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爲何國際化？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人民幣正在國際明星舞臺展開旋風般的“巡演”，最新一站是臺灣。從現在起，臺灣的銀行將能夠清算以“紅背票”（redback，此處代指人民幣）計價的交易，這讓臺北成爲又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就像香港那樣。新加坡和倫敦正在爭相成爲下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而中國已坐穩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位子；考慮到這兩點，是不是我們遲早會看到，全球很大一塊貿易將以人民幣結算，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將有相當大一部分爲人民幣資產？
不會那麼快。“人民幣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renminbi，在豪華晚宴的閒談中，從來沒有哪個如此重要的詞這麼難發音）既有現實的成分，也有炒作的成分。我們最好回顧一下歷史。在1925年左右美元取代英鎊成爲最主要的國際貨幣時，美國已佔據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交椅長達40多年。即便如此，美元也只是在一戰和歐洲貿易受到巨大破壞後才鞏固了其地位。誠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飛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確有可能以類似速度發展。但我們仍有理由懷疑，人民幣還未做好準備，還不能成爲像美元甚至歐元那樣的全球貨幣。
表面看來，人民幣國際化已取得顯著的進展。自這項進程於2009年啓動以來，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從無到有，目前佔到該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9.5%。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額佔中國貿易總額的比例，已從2010年的2%升至2011年的9%。“點心債券”（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的發行已經提速。發行這類債券的有卡特彼勒(Caterpillar)、麥當勞(McDonald’s)和樂購(Tesco)以及包括匯豐(HSBC)在內的多家銀行。在國家層面上，中國已與從阿根廷到新西蘭的十多個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流動性互換安排。
但這些進展具有欺騙性。中國社會科學院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餘永定在最近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稱，“人民幣國際化並非一切順利”。他首先指出，離岸人民幣使用量的增長已經停滯。實際上，香港人民幣存款總額從2011年10月的5800億元人民幣略降至2012年3月的5540億元人民幣。直到不久以前，投機人民幣升值還是一種單向押注——中國經濟增長和美國對北京方面施加的壓力確保了這一點。但從去年12月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就不那麼好預測了。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竟然貶值了1%左右，這與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0%形成對比。中國經濟前景轉淡意味着，僅僅爲了升值帶來的收益而持有人民幣不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其次，人民幣作爲結算貨幣的使用也已放緩。餘永定指出，迄今爲止這種使用甚至只“停留在表面”，充其量是一種在不受限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受限的在岸人民幣市場之間進行匯率套利的手段。他問道，如果大量人民幣貿易只是爲這種套利打掩護，那整件事還有什麼意義呢？
總部位於北京的研究機構“龍洲經訊”(Dragonomics)的葛藝豪(Arthur Kroeber)也對人民幣國際化表示了懷疑。龍洲經訊稱，如今中國約6%的出口和13%的進口以人民幣結算。這聽起來很多。然而在1990年，德國使用德國馬克結算的進出口比例分別是50%和80%。即便在因想控制本國資本賬戶而試圖阻撓日元國際化的日本，這兩個比例也分別達到了15%和38%。就這兩個國家而言，這些都是它們達到的最高比例。如今，日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僅佔3%，歐元佔28%（但德國做到這一點靠得是加入貨幣聯盟）。
與日本進行類比是有啓發意義的。與日本一樣，中國的增長模式也建立在國內廉價信貸和本幣被低估的基礎之上。日本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纔敢於開始放鬆資本管制——當時，日本或多或少已趕上了西方的生活水平。中國共產黨則要更加依賴自己在配置信貸和保護國有產業及創造就業的出口商方面的能力。
這或許表明，中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有些本末倒置。中國首先需要做的，是深化國內資本市場和放開利率管制，以便它們能對市場信號、而不是政府規劃部門的電話指令做出反應。如果沒有此類改革，放開資本賬戶將是危險的，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也不能取得快速進展。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爲什麼要首先啓動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可能性是，中國的市場改革派人士希望，國際化的邏輯將倒逼國內的改革。這就像某種形式的“外壓”(gaiatsu)——日本官員有時利用外部壓力來推進國內政策。如果確實如此，人民幣國際化就有可能迅速發展，對中國國內資本市場和匯率體制產生重大影響。但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政府將保持牢牢的控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失去動力。
* 《再論人民幣國際化》(Re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uan)，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