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做不了好學問。能夠學貫中西、博古通今
固然好，但是，如果一個民族摒棄自身的文化背景，擁洋爲重，最終只會失去身
份認同，變得高不成、低不就。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華人數學大師
丘成桐指出，中國學術界所面對的，正正就是這個窘境。 丘成桐接受訪問的時候
，談到中國學術界種種不良的風氣，歸根究底，所有問題都是源於1966至1976年
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中國多年良好的文化傳統，大師給中國學術界點破死穴
。
他解釋：“自那時開始，中國人的價值觀完全改變，是非觀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
曲，以致現在的學生和學校變得唯利是圖，這種文化氣候，是中國難以孕育一流
學問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態，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國
許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西方人，結果是中西文化都學不好，
他更以“二不像”來形容這個現象。文化上的缺失，影響尤其廣泛深刻，以致中
國的學術界，出現以下種種流弊。
“中國的學生，唸書的目的，只有兩個，要麼能夠賺錢，要麼當官，他們普遍有一種學而優則士的想法，認爲只要當官，就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所以，中國的學生，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丘成桐概嘆，在中國，真正有心鑽
研純科學的人實在不多，跟外國的學生真心以研究爲目標相比，實在相去甚遠。
名牌大學只唯利是圖
除了部份學生以金錢掛帥外，有些學校的態度也是唯利是圖的。某名牌大學的代
表和一些中國官員曾經到哈佛大學取經，然而，他們問的問題，叫丘成桐感到非
常失望，他說：“中國的大學一心只想賺錢，他們問哈佛大學如何圖利，但當我
告訴他們辦學不能賺錢的時候，他們表現得相當失望。”
對於中國教授的質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維：“即使是國內名牌大學老師的質素也
沒有保證，許多老師只懂討論第三流的問題，學生不會鑽研出第一流的學問。”
除了質素差劣外，有些老師也沒有做好本份教好學生。丘成桐舉了一個很經典的
例子：“哈佛大學數學系有一年錄取了一個全北京大學最優秀的學生，當我們向
北大核實學生的身份時，北大全數學系26個最資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後一直問
到副教授才能確定這個學生的身份。”丘成桐後來發現，有些老師教學生，原來
從未見面，也不相往來，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評中國只重量、不重質的風氣：“只着重宣傳生產多、數量大，領導
便會高興。以學術界爲例，有些大學的教授，一人帶着30個博士生，誤以爲教導
愈多學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結果是全無質素可言。在外國，一個教授只會帶
着2至5個學生，但是那些學生很多都會成爲大教授，這就是質素。”
除了教授迷信數字外，就連大學與大學之間，也在進行數字的角力。他說：“全
國有500多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至各省的重點大學往往以院士的
多寡去量度學校的質素，提拔人才的時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個場合講話最多爲
標準。中國人就是缺乏自信心，纔會這樣量度自己。”
北大清華令人很灰心
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爲首，一個國家有高質素的大學，固
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卻指出，北京大學的勢力範圍，遍及全中國，當中的派
系鬥爭，反而窒礙了學術界自由的發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
中國其他大學的打壓，令人很灰心。”
“我認識中山大學的一位學者，他對數學的認識，已經達到世界一流的標準，但
是由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他的打壓，令他的地位連邊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
在廣州有一點名氣而已。”丘成桐概嘆，“這種社會風氣令學者覺得學問不是最
重要的。既然單*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爲何不抄小徑？”
人治觀念強，是中國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這種文化氣候底下，中國的學術界欠缺一個公平、公開的人才提拔機制；同時，學生的發展空間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說：“在中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主要是院士，他們的平均年齡約70歲，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擔當最前線的領導工作，但是國內學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這些人的好惡來決定，假如他們不喜歡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員只顧討好上級
中國的研究員，精力都花在討好上級之上，對知識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說：“在中國做研究的顧忌實在太多，對於相同的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並沒有高低對錯之分，但是，中國的學生永遠不敢跟老師唱反調。”
人治觀念過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出現任人爲親的情況。丘成桐說：“在中國，提拔人才的所謂“機制”，已經成爲提拔自己親信的工具。在美國，只要你有能力，20多歲已經可以當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國，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領導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別人也會藉機打擊你。”丘成桐當上史丹福大學數學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歲。
理論科學的研究，是發展工業的基礎，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說，相當重要，這就是丘成桐對理論科學的評價。他指出：“歐美幾百年來鑽研理論科學，根基深厚，有利發展任何工業。然而，中國卻沒有這個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認爲，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看不到理論科學的重要性。他說：“中國投放在理論科學的教育經費實在太少，研究理論科學本來就是最省錢的，就以數學爲例吧，根本不需要什麼機器，研究一個數學的題目，所需經費很少。”
然而，由於理論科學的價值，不能立竿見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論科學就好像禮、樂、射、御、書、數，在中國文化中也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你說這些東西有沒有用呢？”丘成桐強調，禮、樂、射、御、書、數建立的，是無形的文化資產，同樣地，實用科學必須建基於理論科學之上，才能夠站得住腳。
由於對理論科學缺乏長遠的眼光，加上部份學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傾向，所以有關部門願意花百萬元（人民幣，下同）興建教學樓和教師宿舍，只因爲這些都是別人看得到的東西。
然而，丘成桐批評，沒有軟體的配套，硬體做得再好也無用武之地。他曾經到訪清華大學的圖書館，發現大學的圖書經費，相當缺乏。丘成桐概嘆：“別說一般大學，就連國內的名牌大學如清華大學的圖書館，也找不到數學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個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是，領導層認爲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售價卻要數千元，他們認爲不值。期刊能夠將第一手的資訊帶給你，但是他們卻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學也得不到這方面的經費。”
丘教授的一個心願
丘成桐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幫中國強大起來。這些年來，他先後爲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晨興數學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學數學研究中心籌集資金逾一億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加上近代中國人對自身的文化認同不足，令中國做不了好學問。丘成桐概嘆：“外國人都來學中國的文化，漢學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國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實，文化修養對一個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許多中國人每每面對困境都會顯得手足無措，歸根究底就是文化修養的問題。”
對於未來中國學術界的發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國人能夠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做好學問，因爲只有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中國纔有望發展世界一流的學府。然而，要改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態度，要走的路，還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