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講個寓言吧，之後慢慢講正事，這個寓言是我自己瞎編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條河，河道窄，河牀高。上游的人們常常水不夠用，下游的人們常常受洪災困擾。後來上游的村子裏有一個智者，他走遍了整條河，一點點繪圖，一點點思考。隨後回到上游的村子，對大家說，我們用石頭壘個堤壩吧，這樣我們村子就有足夠的水用，下游的洪災也會減少。村子說，你行你去張羅，有好事算我一份，出事了別說我同意了。於是智者號召村民們去壘堤壩，人們都討厭他張羅壘堤壩會影響正常種地的精力，不情不願的幹了幾天，累得很難受，天天在背後罵他，但是智者很堅持。又過了幾天，上游漲水了，堤壩攔住了水，慢慢流進村子。地裏的莊稼長得很精神，人們開始誇智者有眼光。但是村幹部和他們的親屬想要把水先引進自己家地裏，剩下的再給村民用，智者千法百計的阻止，村幹部和親屬們懷恨在心，恨不得弄死智者，但是又礙於村民們都愛戴智者，不好下手。於是天天去鬧村長，最後村子沒辦法，不讓智者再管堤壩的事，換了個主管。智者萬般無奈，但是他警告繼任者，說堤壩最高只能修5米，再高就危險了，別的你們隨便，但是這點千萬別不聽。新主管隨便答應兩句就趕智者回家了。
後來，人們看到堤壩攔下的水都流進了村幹部家，於是都不滿意。村幹部告訴主管，繼續加高，水多了自然能滿足全村人的要求。主管說了智者的紅線，村幹部說，別聽他的，水不夠分就只能加高，什麼危險不危險，我怎麼看不出來。於是堤壩越壘越高。終於有一天一場特大洪水爆發了，堤壩上成了堰塞湖，要排水，水就得先從村幹部家的地裏過，村幹部們逼着主管繼續堵堰塞湖，說死不允許排水，最後堤壩垮了。村幹部卻早早在自己家池塘裏蓄了水，地的外面圍了牆，於是村幹部們安然無恙，下游卻淹死了人。
下游的村民紅了眼，集體來到村支部外面要報仇。這時候老村長已經不幹了，新村長站出來，對憤怒的村民說，這個事情不怪我們！我們天天玩命的壘高堤壩，爲了擋住水不流到下游去，我們還天天從堰塞湖裏往外挑水，就爲了減輕洪水的壓力。村民們不信，說我都看見你們把水引到自己家地裏了。村子說，哪有？都是誤會！指着蓄水的池塘說，你看我家的良田都被衝成大水坑了！扒開圍牆給大家看，你看！我家地裏除了被雨水淋溼的痕跡，哪有什麼水？下游的村民們有些信了，於是問，那你們爲什麼要攔河？村子說，不是我們要攔，有個瘋老頭，拉了幾個無知村民攔的，後來河道里的石頭自己越積越多，要不是我們天天治水，哪能挺到今天！
於是下游村民要找智者去講理，村子說那個瘋老頭已經死了，我帶你們去看看他的墳墓。於是下游村民看了墳墓，一時氣不過，毀了墳墓。出完了氣，吵吵鬧鬧的散了。村民們都誇村子英明，這麼大的事，不流血不犧牲，就擺平了！只是智者從此變成了人們口中的瘋老頭。
再後來村裏的孩子長大了，路過被毀的墳墓，都會朝着墓碑吐上一口，叫一聲惡人！周圍的人都用讚許的眼光去看那孩子說，這孩子，從小明辨是非，有出息！
許多年後，有外地的大學生村官無意發現了，智者當年的日記。告訴大家智者被冤枉了，我們必須重修堤壩。大家都說，可不是！就是當年的村長詆譭智者，下游的村民瞎鬧事，我們可能記得人家的好！只是不敢說罷了。於是智者的墳墓被村裏人修繕一新！人們忙着爭吵水該先流進誰家，再也沒有人來看一眼那嶄新的墓碑！
好了！寓言講完了，那是我編的。現在開始我講事實，我不知道的我不講，講得都是來源經過確認，真實有效黑不倒的！
那些說他是奸相的人，你們知道什麼是三角債麼？你親眼見過當年的國有企業有多少低效麼?你見過那些被賣掉的企業在之前是怎麼經營的麼？你見過福利分房是一種什麼樣的奇葩存在麼？你知道在分稅制改革的時候地方政府是怎麼和中央政府玩貓膩的麼？
爲什麼我知道的奸相，如秦檜，如嚴嵩，都是獨霸朝堂十幾年！朱只任一屆就徹底離開政治舞臺，連例行的榮譽職位，退二線養老的差事都沒有？說話要講良心的好麼？
一，三角債。
上世紀90年代末，
遼寧的三角債爲45億元，黑龍江和吉林爲60億元，江蘇則更突破了100億元。據銀行的託收承付款統計，到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已達1085億元，再加上一些沒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數額遠遠超過了政策的商業信用範圍。
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製造廠——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重型機器製造廠因“三角債”拖累，被迫熄火停產，走投無路的廠長接連兩次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了告急電報。全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因“三角債”搞得帳無存錢，庫存無煤，公司只好在20萬職工中發動集資解困，總經理李華忠在集資大會上含淚鞠躬，久久不起。
當讀到李華忠鞠躬不起的新聞時，瀋陽電纜廠廠長徐有泮的心裏更不是滋味，因爲鞍鋼還拖欠他300萬元的貸款。在機電部的8月座談會上，他承認：“現在外面欠我1.19億元，收不回來，我也欠人家5400萬元沒法還。
我是東北人，那個時候我還很小，但是我記得我父親作爲國企員工，因爲幾個月拿不到全額的工資
靠在窗戶邊嘆氣的樣子，我也記得我母親因爲國企之間的三角債問題沒法開工，暫時放假2個多月，她天天在家接送我去幼兒園。但是那段時間很少笑。
長大了我才知道，三角債是個什麼東西。不是沒有錢，就是不給錢！海州露天礦借了銀行的貸款，把煤給了鞍鋼，鞍鋼拿了煤鍊鋼把鋼給了瀋陽機牀，瀋陽機牀把鋼材變成機牀給了別的企業，別的企業不給錢，你上門要債，人家會告訴你，我有錢，但是我不能給你結款。因爲我的下家沒有結款給我，我現在給了你，那邊不結款。我就會和你現在一樣。銀行找煤礦，煤礦推給鋼廠，鋼廠推給機牀，反正就是沒錢！
那些國企的員工們拿不到工資，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拿到工資，爲了生活只能用手上的積蓄去搶購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物價飛漲，手上的錢不夠，只能去銀行取存款，銀行的錢都貸給了企業。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場面麼？社會隨時都會崩潰，人們已經開始急躁和絕望！
