常常是他们争吵、甚至是大打出手的场景。
我时常在半夜里，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惊醒，那是母亲压抑不住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还有无边的绝望。
每当这时，我被吓得哇哇大哭，脑袋瓜立刻冒出一个念头：娘是不是活不下去了？这样的念头一闪现，立马就是一身大汗，整个身子不自觉地筛糠一般。
这样的次数多了，倒不像以前那般害怕，但也是吓得半夜不敢合眼。于是爬到母亲身边，边哭边给她擦泪：“娘，别哭了，哭瞎了眼睛咋办？”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认知，哭得多了眼睛会瞎。
在我的劝说下，母亲总是抽泣着说：“不哭了，娘不哭了。”然后哽咽着停下来。时至今日，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母亲当年的不容易，除了跟命争，还得跟人争。
可是，一个遭人轻视的二婚身份，拖着一个孩子，再加上娘家人都在千里之外，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又怎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尊严呢？
母亲原本身体就不好，这下更糟了，即使简单地做一顿饭，也变得极其困难。一顿饭下来，她的脸通常变得像黄表纸一样毫无血色。
我不敢想象，那些年母亲如此虚弱的身体，是如何支撑度过那段极度贫穷的岁月，又是如何熬过一日又一日无尽的煎熬……
1982年农历5月21日，是我们家的一个节点，它既是一个新生命降生的日子，也是那个家生活困难的最低谷。
那天是周末，不用上学。我早上起来，家里空无一人。我习惯地爬起来，跑到厨房里，磨开锅盖，看到母亲留给我的早饭，一碗糊涂和一个黑乎乎的窝头。
饭早已凉了，可是农历五月的天气已很炎热，吃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凉，再说那时候，我们是经常喝凉水解渴的。
吃过饭，就和胡同里的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玩。那时最流行的游戏就是跳绳，从家里找一根废旧的绳子很容易。
我当时身材瘦小灵活，无论是单人跳还是集体跳，我总是最出众的那一个。邻居的几个大娘说我的身子灵巧得像上下翻飞的燕子。
那一天半晌午的时候，我们正玩得高兴，突然听到一个中年妇女说：“快！快！快点找个地排车，玲玲娘把孩子生在东面小桥下面了，找人捎信来了……”
那声音明显带着焦急和担忧，几个在胡同里的女人纷纷站起来：“天哪！咋生桥底下了？大人孩子没事吧！”
“不知道！别问了，快走吧。”
说话间，一辆地排车被拉了出来，上面放一床被子。五六个中年妇女火急火燎地拉起地排车开始了小跑。
那一刻我懵了，她们说的不就是我的母亲吗？有那么一瞬间，那个经常萦绕在脑海里的问题又复活了：母亲会不会死？我迅速打了个激灵，立马一身暴汗。
因为害怕，我坐在胡同里那个巨大的碾盘上开始哭泣。原本活蹦乱跳的几个小伙伴，此时也安静了下来，她们全都不说话，只是蹲在我跟前，托着腮帮呆呆地看着我。
原来母亲半夜难受的狠，因为没到预产期，继父也不愿意带她去医院。没办法，母亲只得强撑着做了饭，自己吃了一点，就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挪地向镇上走去。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夜里，她很害怕，可是又没办法，只得走一走，歇一歇。
漆黑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四周的夜风吹来，身上还有些许寒意。母亲不知道是因为身上冷，还是因为害怕。
从家到镇上也不过四五里地，母亲却感觉那路漫长得没有尽头，再加上周围村子狗的狂吠不时传来，更增加了她的恐惧。
她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哀叹着自己命运的不济，就这样挨过了五六个小时，在清晨八点钟，走进了乡镇医院。
医生看着她的大肚子，告诉她是营养太缺乏，现在既不能打针，也不能吃药，只能回家吃点好的。
于是母亲又踏上回家的路，因为来时的劳累，回去路就变得艰难无比。走到一半的时候，母亲的肚子开始疼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母亲的心开始揪紧起来。
母亲知道还不到月份，不应该生，可是这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分明又是分娩的节奏。这可怎么办呢？在这荒郊野外。
庆幸的是，在离村子不到二里地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本村的男人，母亲赶忙喊住他，让他跟家里人说来接她，如果路上看不到，就到前面的小桥底下来接。就这样，小弟弟降生在村子东边的桥洞底下。
好在天气不冷，母亲生下弟弟后，强撑着脱下褂子，把弟弟包裹起来，然后自己就晕倒了，直到那几个邻居过去把她叫醒。
此后的岁月里，母亲每每回忆起一段经历，总是会泪流不止，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你说我得是多孬的命，生个孩子都赶不到家里……”这句话，不知包含母亲多少的心酸与痛楚。
小弟的降生只给了这个家短暂的喜悦，紧接着就被一个苦痛的现实所代替，那就是母亲虚弱多病，根本没有奶水，小弟面临被饿死的危险。
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继父蹲在堂屋门口落泪，小弟有一声无一声的哭声，像赖猫一样，每一声都撕扯着父母的心。
母亲流着泪说：“把他送人吧，送给别人家还能活命，总不能饿死吧。”
继父死活不吐口把弟弟送人，这边的我哭着说：“你们把他给了别人，我也得要回来。”
弟弟两天多几乎没吃东西，哭声也没有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太穷，谁也没有能力接济一下别人，自顾还不暇呢！
后来继父也动了把他送人的心思，找来了爷爷商量这件事。爷爷低头沉思了很久，终于说了句：“不能送人，我想办法给他弄点吃的。”
第二天，爷爷送来了一包半面粉一样的东西，但不是奶粉，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农村，还根本没有奶粉这个概念，农民能接触到的类似于奶粉一样的东西是麦乳精。它的营养远不如奶粉，但是已经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
就是那一包半有甜味的东西，把小弟留在了这个家。喝完这些东西，小弟的命算是保住了。
接下来他就是靠母亲的白面粥续命了。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斤小麦面粉，每当弟弟饿的时候，她就会拿舀饭的勺子，盛半勺凉水，点燃麦秸把水烧沸，然后把搅好的白面糊倒进勺子里，烧熟做成白面粥。
母亲又用干净的白布做成一个圆锥形的布袋，锥顶剪一个小口，把温度适中的白面粥倒进布袋里，一点一点挤进小弟嘴里。
弟弟那时还太小，有时粥做得稠，他常常被噎得喘不过气来，把母亲吓得要死。
那时的穷真是彻底，连一个奶瓶都买不起。后来看母亲用勺子熬粥手忙脚乱，我问她为什么不用小锅。母亲的回答让人泪目：“就那一点面，用锅熬你弟弟喝的还没锅粘走的多。”原来是舍不得浪费那一点宝贵的面粉啊！
这样的喂养方式，让两三个月的小弟像个干瘦的老头一样，脸上皱皱巴巴，像极了老年人的皱纹。
长大以后，每次和小弟产生矛盾，母亲总是袒护着小弟，那是因为她觉得亏欠这个小儿子太多。
直到小弟三个多月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农历的八月十五以后，地里的棉花陆续开了，继父紧拾慢拾，把所有的地拾了一遍。
棉花卖了以后，继父就从供销社搬来一大箱麦乳精，一共六瓶。自此以后，小弟身上才开始长肉，两三个月以后，才有了婴孩白胖白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