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若林 | 民俗掌故——九江碼頭文化的歷史考察與借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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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選自2020年出版的潯陽文史參考資料叢書《潯陽軼聞》。

崔若林(作者像)

(續上篇)

清道光二十年(1840) 鴉片戰爭後,九江有不少店鋪享有盛名。咸豐三年(1853),城區建起九華門、大巷口、張官巷、四碼頭、大碼頭 5 個碼頭後,即有經營布匹、京廣洋貨、酒樓、茶棧、機關轉運等 11 行業的店鋪 100 餘家。可見,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融合,在當時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亦是九江碼頭文化先進性的本質所在。

在精神文化方面,九江踞於吳頭楚尾,吳越、荊楚文化是九江碼頭文化的基因。隨着碼頭的日益拓展和經濟文化交流,中原、江浙、齊魯等地文化的傳入和交融,使得九江碼頭文化具有多樣性、兼容性的特點。九江碼頭文化的先進性,是其以開放的姿態、虛心的態度,學習吸納各地文化精華的結果。正是在其影響下,社會生產力纔得到解放;傳統封閉的農業自然經濟被打破;商品經濟大發展,昭示着社會生產關係勢必發生變革。

歷史上九江以儒家文化爲自己的傳統文化,可謂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然而隨着碼頭文化悄然走來之時,本地固守的傳統文化不得退卻幾分,“重義輕利”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鮮明觀點,“文不經商、士不理財”是九江人世代固守的信條。碼頭文化則是以濃厚的商業氣息出現在人們面前,並逐步爲人們所接受。

清末的九江碼頭 編者配圖

因水興商,因商興市,九江人在實實在在地享受着碼頭文化帶來的實惠。編織、印染、食品、釀造、醬菜業以及各種各樣的日用器具製造等手工業蓬勃發展,並將生產出大量商品參與社會交流,招徠大批外地客商前來批購貨物。九江茶餅、桂花酥糖、陳年封缸酒、黃利源醬菜等,名噪全國乃至世界。

商品經濟越是發展,從業人員越是增加。如光緒十年(1884) 五月《申報》載:“本月初,頭茶到埠,各婦女風聞,早守在桟門前,等候茶者數以千計。從自然經濟中解脫出來的九江人們,經濟收入增加,購買力提升,從而奠定了城市繁榮的基礎,也使人們在不否定傳統文化的情況下,逐步接受了碼頭文化,並在人們的頭腦中佔據了一定位置。

在社會形態方面,碼頭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匯了包括吳越、荊楚、中原等多種文化成分在內的兼容性文化。但九江碼頭文化的形成,也絕不是多種文化成分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滲透融匯,又有衝擊、排斥。比較典型的是,在多種文化滲透、融匯中,“利”佔了“義”的上風,商業文化佔了禮儀文化的上風。融匯而成的碼頭文化,其顯著特徵是發展商品經濟,建設物質文明。

在碼頭文化的推動和影響下,九江的工商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據《九江文史資料》第 10 輯記載:“清同治年間,商業關稅曾居全國之首,民國二十年(1931),分佈在城區的商號有經營綢緞、布匹、百貨、雜貨、精鹽、燃料、皮絲煙、瓷器、五金顏料、油酒醬園、茶棧、轉運報關等 10 多個行業,318 家。民國二十五年(1936),商號增至 27 個行業,633 家”。九江工商經濟的發展,既爲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也讓百姓的口袋裏增加經濟收入,因此說碼頭文化在這中間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九江大中路上的瓷器店 編者配圖

在九江碼頭文化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既有可借鑑的歷史經驗,亦有值得沉思的教訓,即長江航運業快速發展,商品經濟大潮來臨之時,對九江自然經濟形成極大的衝擊,在經濟水平提升的前提下,也使社會產生了兩極分化,出現較大的貧富懸殊。

清末民初,九江商貿業遐邇聞名於長江中下游,但城內的工商各業和諸多的店鋪、作坊多是外地人創辦的,“郡邑列肆而居者,皆遠鄉大賈”,如華康商行主系江蘇鎮江人,萬銘記百貨店主系南昌人,鐘錶店主系寧波人,梁義隆店主系安徽人,華盛昌店主系豐城人等等,而真正屬於本地人創辦、領辦的較少。

外商外資介入九江的經濟發展,應當說是件好事,應予以歡迎和支持。但本地人不應由此而產生依賴思想,長期處於從動地位,而應在外因的作用下,使內因發生變化,積極主動地同外地商人攜手並肩,共同發展九江經濟。在發展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市面上也出現一些無序競爭,不平等競爭及其他不規範行爲,以至於“同行是冤家”“對面是對頭”,哄擡物價,欺行霸市,假冒僞劣,高利盤剝、爾虞我詐等,極大地阻礙了九江經濟的發展。此外,還出現街霸惡棍、地痞流氓、煙館、賭場、妓院等社會黑勢力和傷風敗俗的場所,曾嚴重敗壞社會風氣。

九江碼頭文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其兼容幷蓄,共同發展的動態開放性。碼頭以對接陸地與水系的方式連通了九江這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以人員交流的方式打破九江的文化封閉,以物資交換的方式促進了九江的繁榮,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動了九江文化的融匯發展,以風俗民情融匯發展的方式維繫了九江政治穩定格局。這對於我們在世界政治多極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大潮中,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維護國家統一,快速發展國民經濟,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順利融入國際社會都有着重要的啓示作用。

九江大中路 編者配圖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研究九江碼頭文化,弄清九江碼頭在歷史各個時期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相互關係,把握九江碼頭文化產生、發展及其運動規律,對於我們深刻理解、堅決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市委關於加快沿江城市發展的政策,科學利用長江“黃金水道”,催生“黃金效益”,建設以港口爲依託、以工業爲主導,以重工化工、新型工業爲重點的臨江工業城市、文化旅遊城市、長江沿岸和中部地區經濟中心城市,皆具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讀後記:崔老師的文章旁徵博引,闡述了九江碼頭文化具有多樣性、兼容性、先進性與開放性等特性。目前比較統一的看法,九江的文化的特質就是碼頭文化,這個說法對不對?

潯陽敘話:記錄贛鄱歷史,講述潯城故事,品鑑風俗滋味,漫記百態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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