這個時候朱鎔基履新，第一站就是東北。
朱鎔基到京後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鎔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鎔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三角債的形成不是一年兩年，治理也早就開始了。但是就是一直沒有效果。直到朱到了東北。
你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理解什麼叫親自坐鎮，現場清欠。說白了就是把全省國企領導叫到一個大禮堂，銀行和財政的人全部到場。人已到齊，大門四閉。清不明白，誰也別出這個門！！！
於是，煤礦礦長拉着鋼廠廠長，鋼廠廠子拉着機牀廠廠子，機牀廠廠子拉着機器製造廠廠長，一直拉到源頭，誰有錢，馬上白紙黑字寫明白什麼時候給錢，誰拿了錢，什麼時候給上家結款，都立字爲據。談妥了，趕緊出門回廠裏拿錢辦事。最後剩下死活沒錢的，銀行，財政一起上，有什麼辦法想什麼辦法。
26天，解決了！這是你們口中的奸相是麼？
二，國企低效和國退民進。
我從小在一個父母雙國企職工的家庭長大，幼兒園的時候，只要我上膩了，想要耍懶不去一兩天的話，我母親就帶我跟她一起去上班，只要我一去，基本就沒見過母親的同事工作，叔叔阿姨們圍着逗我玩。從小到大，家裏的所有工具，電燈，木材，我睡的牀，我養花的鐵架子都是用廠裏原材料做的，然後我母親的領導開着廠裏給配的車拉到我家裏，在他們工作時間離崗到我家給我按這些東西。人人如此，家家如此。這都是在正常不過的事了，大批偷盜廠裏生產原料和廢料到廠外賣錢的，數不勝數。從正門拉出去的成品不一會就從後門拉回來，領導一手報賬賣出多少成品，一手報賬採購多少廢品，反正都是國家的錢，不這麼折騰，哪裏油水？所有員工有事沒事就請假，說消失幾天就消失幾天，反正都是終身制，領導無權開除任何人。
一個國營化肥廠，總資產2個億，不開工，工人回家放長假，一年虧損1000萬，工人因爲放長假工資太低，大鬧市政府，市裏要求恢復生產，一年虧損6000萬。虧損了又不能破產，市財政補貼。其實不是化肥賣不出去，只是一開工，領導上下其手，中飽私囊。員工消極怠工，跑冒滴漏。四處是窟窿，到處在放國企的血，根本堵不住。
這樣荒誕的黑色幽默，我小時候根本都不覺得奇怪。簡直就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了。
就這樣的化肥廠，在國退民進中作價1個億賣掉。有人大喊賤賣國有資產，是！我承認有很多企業被賤賣了，也有很多官員黑了政府和人民。但是你要知道，這1個億好歹是進了政府的口袋，只要不賣掉，繼續開工經營兩年，政府搭進去的可就不止1個億了。能抽身出來就算甩了天大的包袱好麼？而且政府不想再投入，企業之前有沒錢，接手的民營資本必須承諾解決買斷原來職工工齡的錢，還得保證儘量僱用這些跑冒滴漏慣了的原有職工，這些隱性成本都是賬面上不體現的好麼？
而且這些企業到了民營資本手裏，很快就扭虧爲盈，別說誰和誰利益輸送，但是你盈利了，稅得交吧！從吃補貼到納稅，中間差了多少？誰敢說國退民進是弊大於利，那就真是耍流氓了。
而且當時小型國企和集團所有制企業被賣掉，大中型國有企業員工被精簡，分流，下崗。當時罵聲一片，自殺的，鬧事的天天有。現在可聽不到那些當時下崗的員工罵娘了，因爲凡是下崗之後好好找出路的，擺個早點攤，開個小燒烤店，做點小生意的，現在最不濟都比還在國企上班的收入高。人們也明白一樣事，我們那個城市就是靠那麼幾個國企支撐的，那些國企當年不改革，就一點會慢慢死掉，它們一死，早點攤，小燒烤，小生意根本就不可能有客源。別說從小本生意慢慢做大，整個城市就得玉石俱焚。看看現在的底特律就知道當年不改革的後果了。
所以國退民進是成功的，郎鹹平天天罵國退民進也不敢否認改革成效，只是拿財務問題說事。原因是老郎那時候還在香港隔岸光火，要是那個年月他到過東北。以他愛出風頭的勁，早就出書大喊，賣賣賣！趕緊賣了。
其實要不是排在第一的答案實在是太刺激我了，我本來是不想寫的這個的，因爲爭議太大。
但是既然寫了咱們就寫個明白。
國退民進和下崗分流這段一定是最大的爭論點，而且當時我和你們所有現在反對我的人一樣對這種改革咬牙切齒。但是現在我長大了，我看到了改革之後的成果，所以我不憤怒了。
有人在評論區說我一定沒看過《鐵西區》，連《鋼的琴》也沒看過。我得告訴你，我業餘第一大愛好就是看電影，在大連時期我們有專門的社團和場所，給那些自己製作小成本電影或者短片的創造人做交流和展示，我們提供評論和其它宣傳服務。
而且，我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是國企員工，我家小時候住的就是X鋼廠的家屬樓，即使我沒看過《鐵西區》，我的生長環境就是個鐵西工人村的升級版。那樣的故事天天在我身邊上演！
有人說只有在那場改革中享受了利益的人，才能這麼說。我也告訴你，你又錯了。
我父親從2005年之後再沒去原來的單位上一天班，輾轉被借調到各種其它部門當臨時工，出入一直是在原單位的一半。我母親在那個時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一個確定要裁員的部門調到一個不裁員的部門，好歹是保住了鐵飯碗。她老人家現在已經光榮退休三年了。我兩個姑姑，全部下崗。五個姨，四個下崗，老姨曾經一度在家放長假，四年前廠裏有了起色，才把她找了回去做文職，工資也是照正常編制減半。我外婆家7個子女，只有我舅舅和我母親保住了鐵飯碗，剩下的全砸了！
我當年也是個小憤青，天天跟着大人們罵各級領導。因爲我親眼看着很多我身邊的人，是怎麼在那麼國有企業裏貢獻了自己的前半生，甚至有的人身患職業病。突然有一天，國家不管這些人，貢獻一輩子的工廠不要這些人了，讓他們從頭再來，自謀生路。他們哭喊，憤怒，聚衆衝擊政府，甚至以死相威脅，更有甚者直接自殺了。
我覺得讀到這你不覺得奇怪麼？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今天對於我們來說，辭職找工作太平常了，某天我們遇上企業經營不善，老闆告訴你說，我們裁員了，但是被裁的同事可以拿6個月工資去找工作，而且你的養老金公司包了，會一直給你交一份養老保險到退休。哎！你會怎麼說？這老闆太TM講究了！！！甚至有人可能感動說，老闆，咱也別裁人了，我們和你共渡難關吧，這幾個月工資不要了，挺過去了補給我們，挺不過去就算了！
