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全球視野下分析中國的文化建構，就要注重研究分析近代以來的中國，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做出了哪些應對、改變，派生出來了哪些不同以往的思想潮流與政治實踐，重新做了哪些社會組合與結構調整，而它們又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着中國，重塑着中國的文化？面對西方的擠壓，外部文化的影響，我們做出的調整又在現實中多大程度的改變着中國？在扶正與糾偏中，我們採取的策略有效嗎，符合民族文化發展的長久利益嗎？在那種新與舊，傳統與革新，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交鋒、調整、熔接過程中，是否實質上生成了新質先進文化的發展驅動或結果，還是僅僅只是套裝換了馬甲？
另外一方面，在梳理傳統文化時，應該秉持哪些中心原則？在學術層面上，是否要堅持先正本清源，努力還原經典的本來面目，後做出合於文化發展建構的批判與超越？既然是合於文化發展建構的規律，那麼所需要用到的歷史眼光與現實投射，以及在天地範圍內的生命關懷，又該以何種表述正確有力的表達出來？這中間採用什麼方式與技巧，同樣考驗着研究者的能力。
假如還只是去做單一的線性的研究，在文科領域，其對現實人生的實際作用力就會越來越弱，反映在學科上的“無用論”將會更加凸顯。一種學說、理論，在現實人生那裏脫離人們的生活實踐越遠，也就會越缺少生命力，因此在實際上難以作用於世俗人心的發展變化，也就成了一種絕響，極大削弱了它本該產生的社會意義、現實意義——這不正是人文學科的窘境嗎？作爲一種知識，既無法從上至下傳導或輸送養分，又無能自下以上靠民衆自覺獲得，造成了彆扭的局面，有粥的人被限制着分不下粥，飢渴的人找粥喝又不知去哪裏找。
再就是針對科技的態度，假如無法從文化品性上對科技做出積極的呼應，是否會使文明的發展陷入冷硬的機械式圖景、程式化的規範、無活力的平穩，因此失掉了人作爲一種生命體最寶貴而富有生機的一面，消磨了人的靈性，也便消磨着人的人性與智性，所以必須保持應有的警惕。
這些作爲對文化建構與生成的枝葉，都該被考慮進去，形成一些總的原則與方法論，以便文化更好地茁壯成長。
——胡柳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