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中堂閒話》 2011年第一期。
第一次見到死亡是在小學四年級，那個中午，在鎮醫院工作的母親突然心急火燎的來學校拽我回家，一同前來的還有我哥們的母親，她們是同事。很奇怪的景象，在那個天熱的中午，兩個小孩被各自的母親驅趕着前行，那本是充滿樂趣的一條公路，我和他經常在這條路上來回追逐，路兩旁高大的楊樹是我們欺凌的對象，甚至，連那臭不可聞的水溝也是我們嬉戲的源頭，我們都喜歡聞那好聞的汽車尾氣，但是，這次，因爲母親們存在，整條路變得索然無味，她們只是催促我們快點，好像不遠處有個巨大的欣喜在等待着我們，結果等來的卻是一具屍體，一具小孩的屍體，因爲在路上玩耍，被汽車撞死，車輪從肚子上壓過，內臟全部被積壓出來，就那樣躺在醫院的長條凳子上，滴滴答答淌着血。似乎沒有恐懼，我和哥們只看那小孩幾秒鐘就互相擠了擠眼，準備溜走，因爲我們發現，幾乎醫院所有的孩子們都被自己的父親母親們帶來了，這種盛大聚會的景象並不多見。我們的表現讓母親很失望，她揪了我的耳朵，說，好好看，以後再在路上玩就是這種下場！我再看一眼那個小孩，他躺在那裏，臉色平靜，沒有痛苦，反倒是圍觀的大人們，臉上充滿了興奮之色。
再見死亡卻是2000年的事情，那年我17歲，住進某軍醫院的血腫科。
住院第二天認識了趙海寧，他是一名戰士，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等待骨髓移植，他常說的一句話是：知道嗎，我得活着，我還沒談女朋友呢。那段時間，他就兩件事情，一是給一個年輕的女孩寫信，二是趴在骨髓移植室的窗戶上看，裏面是醫院歷史上第一例的骨髓移植病人，一個18歲的小夥子，他經常和小夥子的父親說話，那個父親是個40多歲的中年人，個子不高，背略微有些駝，不愛說話，每天早晨，他沉默的提着尿壺從兒子的移植室出來，沉默的走到走廊的盡頭，倒尿，然後再沉默的返回他兒子的病房，一坐，就是一天，偶爾，也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樓層的樓梯上，彎着腰，把整個身子都埋到兩腿中間，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從趙海寧那裏，我知道，他很早就和老婆離了婚，好不容易一個人把孩子拉大，卻不想得了白血病，爲了治病，他借遍了親戚，最後都沒有人願意理他，最後，他把房子賣了，帶着兒子，兩個人，從廣東到北京來，做骨髓移植。一切似乎很順利，孩子的情況很好，甚至，他們搬出了層流間，搬進了普通單間病房，解放軍報也有記者過來進行了採訪，但是搬出來的第三天晚上，情況卻急轉直下，植入的細胞全部死亡了，檢測不到白細胞，於是，迅速的轉進層流間，卻沒搶救過來。整個搶救的過程中，那個父親一直站在門口緊張的看，最後，醫生搖搖頭，他卻突然笑起來，那是見他第一次笑，一個人踉踉蹌蹌的朝科室外邊跑，所有的人都叫不住，所有的人都拉不住，他只是那麼笑着，踉蹌的往外走，不再看他的兒子，不再管他的兒子了。幾天後，他變成了一個幹縮的老頭，來領兒子的屍體，也正是在那天，新的軍報送過來，整整一版報道醫院第一例移植成功的新聞，上面，他的兒子戴着口罩，卻笑容燦爛。
這件事給趙海寧的打擊很大，他幾乎是立刻要求出院。醫生和護士輪流做他的工作，說他的條件非常好，他和他弟弟的骨髓配型完全符合，不能這樣放棄，否則就是等死。兩個星期後，他終於又開口說話了：知道嗎，我得活着，我還沒談女朋友呢。他能有骨髓移植非常不容易，家在甘肅農村，沒有錢，只能依靠部隊。爲了讓部隊出錢，他想盡了辦法，團長躲着他，他就冒充總部參謀給團裏打電話指明要團長接；團裏不給錢，他就說要帶着兩把菜刀去天安門。終於部隊拿出了20萬，他幾乎是憑着一己之力爭取到這個機會。