但是爲什麼當年，政府承諾一定解決養老金，但是部分工人在幾個月之內要儘快安排自己新的去處，到退休年齡之後享受原國企退休的養老金標準。這樣在我們今天是一個很優厚的裁員條件，在當時就得鬧出人命！！！這不合理，解釋不通，那麼解釋不通的事情背後就一定有關鍵邏輯。
是因爲沒有人下過崗，這是開頭，他們的反應是對未知的恐懼麼？
是對政府未來許諾的不信任麼？
還是到社會上根本沒有任何可以謀生的方式，只要被推出國企就必死無疑麼？
那麼是誰給了他們國企會僱用你們一輩子，國家永遠都不會不管你們的許諾？那麼這個當初許下不切實際的諾言的人要不要給下崗工人的悲痛買單？
是誰把那麼多的人送進國企，又是誰埋下了國企必然虧損的禍根，要說親手把工人裁掉的人有罪，那麼當初把過剩的人力塞進國企的人就沒有罪過麼？
還是講我自己家的歷史吧，大家看看事實的故事之後再評判。
解放戰爭的時候，我爺爺在城裏做店家的帳房學徒。那年月兩邊都在徵兵。我曾祖父堅決不運行我爺爺去參軍，又怕他年輕力壯被抓了壯丁。一封家書急令我爺爺會鄉下老宅躲避戰禍。後來東北，華北都被共軍拿下，我爺爺不想務農，這時候東北各大工廠晝夜開工支持前線。我爺爺來到城市找工作，X鋼廠正急招爐前工人。我爺爺去報了名，當時管招收的人看中我爺爺字跡漂亮，又會打算盤，寫帳什麼的。沒讓他去爐前，留他在手下幫助，招收基本完成推薦我爺爺去X鋼廠的生活處做文職，管理外地進廠當工人的宿舍分配。後來這個部門監管住房分配，全名叫X鋼廠生活處房產辦公室。後來他把我奶奶和我大姑接到城裏一起生活。那個時候戶籍管理制度極其嚴格，除了國企員工及家屬根本拿不到非農戶口，我奶奶到城裏之後因爲是家屬，被安排在X鋼廠建築隊做庫管。他倆都上班的時候，我大姑才3歲，直接送到保育處。一個保育處像個大車間一樣，有上百個孩子，無數的嬰兒牀，和10幾個保育員。全都是父母雙職工沒白天沒時間照顧孩子那種（讀過王朔的書的小夥伴估計看到過保育處這個詞）。
就這樣過到了WG的時候，那時候全國國有企業幾乎都停產了，每天各種政治學習和批鬥會，不生產就沒辦法養活這麼多人，我大姑那時候已經初中畢業，和同學開始串聯。WG越鬧越大，於是知青開始上山下鄉，爲什麼是知青？這是一羣正值青春期，讀過書，認識字的孩子，工廠不需要員工了這時候，那麼留他們在城市裏就是不安定因素，要麼參軍，要麼下鄉。於是我大姑下鄉了。
在過兩年，城裏連工人都養不下了，能送走的知青也都送出去了，於是開始要求各級工人和幹部帶着未成年的孩子全家下鄉，於是我爺爺帶着我二姑，三姑和我沒上小學的父親回老家下鄉。我爺爺到鎮裏信用社上班，我奶奶帶着未成年的孩子在地裏掙公分過日子。直到四人幫倒臺，城裏開始復工，各級工人，幹部被一紙調令急招回城裏上班，但是我姑姑和父親都是非農戶口，不能留在農村，必須回城。那麼本來就剛恢復的城市拿什麼消化這麼多回來的原來職工？還有他們帶回來剛成年的孩子，以及大批返城知青和退伍軍人。只有一個辦法，搞更多的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不是流行一個句式，叫XX就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麼！當年就是“國企就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
年輕人進國企怎麼分配？接父母的班！我爺爺在生活處的工作比較輕鬆，於是把他的兩個名額給了我兩個姑姑，二姑去X鋼廠第二幼兒園當食堂管理員，三姑去鋼廠第五宿舍當花圃管理員，我父親接我奶奶班去勞動強度大一些的建築隊當技術員。是的，什麼都是國企辦的，工人浴池，幼兒園，職工宿舍，理髮店，小學，中學等等，無論盈虧都是國企買單。就連城裏的鮮花供應都是鋼廠旗下生活處下屬的花圃種的。我大姨，二姨被新成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招進去了。我母親用了我外公的名額進鋼廠下屬的電務段，我四姨接我外婆的班進鋼廠運輸部，我五姨進集體制企業做文職，我舅舅接我外公班進電務段。
這回你們理解什麼叫戶籍制度了麼？不僅僅是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分，也不僅僅是A城市的人，沒有介紹信不能隨便到B城市去。連工作都是按戶籍分配，工作都是世襲的。我一個前輩阿姨，後來創業成功的女強人，當時讀書的時候品學兼優，夢想就是趕緊到18歲，去寬敞明亮的工廠車間上班，每天和一羣工友有說有笑的上下班，結果分配通知下來了，國營廢品收購站。就因爲她父母都是廢品收購站的員工。我小時候我不明白這些，大了之後讀到前朝戶籍制度和軍戶，匠戶，農戶世代接替，只有科舉才能脫離原來的戶籍的時候，我才明白，什麼叫戶籍制度。
那咱們想一想，這些國有企業承接了一個什麼樣的任務，那就是最快速度消化所以青壯年勞動力，不論工廠能不能承受，只要你接申請書，寫上父母職位及所以個人信息，幾天之後就去上班。而且上崗之前沒有任何專業勞動技能的培訓，進廠之後跟着老師傅，邊學邊幹。而且國企要負責所以員工的一切生活，吃有廠辦食堂，住是廠辦宿舍，看電影是廠辦俱樂部，一切都和國有企業掛鉤在一起（當然，這裏有很多是需要付錢的，但是這些都是企業辦的，來消費的都是企業員工，吃過大鍋飯的人會真正計算利潤麼？會積極而負責任的管理麼？）。別說鋼鐵這樣的強週期行業，你就想一想那些超級傳統大公司，福特，豐田什麼的，這麼幹能抗得了幾年，而且人員嚴重超編，勞動技能基本不足。
但是國家那時候是怎麼許諾的，廠子就是你們的家，有廠子一天，就有你們一天的好日子。
如果沒有國退民進，如果沒有下崗分流。那麼就這麼再搞幾年下去，這個國有企業被它被不應該承擔的責任拖垮之後，這個城市除了暴力犯罪和滿城的恐慌和絕望還能剩下什麼？連找塊土地自耕自食都不行，因爲你拿的是非農戶口，國家不會允許你有土地的。
手術痛不痛？痛！但是大病來了不手術會死人的，那你該怨恨醫生還是該怨恨那個讓你得病的人？
如果改革有罪，改革過程中的不公平是罪惡，那麼把一切引上不改不行道路的人是不是原罪！
而且下崗大潮並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麼沒有人情味，政府再過份，再勢利。總要考慮人民的承受能力，不然這麼大的舉動會引發什麼樣的社會反應？那年月，集體上訪，工人包圍市政府要求市長出名處理糾紛幾乎一個月一起。那時候和現在不一樣，工人是神聖的，而且WG造反時候的轟轟烈烈纔過去幾年，人們沒事組織個遊行什麼的，經驗充足。像現在這麼對付上訪羣衆的事，當年是沒有人敢幹的。所以，政府盡了最大可能減少衝突。
