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軟件園：我們的對手在印度

西安軟件園：我們的對手在印度


　　本報記者綦久竑 位於西安高新區的西安軟件園正在成爲一塊旺地，每週都會吸引一些投資機構和海外公司前來淘金。目前，包括美國通用電氣、日本富士通、NEC和豐田汽車等在內的知名跨國公司都已經在此設立研發基地或商務據點。而軟件園自己也聲稱，他們的中期目標是要和印度軟件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爭短長。

　　軟件公司升級程序：股改、引資、上市

　　由於擁有西安交通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等國內一流的信息科技學府，西安在發展軟件工業方面的優勢令人羨慕。電子信息業公司佔據了整個西安高新技術產業區企業總數的60％，其中絕大部分又集中在西安軟件園。目前西安有大小軟件公司400 多家，成規模的有近60家（每家人數在60人左右），全市軟件從業者4萬餘人，而且每年還有4000－5000多人的畢業生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這種豐沛的人力供給，即使在印度也是很少見的。

　　西安軟件園主任毛愛亮認爲，自己的當務之急有二：一是做好項目和企業資源，一是要做好資本工作，通過風險投資、上市公司、股權投資等把資本資源更好地組織到一起。現在，軟件園已經完成了10多家軟件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大多數此類公司手裏都持有2000多萬的現金，後續發展是不愁的。“我們和海內外很多投資機構和投資銀行都有密切的聯繫，以便合力把資金引進來，並把發展成熟的軟件企業推向資本市場。”毛愛亮說。

　　毛愛亮自稱是西安軟件園所有企業在資本市場方面的引路人。“做企業是幹啥？不在於你的控制權有多大，而在於你能夠把企業做到多大。”他說，“企業做到一定程度後就一定要與資本市場結合，成功的一大標誌就是上市。”他說，目前軟件園裏已經股改成功並積極準備上市的軟件企業已有十幾家，其中，通視股份已經排定日期於今年6月在香港創業板上市。

　　競爭對手在印度

　　曾在大學教過書、後來做過西安高新區管委會經濟發展局局長、現在是西安軟件園教父級人物的毛愛亮對投資者的心理看得很透。“做軟件企業，只要能夠找準一個方向，有幾十個人，堅持那麼一兩年，這個公司就會變得很值錢了。”他說，“因爲這相當於建立起了一條柔性生產線，投資者看重的就是這個班底，所以千萬要想方設法把班底穩定住，不然就一文不值了。”

　　毛愛亮說，軟件公司現在缺錢只是表面現象，更缺的其實是市場。他認爲，最佳的發展路徑是，與海外留學生合作，集中精力承接國際上的單子，在打開海外市場後，再以海外市場和資本爲依託，返回國內來收購和整合同類企業。

　　目前，毛愛亮的精力主要用在了爲軟件園擴充地盤、鋪設寬帶通路上。等這些硬件設施建成後，就應該鼓動軟件園的企業去和印度的同行們在市場上好好爭一番了。“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軟件市場，印度憑藉十多年的經營和在英語方面的優勢已經拿下了這個市場，在這方面我們要和人家爭已經沒戲了。”毛愛亮說，“但是，包括日本和東南亞在內的地區是世界第二大軟件市場，在這方面中國企業的優勢就要比印度大多了，因爲中國和這些市場的語言和文化淵源很深，溝通起來更容易。”

　　此外，包括西安軟件園在內的中國軟件企業還有兩個祕密武器：海外留學生和臺灣企業。因爲軟件公司必須是國際化生存的企業，而這正是國內企業目前最缺乏的。留學生已經在海外當地累積起來了一定的社會信譽，如果能夠通過股權的方式把他們在技術、信息和國際商務經驗等方面的優勢利用起來，就可以彌補國內企業最大的不足。毛愛亮強調說，這些留學生並不見得都要回來，讓他們在海外留下來反而對開拓國際市場更加有利。而更大的機會，則是借用臺灣企業在開拓國際市場和國際商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幫助我們的軟件公司和產品進入全球市場。這個機會如果不好好抓住，將是非常可惜的。

　　目前，臺灣的誠洲電腦、草莓資訊和力新國際等企業都已經開始把研發機構設在西安，或尋求與當地軟件公司的合作。日本富士通已經在西安設立了亞洲最大的開發基地，NEC也已把需要500個工程師一年完成的開發工作交給了西安，豐田汽車也在西安尋求開發它的全球維修點管理軟件，而日本人在西安開辦的奧林島軟件公司則完全是利用西安當地的人才和日本的市場開發財務軟件，業績也已經很突出了。

　　中印差別：軟件“大俠”與軟件工人

　　雖然西安軟件園已經把印度軟件企業當成了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而且在人才儲備和基礎設施方面還可與對方一比，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現在自己和印度同行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而最大的差距，是在無形的觀念和經驗等方面。

　　毛愛亮的助手朱立明2月份加入了一個西天取經的代表團，專程去參加“2001年印度軟件大會”，並參觀了9家大企業，包括Infosys和Tata集團等龍頭公司。“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印度軟件公司的業務量都非常飽滿，根本不愁市場。主要原因在於，他們已經完全按照國際業界的標準實現規模化和產業化了。”朱立明說。

　　善於尋找差距的朱立明此行對於印度軟件企業有三點發現，而這恰恰正是中國軟件公司的軟肋：首先，它們是真正的國際化公司，使用的都是英語，這不僅僅只是一個語言問題，而是在思維習慣、文化、溝通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是和西方企業一樣的，就像是美國公司的翻版。其次，它們的應用技術是和美國同步的，在技術前沿和美國的溝通是實時的。在新德里和班加羅爾的書店裏，數量最多的都是軟件圖書，而且大多是美國目前最新的技術書籍，起碼要比中國市面上流行的最新技術書籍早一兩年。在班加羅爾軟件園巨大的數據中心機房裏掛着四個報時鐘，顯示的分別是格林威治時間、本地時間、美國東部時間和美國西部時間。那裏的不少公司都是24小時3班倒，美國用戶往往頭天把問題發過來，第二天印度方面就把修改好的開發結果傳回給客戶了。

　　而最大的差別則在於，它們真正把軟件做成了一個產業。印度公司實行的是工業化和標準化的生產、控制和管理，是依照軟件工程的規範進行操作的，這和我們隨意性很強的作坊式軟件生產大相徑庭。“在印度的軟件工廠裏，常常是成百上千的軟件工人在開發軟件。這種大工業的場面在我國的軟件企業基本上是見不到的。”朱立明說，“我們一直都很推崇軟件方面的個人英雄，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不自覺的誤導。軟件工業確實需要少數幾個英雄和遊俠來規劃項目、提供創意，剩下的工作則需要一個嚴格遵循工業化標準的系統來完成。而我們的很多軟件從業者完全被媒體宣傳的硅谷式的幻覺和奇蹟迷住了，人人都想當大俠和英雄，普遍都沒有工業化和標準化的意識。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其實是嚴密規範的開發體系和老老實實的軟件工人，如果人人都想做大俠的話，整個軟件工業恐怕永遠都只是幻想。”
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