但是他的這些行爲在來照顧他的戰友嘴裏卻又是另一番情景。知道嗎，他就是一餵豬的，一個餵豬的向團裏要20萬，真不要臉，這錢從哪裏來的，還不是從我們的伙食費裏摳出來的。
不管怎樣，趙海寧進了層流間。我也認識了更多的人們，在這裏，只要你越沒有希望，就越有希望交到更多的朋友，因爲你是他們的希望：一個河北邯鄲來的胖子農民，每次化療結束都要吃整整一隻燒雞，他說這樣才能恢復的快；同部隊的士官司機，得了腦瘤，不願意做手術，疼起來的時候就拼命打籃球；天津來的胖子總工程師，每次來都要到處找人下棋，卻從不見輸液，司機說他是借治病之名騙錢根本就沒病，他毫不示弱的喊司機爲腦瘤，說，腦瘤，來，有本事搞盤，兩個人就真搞起來；年輕的宣傳幹事，每次來都帶着專業相機，在護士站給護士們照相，惹得她們花心亂顫，腦瘤說，活該，搞女人搞多了，報應了，得了睾丸癌；民航總局的年輕科長，一天中總是在對母親的發火中度過，直到他漂亮的女朋友來；得了淋巴癌的某中醫院院長，不停的問他的女兒，我得的不是癌症吧，女兒說，不是的，這才放下心來讓護士輸液；還有一個混黑社會的老大，身上都紋着紋身，帶着年輕漂亮的女人來，晚上不住在醫院裏，住在外邊的賓館裏，每次來都要請我們出去大吃一頓；某集團的退休書記，每天都要看報紙，談論國家大事，最大的願望就是申奧成功看到奧運會。
死亡很快密集的到來，壓着我喘不過氣。首先是民航總局的科長，剛30歲，白血病，全身開始滲血，血滲到肌肉裏，撐開皮膚，疼得厲害，一天要打好幾針嗎啡。到死他也不願意原諒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高級工程師，爲國家奮鬥了一輩子，都不願意照顧家庭，從他記事起都一直吵架，把他丟到奶奶家長大。接下來是胖子農民，癌細胞幾乎一直在擴散，他的妻子一直在瞞着他，最後，眼睛都腫的睜不開，卻想吃最後一頓燒雞，看他以前的照片，其實一點都不胖，本打算買輛車跑運輸的，卻不想碰到這檔子事。中醫院院長，醫生說回家多吃些好東西吧，就沒再來。還是黑社會瀟灑，說，媽的，我這輩子已經值了，想想我玩過多少女人。說完這話他開始數指頭，最後他吃驚的放棄了，媽的，數不過來。
所有的人都不想死，只要有一絲希望，都會抓住。經常有進病房散發小廣告的，上面的療效讓人吃驚，很多人在吃所謂的靈芝孢子粉，卻是保健品批號，價格貴的驚人；有人在傳一些民間偏方的小冊子，裏面有着各種稀奇古怪的藥方。母親開始給家裏打電話找一些巫師燒紙送紙錢。
有些人不想死，有些人卻很容易的死了。一個陽光很好的早上，前面外科住院部的樓下，躺着一具屍體，兩個保安站在旁邊，屍體上蓋着一層白布。消息很快傳開，死者是外匯局局長，保外就醫，直接從樓上跳下來。那個早上，我和趙海寧盯着那具屍體看了好久，趙海寧說，媽的，我這麼想活着，他那麼親親一跳，就死了。趙海寧第一次骨髓移植失敗了，沒有種上。我說，你說哪種死法比較沒有痛苦呢，跳樓還是臥軌？下午的時候，我專門跑去那傢伙跳下的13層看了，同一個位置，我突然幻想起跳下去的種種感覺，我對自己說跳下去算了，就那麼幾秒，所有痛苦都不存在了。
年輕人似乎死得更快。一個北京的工人老頭，白血病前期，得了幾年了，一直死不了，就是經常需要輸血，子女們經常爲照顧他的問題爭吵。
有人死去，自然有人還幸運的活着。10年的義務兵劉一洲，江蘇人，高高大大，今年是他第7年的化療，也是最後一次的化療，特別喜歡神侃，最喜歡說的是他老婆，知道嗎，他說，她一生氣就會罵人，會飛快的說媽個屁，哈哈，媽個屁。淋巴癌患者劉一洲3年前在家化療時騙一個小護士結了婚，老實說，他長得不賴，也有女人緣，一來就能和護士們打成一片，但是，和一個癌症患者結婚，還是要付出很多東西的，腦瘤直接對他嗤之以鼻，說，你就是一大騙子，淋巴癌反脣相譏，你是騙不着。知道嗎，媽個屁，聽到這句話，就知道劉一洲在那裏。趙海寧聽到這句話是羨慕的，他說，知道嗎，我得活着，我還沒談女朋友呢。他準備做第二次的骨髓移植。