減員減的都是外圍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主體的人員超編部門。而且想辦法儘可能安置新崗位。同時雙職工家庭都在超編部門的，保一個去一個。大量女性下崗，男性留着崗位上。
比如說，我二姑和三姑，那是直接就下崗了，因爲那些部門超編所在太嚴重了。但是我父親完全不受影響，我母親主動要求調到比較缺人的部門（這個過程有私下走人情），最後也沒受影響。我四姨和我舅舅沒受影響，我五姨和老姨受影響，但是我五姨夫和老姨夫留下了。我大姨和我二姨情況還和他們不一樣，因爲她們一開始進的不是鋼鐵廠主體，而是集體所有制部門。下崗之前的兩年，廠裏早就發不出一分錢工資了。廠子已經名存實亡了，下不下崗就是名義問題。而且這樣的員工下崗在總下崗人羣裏是多數。還有當年企業虧損連連，名義上沒下崗，但是實在沒有收入，自己離開企業的也很多。
好了，那問題來了。那麼既然很多人的工作已經名存實亡了，還有很多人，雙職工下一個留一個。爲什麼社會問題還是那麼嚴重？以死相逼，自殺身亡的報道在那段時間經常出現？
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身份的喪失。作爲一個國企職工。你的企業沒有能力給你發工資，但是你的身份還是國企職工。那麼你可以享受生病了去職工醫院低價甚至是免費就診。你可以享受企業的福利分房。你可以在企業退休之後按月去拿養老金（那時候還沒有大範圍的社保制度，職工的養老金直接由企業支付）。你的孩子可以去上企業下屬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家裏缺什麼少什麼了，可以去企業申請，企業有多餘的就可以給你拿回家用。你外出辦事，企業會給你一份介紹信。所以，沒有工資，生活還能繼續，大家心裏都以爲這是暫時的，可能明年一切就都好起來了。工廠會復工，工資會補發。國家怎麼會不管國企膩？但是下崗那一瞬間，所有的期望和夢想就都破滅了，身份也沒有了。再沒有免費的房子和免費的醫療，以及其它的一切！
一個是出路的缺失，這些下崗職工沒有好的安置去處，而且女性居多。她們能幹什麼？剛割了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奶奶生病需要補營養，我爺爺買兩隻活雞在家養幾天的時間都不敢讓外人知道，怕被說搞計劃外經濟的年月纔過去不久。擺攤做生意只是很少的人敢想敢幹的事情。而上崗之前沒有勞動能力培訓。下崗之後是安排不少技能培訓，但是誰都不願意接受。比如我三姑，在花圃上班好幾年，到現在家裏養花都養不活！這些人到底要怎麼辦，幹什麼？他們習慣了國企思維，想都不敢去想。有技能的但是過的更好，比如說我二姑父是X鋼廠旗下第二宿舍國營食堂的廚師，一手好廚藝。後來食堂被個人承包之後，繼續留在食堂，收入不減反增。但是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
現在讓我評判當年那場讓我全家痛苦的回憶的時候，我會用我爺爺的一句話，那時候我二姑馬上要下崗，來家裏求我爺爺託關係留在幼兒園。我爺爺知道根本沒有辦法。在家長嘆一聲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其實我爺爺的意思是後悔當時選擇讓我姑姑們去做清閒沒有技術的工作，要是去繁忙的國企主體，可能還不會被裁。但是今天我們看完整個歷史，這句我覺得還有另外的意思，既然早就知道國企背不了這麼沉重的包袱，爲什麼不早點用市場的辦法解決問題，一定要找一個自以爲可控的大筐把所有人裝進去，而到最後又不得不加倍所有人的痛苦把他們甩給市場！）
那麼國企改革之後，隨着大量人員失去職工身份，免費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金不能繼續涵蓋他們。那麼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就只能用市場化的辦法解決。不能分配，起碼得讓人家買得到，買得起！
這兩天又看了很多評論，有的評論在承認了朱的國企改革之後，有些家庭拿到了在當時算是不菲的一筆買斷工齡的錢之後又指出，朱的改革給現在的養老金緊張埋下了禍根。還有很多小夥伴抓着當時造成的陣痛說他是大奸大惡。
但是我要說是，縱觀全世界，現在過得好的國家基本上都是重視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國家。計劃經濟的模樣參加朝鮮。在當時計劃經濟已經註定失敗，那麼改革就是如何領導人民有序的從計劃經濟裏撤出來，走到市場經濟的正規上去的一次轉變。這和戰爭中註定要失敗的軍隊撤退是一個道理的。爲了大多數人能被保全下來，一定是有人要明知是死也要逆襲敵軍的。也一定有人要去斷後給大部隊爭取時間的。那麼被精簡下去的員工和被出售的低效國企就是這麼光榮犧牲掉的。如果沒有人犧牲，全部綁死在一起的話，那麼後果就是俄羅斯那樣的崩潰療法。俄羅斯人民在那場變革中一樣被犧牲掉了，而且犧牲的範圍比我們要大得多，同時因爲改革肥起來的權貴階層暴富比我們還要嚴重。最後的結果是中國國際地位一步步在提升，俄羅斯的地位一步步在下滑。
那麼當時把必須要分流的人徹徹底底的犧牲掉，連養老金都不管的話，且不說當時社會是怎麼樣的動盪，就是於情於理也沒有辦法讓人接受。那麼承諾了給他們養老金的話，今天就必然有負擔。本來就是兩難的局面，誰來做都是得罪人的。講句良心話，即使以我們今天看到全部的前因後果之後，讓我們任何一個人穿越到那個時代，你坐到那個位置上，按照現在的情況。你來進行一次覆盤的話，誰敢講做得會比這樣更好？如果作爲我們這些知道一切的人回頭去覆盤也不能有任何萬全之策的話，那麼要求當時領導改革的人一點錯誤都不犯，要讓所有人滿意。這是不是有點太過苛刻了？
但是不得不說，在那次改革中，很多我的父輩們真的讓人心酸。而且越是優秀的國企員工越讓人難過，因爲對於他們來說，混日子的人好轉變一些，心裏沒有那麼多繞不過去的彎。但是一些最優秀的高級鉗工，焊工什麼的。之前太光榮了，連年的嘉獎，省裏甚至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光榮到頂峯再狠狠摔落在地，心理太容易出問題了。即使幾年後被新崛起的私企高薪請走，他們對那段歷史依舊耿耿於懷。一個隊伍向錯的方向走的越遠就越難回頭，而一旦真的無法挽救必然回頭的那一刻，之前最努力的人往往最迷茫和痛苦。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衆多，歷史問題嚴重的國家。當時的情況就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任何說要完美的畢其功於一役，少犧牲不犧牲，2-3年就把問題全解決了，而且不留任何後患的想法仔細想想看，是不是多少有些幼稚？
繼續吧，咱們接着說房改。
當年我爺爺就是X鋼廠生活處房官辦的基層幹部，管理就是職工住宅和宿舍的分配問題。
爲什麼說當時的福利分房制度是奇葩是鬧劇？原因是因爲，分房子不是看條件也不是看貢獻，看的是兩樣東西，一個是誰家爺們更無賴，誰家娘們更潑婦。一個是看誰手氣好。
聽完簡直不能置信是麼？但是這是真的。
本來在我們心目中，是不是應該誰工作最積極，誰對廠裏的貢獻最大，應該先分房子給誰？或者是，誰家住房條件最差，生活最困難先分房子給誰也算合理。還有就是按工齡也說得過去，那就是我來廠裏二三十年了，馬上要退休了，臨走之前總得把房子給我解決了吧？讓那些晚來廠裏的年輕人們等一等，將就將就，這也算是個理由。
但是實際中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因爲當年福利分房給的是樓房，沒有拿到福利房的只能住平房或者棚戶區。樓房有煤氣，水電，供暖。而且供暖大部分是企業負擔，員工基本不花錢，甚至這麼少的一點個人部分也會被賴掉。不僅僅是住着舒服，而且和平房比，在用煤取暖和日常維護上，費用也是大大的減少了很多。房子其實不是分給你成爲個人的，而且產權是國家的，給你的是使用權，說白了，就是國家租房子給你，每個月收一點點房租。我記得我家當時住的那個單元，一共21戶，欠房租不交18個月以上的就超過15家。經常有管理員上門催房租，根本催不來。爲什麼？那個時候什麼個體戶，公務員都沒面子。工人階級最光榮，那麼政府和企業敢因爲錢的是逼工人離開企業分給他們的房子？那和找死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經常看到WG裏提到的關於地主，富農，貧下中農的劃分是針對農民和出身的劃分，實際上當時最根本的分法是“工農兵學商”，農民分幾等那是細分，工人根本不分這個，出身一樣的情況下，大家一樣是最光榮的。兵，學，商都是等而下之的）
這樣的情況下，我奶奶就總埋怨我爺爺實在，說你看那麼多人家都不交房租。爲什麼我們家按月按時老老實實的交這個錢，反正誰也不能趕我們走。
最開始，房管辦分房子還是所有職員一起做表格，統計各單位人數比重，再參照單位貢獻程度進行分配總數。比如說人數最多的單位和像爐前都最重要的單位多分，剩下的再按比例算。還是公開透明的，但是後來個單位實在鬧得太兇，沒有辦法，只好改成領導閉起門來刷刷的分好。然後直接一公佈，今年各單位按照什麼算法分的，誰也不許問。問了也不解釋。
指標到了個單位，鬧劇就開始上演。哭窮的哭窮，賣老的賣老，拍胸脯說自己對單位貢獻最大的說貢獻。給誰不給誰，根本講不出個理。這邊剛有人悄悄給領導送了禮物，領導還沒敢收膩。那邊就有脾氣暴躁的員工拿了鋼管甚至是刀子往領導辦公室一坐，來吧，領導！今年要是再不分給我，你就拿刀砍死我好了！你要是不敢砍死我，還不分給我，那就誰也別分。我要是看見你分給別人不給我，我就弄死你。領導晚上一回家，門口蹲着兩三個員工家的老婆，我家條件差，沒地住了，你要是不分給我，我就住你家裏！！！
你是領導你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只有一個，抓鬮！！！賭運氣，抓到人有房子，抓不到誰也別怪！
於是最後每年那幾個名額，照顧一兩個馬上就退休，德高望重的，分幾個給誰也惹不起的愣頭青，剩下的大家賭運氣分。這不是笑話，這就是事實啊！
而且就算這樣的話，房子夠分也還好。但是家屬樓和工人住宅這種東西，因爲不能買，那麼低的一點房租也收不上來。根本就是賠錢貨，企業沒有動力去多修多建。每年都有新增工人，老員工還有一大羣沒分，新員工就一直排着。別說現在很多年輕人沒錢買房子，那年月就是有錢，你也買不着，排到40歲能分着那都是幸運的。這還是在X鋼廠或者是鐵路等有財力的企業和部門上班的員工，那些在集團所有制小廠子上班的人就更是遙遙無期了。
現在不是都說，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是費用麼？那時候，房子就是個徹徹底底的問題。錢是根本解決不了的。
現在很多人吵吵鬧鬧的說，還是那時候福利分房制度好什麼的，那就是氣話。倒回到那個年月，一樣是熬到中年以後纔能有房子。而我這樣的倒是不介意倒回去，爲什麼？因爲我爺爺管這個，從我爺爺在取消下鄉返城之後，我家就一直都樓房，而且哪的房子最新，地段最好就能搬到哪去住，整個房管辦的員工都有這個福利。如果那時候不改革，我畢業通過關係進入我爺爺所在的房管辦一點都費勁，如果那樣的話，現在所有富二代都得求着我私下賣分房指標給他們，我早就逆襲成爲高富帥了！！！你說這樣的制度被淘汰掉冤枉麼？這種住房分配製度不應該改革？
於是住房分配製度進入到了改革的範疇。而且當年的設計完全是按照新加坡的制度在進行。就是商品房，保障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一起上。商品房賣高價，掙富人的錢，那這個錢去給普通人建保障房，最後實在買不起的住廉租房。同時國家和企業用公積金和住房補貼來轉變之前福利分房的承諾。這個夠無痛夠合理了吧？
但是爲什麼鬧到今天這個地步？誰該來爲這個規劃的很有人情味但是最後卻變味了的過程買單？
98年23號文件鏈接
中國房產七年治政
這些很人性吧！
但是，朱在2003年3月卸任，
2003年6月，
2003 房改變奏，經濟適用房“讓位”商品房
2004 經濟適用房陷入困境
2005 高房價引發房產調控，經適房陷入存廢之爭
2006 經適房政策醞釀變局 可能租售並舉
爲什麼1998年到2003年企業和員工集資自建住宅還存在，爲什麼執行了5年的東西，在某人卸任之後2年的時間裏就執行不下去了？在過一個5年之後就出現存廢之爭了？
是誰在通過法規和文件，一步步抹掉經濟適用房地位的，是誰大力推動商品房，在經濟適用房分配中造成大量不公平現象的？這就是答案，改革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繼任者有沒有按照規劃者的安排執行和保證公平是關鍵。把髒水潑到十幾年前開啓一起的別人身上就是爲了掩蓋後來的無能和失敗。
其實說句實話，住房和醫療這兩項。除了那幾個阿拉伯土豪國和人口少GDP高的北歐三國之外，幾乎全世界的人民就沒有對自己國家的住房和醫療體系是滿意的。比如說美國，奧巴馬的全民醫保改革鬧得沸沸揚揚，最後不也是兩邊不討好？新加坡的住房體系設計的夠合理了吧，但是依舊有很多人對現在的居住條件和住房體系還是不能完全滿意。