經常和趙海寧寫信的那個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初中同學，他初中畢業當了兵，人家則在讀高中。沒有女人的日子很難熬，一天，趙海寧突然神神祕祕的塞給我一本雜誌，說，好書你看看。我打開一看，卻是一本香港的成人雜誌，裏面有着大幅的彩色豔照，於是，去了廁所，在那裏，一邊看照片一邊釋放自己。
到了秋天，新的實習護士來了，她們都是女人。於是，一個晚上，看到一個女人和已結婚的醫生在陽臺上接吻，她想留下來，腦瘤說，她們都不是什麼好東西，看見沒，走路兩腿撇的老開；還有一個女人，重慶人，皮膚那個好，笑起來很好看，沒事的時候就喜歡來病房安慰我們，直到突然好幾天不見，再見時卻是看見她一個人偷偷在下面的花園裏哭泣，她突然被查出得了乳腺癌。
趙海寧第二次骨髓移植失敗，剛植入細胞沒多久他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需要手術，送他去手術室的時候，他說，沒事的，我還沒談女朋友呢，我不會死。他果然就沒有死，但癌細胞依舊，他沒錢了，他要出院了，他又要用各種卑劣的辦法去搞錢了。
醫院的最後一段時光是和李冰一起度過的，他是我老鄉，肚子里長了一個腫瘤，做單槓4練習的時候破了，流了一肚子都是，於是滿肚子都是腫瘤。他喜歡聽羽泉，於是總陪他去音像店買羽泉的磁帶，他一邊聽着羽泉一邊把一個來北京陪牀的女孩上了，上完之後還得意洋洋的向我炫耀，我就是在那個長椅上把她上了。這個事情很讓我嫉妒，但他的身體卻在一天天壞下去，終於，除了輸些蛋白乳，他吃不下任何東西了。他開始嫉妒我，我的情況在冬天到來的時候出人意料的好轉了，與此同時，認識了一個青年報社的編輯，書信往來，竟然發表了一篇文章，參加北京晚報的徵文竟然也中獎了，雖然是個紀念獎，高中暗戀的女孩子在校友錄看到我的情況竟然給我寫信了，這些，都讓我一天天的好起來。我們的患病友誼有出現破裂的徵兆，還好，在破裂之前，我出院了。半年後當我複查身體再去看他時，他的整個身體都浮腫了，我知道這種情況，整個肝臟都壞掉了，如果腫到胸口那麼就完了，會被活活憋死。他看見我，眼淚不停的留下來，吃力的對我說，你走吧，我不想見你，不想見你。
出院那天北京下着大雪，用大衣把自己裹了個嚴嚴實實，戴只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眼睛，一袋子的藥，走起來像只鴨子，感覺怪怪的，走出醫院大門時回頭一望，一年了，突然就想到自己17歲的青春就丟在這個地方了。
至於趙海寧，他重新做了第三次骨髓移植，這次是在307醫院，手術很成功。他給我打了電話，言語中掩飾不住高興。我想，他終於可以找個女朋友了吧。不想，半年後得到的卻是他死亡的消息，手術是成功了，但有嚴重的排斥反應，需要服用自費的免疫抑制劑，部隊這次再不給錢了，於是，在慢慢的排斥過程中，他就慢慢的死去了。死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們沒有錢，來一趟北京那需要很多錢，於是直到他死，他們纔來，至於那個寫信的女孩子，人家上了大學，就不再聯繫。
那麼多人死了，我還活着，就是這樣。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去醫院複查身體，等待結果的時候，就情不自禁的想起這些人來。我知道，在不遠的住院部裏，這樣的故事還在一年接一年的上演。而我，還要堅強的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