具體說得醫療改革這塊，我小的時候幾乎不生病。就住過一次醫院。是因爲在幼兒園的時候集團食物中毒了。我們那個幼兒園對面就是那個片區最大的醫院，那時候三甲醫院什麼的好像還沒有這種概念，除了幾個大醫院就都叫xx門診。於是幼兒園安排我們集體去那個門診就醫，一邊趕緊通知家長。集體確診之後，應該是留院觀察和輸液，但是問題來了。我家的戶口地址和我的病情決定我不能在那個門診進行留院觀察，必須去我家地址對應的一家醫院去住院觀察，於是病得迷迷糊糊的我和幾個家庭住址臨近的小夥伴被帶上車轉院。那個痛苦和折騰我現在都有印象。
那時候，市裏有市裏的醫院，X鋼廠有X鋼廠總醫院和下屬的小醫院，礦務局有礦務局的醫院。你是那個單位的就只能在哪個醫院就醫，不然好像就得自己全額承擔醫療費用。這個合理麼？
城市裏還好一些，那些家是農村戶口的親屬當時一生大病就得來我家請我爺爺安排就醫，而且醫藥費好像都要自己承擔。城市以外的很多地方，鄉村診所的醫療條件簡直差到不能想象，平時發燒感冒只能自己買藥吃，或者找些赤腳醫生來看病。
現在一說當年醫藥費怎麼便宜，醫患矛盾少。那是沒有辦法啊！有地方看病就不錯了。哪像現在有這麼多選擇空間，而且人們的醫療意思也進步了，所以纔有矛盾。
當年我小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出現人口多，醫院少的矛盾了。很多退休之後的醫生自己開些小診所，有沒有正規手續我現在沒法證實了，但是看當年那些診所的條件和位置，我估計是很難有正規執照的。還有很多護士業餘接私活，上門給病人服務，都是住院太麻煩，醫院牀位緊張的原因。哪有現在這樣衆多社區門診就在家附近，隨看隨走的便利條件啊？
而且醫療改革確實是當年各項改革中尾巴留得最多，爭議也最大的一個，尤其是藥價在醫改之後的大幅上漲。但是說點公平的，治病救命這種大事，從古到今都是個開銷巨大的事，古代有多少人爲了救親人一命，抓幾服藥就借貸或者砸鍋賣鐵的。醫療從來都是個高消費的事。現在中國的醫保覆蓋率和報銷比例和那些發展得比較好的強國是差上一大塊，但是比比印度，巴西這些和我們起步差不多的國家，你就知道能像現在這樣就很不容易了。
當年那場改革的主題其實就是市場化，而這個也不是某些領導人大手一揮就選定的，而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和宿願。你回過頭去看看當年遍地的小診所和所謂的退休老軍醫，老中醫的受追捧程度，和滿電線杆子的X病治療小廣告你就知道了，醫療市場化已經開始不能被阻止了。
但是真正醫療徹底市場化，不搞現在的以藥養醫行不行？其實那個時候貫徹了，現在的爭議可能會少些。但是人們別的可以不計較，但是在生與死之間這種大事其實絕度市場化真的很難執行？像歐美那樣發展私人醫院和私人醫生行不行？也行，但是憑什麼你有錢就可以享受一對一的醫療服務，我們窮人就必須去擠公立醫院？這個東西當年的人民羣衆能不能接受？看看現在的情況就知道這個不是那麼好辦的。所以就出現了壓低掛號費和診治費，提高藥價來維持醫院的盈利能力的辦法，保持一個比較廣泛的醫療面積。導致現在出現看得起病，但是治不起病的情況。
所以現在回頭再看醫療改革，市場化的方向這個選擇一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具體市場化的範圍和方式上，導致今天這個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爲醫療領域的改革是市場化最不堅決的一個結果。
醫療改革除了大方向正確之外，可能是那場改革設計中最不理想的一環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關注，小弟無以爲報，只能抓緊更新。在10，1假期結束之前把這個答案完結了。
那麼再說就說得分稅制了，當年爲什麼要搞分稅制改革？大的方面無非以下這麼幾種。
首先是市場和民營經濟的崛起讓之前依賴國有企業的中央財政出現了嚴重困難，稅收都留在了地方，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那麼經濟調控能力和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就都出現了下降，這個現象在我們這個有上千年強中央，弱地方傳統的國家裏不是被接受的。
其次就是市場化大潮導致了各省份之間經濟實力和生活條件的嚴重不平均，中央需要大量的錢進行轉移支付等平抑地緣差異導致的發展不均衡現象。
最後就是國家和人民對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因爲有了市場，但是交通運輸和通訊不發達的情況下，市場是不能良性發展的。
這個改革需不需要？簡直是太需要了，看看現在那些和我們同時起步，或者早起步的國家。只要是強地方，弱中央的。基本都是發展一段時間就陷入瓶頸期了。典型的就是印度和菲律賓。印度有那麼多的人口，爲什麼不能像中國這樣爆發人口紅利？爲什麼除了軟件業，其它的輕重工業都發展不起來？基礎設施太爛了。原理運不進去，成品運不出來。除了只靠網線傳輸產品的軟件業，他還能幹什麼？
我去年在菲律賓的時候遭遇颱風，正好我所在的那個島是重災區。我離颱風中心經過的位置直線距離是100公里左右。斷電23天，手機沒信號28天，斷網36天。公路，橋樑全毀，食物物價飛漲。銀行沒法營業，人們取不到現金。也不知道救援物資什麼時候能到，超市，糧倉全被災民搶奪一空。爲了不出人命，軍隊把城市裏的人口全清到城市外面的帳篷裏去住，市區全部軍警把守，任何人不能入內。那幾個月簡直我都要瘋了，靜下來的時候一回想，當年汶川救災的時候，我還天天在大罵政府救災不利，效率低下無能。我感覺我那時候真是個沒見過世面的腦殘。
如果不搞分稅制改革，中國在那個年代有沒有大的私人財團，鐵路誰來建？高速公路誰來修？電網誰來升級？通訊基礎設施誰來搞？地方政府肯定會搞一點，但是基於當時已經出現的地方貿易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出現，這個省網之間的連接誰來做？
所以如果沒有分稅制改革的出現，大型基建就不可能開工。我們現在可能就是另一個印度，繁華的就是那麼幾個大城市，其餘的城市規模都會非常小，鄉鎮經濟更是沒有辦法大發展。一有點水旱災什麼的就得社會動盪，更別說大的天災了。
而且不進行分稅制改革的話，現在的中西部和偏遠地區要怎麼辦？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就只靠東南沿海城市支持的話，再過幾年回不回出現發展瓶頸和地方分裂勢力的擡頭？
所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出臺，中央和地方重新劃分了稅收和比例和各自負責的稅收使用範圍。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事權與財權的重新劃分。按照分稅制改革方案，中央將稅收體制變爲生產性的稅收體制，通過徵收增值稅，將75%的增值稅收歸中央，而地方只能獲得25%的收益。中央政府負責國防、外交、轉移支付、戰略性開發等預算開支，而地方政府則負責提供普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那麼改革是必然的這個確定了，那麼我們再看看當時的改革是不是搞一刀切，強制執行等不合理情況了麼？
晚飯前，朱鎔基把財政部部長及地方預算司司長叫到他的房間。手上拿着廣東省給他的兩張表格，核心內容是包乾體制10年不變，地方財力是什麼樣的；實行分稅制後的10年內，中央將從廣東多拿走1000多個億。他表情嚴肅地說：看來分稅制是搞不下去了，將來拿地方這麼多的增量，如果廣東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龍”，就成了咱們的罪狀。此後，他焦急地在房間踱步。
地方司長對朱鎔基說：“按照已經修改得的方案，廣東帳口徑不對，因此誤差很大”因爲分稅制已經確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並會給地方一個增長率，分稅制中央會從廣東多拿一些財力，但是將營業稅留給地方，也會給地方帶來相應的增量。朱鎔基要求當晚做出10年兩種體制的測算賬。已經是凌晨1 點，朱鎔基還等。做兩種體制10年稅收測算，大大小小稅種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們一夜未眠，直到早晨開會之前才算出來。最後測算的結果，中央從廣東所拿財力少了300 多個億，但是分稅制之後，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財力也會有更大的增長。朱鎔基放心地笑了，因爲這樣就不會因此影響廣東的開放，和追趕“四小龍”。
當朱鎔基提出可以以1993年爲基數時，財政部的劉仲藜和項懷誠都不同意。他們的理由也簡單，第一，認爲只能以1992年決算爲基數。因爲談判時間是1993年9 月，還有3 個月才作決算，數沒有出來，以1993年爲基數，賬不好算，到1994年四五月份才能算清楚；第二，有個很大問題是各個省要做手腳，基數的東西歷年來都是歷史的，從來沒有預知的、將來式的。1980年是按1979年底的電報數爲基數的，1985年那次是按1983年的決算數爲基數的。以前都是靜態基數，這次竟然弄個動態基數。而且財政部擔心的事情後來也真的發生了，1993年最後的基數確定之前，各省都做了手腳，目的就是爲了少上繳稅金給中央。但是我們能在當時的記錄裏看到，這個分稅制改革也沒有完全不顧地方發展的需求，直接硬攤派，一刀切。雙方也是基於各自情況，相互妥協了的。
那麼最後分稅制改革的效果，我們現在是看到了，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領先於世界同期水平的，這給進一步市場化和人民生活都帶來了好處。那麼問題有沒有？
當然是有，因爲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可以設計一個完全沒有缺陷的制度。
當前我國分稅制存在下列弊端：其中第二點和第四點有關於稅制和法律，我不是非常專業，這個不就隨便評說了。我就說說我目前能比較確定的看懂的第一點和第三點。
首先，分稅制改革沒有做到事權與財權的科學統一，中央政府稅收比重過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汲取能力。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將增加財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開發方面，導致土地價格不斷上漲。
其次，分稅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稅，並且從生產環節設計增值稅具體規則，出現了大量的稅收徵管漏洞。
第三，分稅制改革重點在徵稅比例劃分，而沒有考慮到公共產品投入的需要，這就導致我國在公共產品配置方面出現了嚴重的權利義務不對稱現象。由於事權與財權劃分不科學，導致中央政府在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宏觀調控始終難以發揮作用。
第四，分稅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經濟總量爲基礎確定分稅比例的，沒有充分徵求各地意見，更沒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泛討論，在程序上存在問題。
其實，這兩點可以合在一起說，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一個分稅制改革被詬病的原因，逼迫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導致房價大面積上漲。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最大的理由就是第三點，說中央把稅收的大部分都拿走了，所以我們沒有錢搞地方需要的教育，醫療和住房改革。所以我們靠買地維持地方經濟發展，房價上漲過快都是分稅制的錯。
這個地方我就有點想罵人了，這些地方官簡直有點不要臉。你們推諉責任之前敢不敢先把地方財政的花銷在網上公示出來再講這種話？
爲什麼我看到近年來的地方財政都花在了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上？爲什麼我感覺地方財政大量消耗在沒有回報的新城，工業園區擴張上？爲什麼我感覺三公消費浪費掉的地方財政遠大於分稅制改革之初要求地方完成的醫療，教育和住房投入上？
那些黑分稅制改革的人，你們真以爲不搞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就不會推高低價麼？地方財政如果僅僅致力於改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話，會像現在這麼入不支出？
其實地方財政困難和土地財政的出現，只有一小部分是因爲分稅制改革，大部分問題都出自我過現行的官僚體系考覈和任免制度上。
自古以來，各級地方官員一向是報喜不報憂。原因就是任免制度是唯上的。只要讓上級感覺你在幹活，而且有拿得出手的政績，那麼地方官員纔有晉身之道。真正搞教育，醫療和住房的地方官員是沒有什麼可誇耀的。你身爲父母官，你做這些是本份，是應該盡的義務。你做了上級不覺得你優秀，突出。甚至人民羣衆也感覺你這是應該做的。只有換了個不好好搞教育等等的地方官員，人民羣衆對比之下才能發行前任是多麼靠譜。比如說爲瀋陽興修大二環等工程，同時對民生質量有一定提升的慕綏新，到了馬向東案牽扯到慕，慕被拿下的時候，人民羣衆才反應過來說，這貨貪點我們都忍了，能不能不換人。好歹這是個貪完還幹實事的！！！
所以，還是那句話，本份的不一定被重用，因爲人吃豬肉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只有那些做了本份之外的大工程的纔會被重用，因爲豬要是吃了人，纔是大新聞。
所以近些年來，各級地方官員熱衷於大拆大建，玩命的搞工業園區和XX新城纔是地方財政入不支出的關鍵。爲的就是博眼球，有話題性和受重視。
只要一天這個風氣不扭轉，你給地方財政留多少錢也是不夠花，土地財政也是早早晚晚要出現的。
所以，現在的評論裏對分稅制改革的詬病其實比對醫療改革和住房改革都要冤枉。因爲後兩項是政府和市場雙軌制並軌到市場化道路上一定會出現的問題。而分稅制改革的成功和設計的合理性遠強於醫療和住房，但是卻爲地方政府的問題背了最大的黑鍋。
假期馬上就結束了，最後一個更新。
我這個答案基本上沒用什麼專業詞彙和經濟學術語。原因是覺得掰邏輯和拗概念評說這段歷史的人已經很多了。我只想從一個親歷者的記憶說說這場改革。因爲看得見摸得着的事實和生活中點點滴滴才能比較明顯的反應一些改革中的好處與問題。
尤其朱老在改革中最難得的一點都是親歷第一線，邊摸情況，邊協商處理問題。這種務實的態度如果只是從冰冷的數據和改革去解讀，也有點對不住他的努力。
關於改革的其它方面我就不再多寫了，因爲知乎的答案是有字數上限的。我已經幹過兩次答題答爆了情況。這次擺事實就擺這些好了。現在說說結論。
題主在問題中提到王安石的改革，雖然對王安石改革的認知有點問題，但是王安石和朱還真有點可比性。就是後世爭議比較大，那麼我們就從這說說。
中國歷史上搞改革出名的人物有這麼幾個，商鞅，王安石，張居正。商鞅和張居正都是執政時期無比風光，死後被清算。王安石是活着的時候就離開相位回鄉隱居。尤其是王安石先任參知政事，之後才拜相，主持完變法的關鍵時候之後就離開朝堂，而且新法在他生前就一直爭議不休，這和朱最爲類似。
但是有意思的是，和王安石還有張居正在位時期的皇帝最後都被稱爲神宗。
根據《諡法》可以看出來，後世給予兩位皇帝這樣的諡號，其實是承認了改革成效的。但是爲什麼王安石活着的時候就遠遠比不上張居正風光？後世張居正的改革幾乎沒有質疑，而王安石的卻飽受爭議膩？原因很多，最關鍵的只有一個。皇帝的支持度！張居正改革的時候，皇帝還小，幾乎沒有發言權，商鞅改革的時候，秦孝公鼎力支持，只有王安石的時候，宋神宗過度愛惜聲名，對改革過程中的反彈和問題又極度敏感，沒有完完全全的力挺王安石，但是神宗死後，司馬光才廢掉新法，而且之後的皇帝反覆起用新法，說明當時的新法有效性是不容質疑的。
神：壹民無爲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無方曰神；聖不可知曰神；陰陽不測曰神；治民無爲曰神；應變遠方、不疾而速曰神；道化宜民曰神；顯仁藏用曰神；則天廣運曰神。
其實，所謂改革在古代主要就是在權貴和平民之間重新切一下蛋糕，平抑社會矛盾，激發平民的活力和生產力。改革從來都是得罪人的事。所以商鞅被車裂，王安石憂鬱而終，張居正被挫骨揚灰。
而朱火線上任，以副總理和總理身份推行改革10多年，能有現在的結局和評論已經是歷史上重要改革者中少見的了。（太宗改革請和參考漢世宗劉徹，清世宗胤禛，後周世宗柴榮等）可以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從新中國的改革歷史和邏輯來看，鄧公不是一個堅定的市場主義者，鄧公是一個堅定的實用主義者。撥亂反正之後，第一時間力求穩定，有什麼用什麼。北方多大國企，那麼就把人羣先裝進大國企穩定下來。蘇南和江浙有小作坊和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的苗頭，就着手培養。東南沿海有外資能拉進來，那就馬上搞特區拉外資進來消化勞動力。南北中，三大塊，三種模式。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的試驗場的同時，消化掉了大量不穩定因素。所以鄧公無疑是成功的。而且作爲真正的掌舵人和後來政策被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他的改革幾乎毫無爭議。
一場大實驗下來，加上蘇聯解體，東北過完復工的蜜月期之後，全面遭受困境，市場化暗流在全國涌動，繼任者的任務其實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市場化這一條路。而繼任班子也極有特點，蛤蛤是外來戶，只有在蕭規曹隨，在大方向上保持正確，地位才能穩定。大鵬背景複雜，遊走於各派系之間，平抑爭端。朱親歷各種一線真抓實幹，把之前所以實驗性的雙軌制一律推進爲市場化一軌制。
而且蛤蛤的最後一任之前，已經完成了一個過渡人物應盡的職責，他要搏一搏身後名的話，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力挺朱。這個蛤蛤基本上是做到了。
而朱和麪臨的改革和古代的改革還不一樣，不僅僅是在權貴和平民之間重分蛋糕，還有做好市場這塊新的大蛋糕。這這種分配和發展中，伸過來的黑手和動的小心思，他是很清楚的。所以，邊改革邊玩命反腐。改革中國資賤賣之類的問題其實誰來了也避免不了，但是他已經在盡力的堵住一切可能出現的窟窿了。總得來說，大方向完全沒問題，細節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兼顧。但是問題是在現有政體下，再優的方案也有死穴。
就拿分稅制來說，今年3月份，中央就要求地方突擊在一二季度之間加大政府支出，拉動一下經濟。果然在8月份宏觀數據出來的時候，效果就不好，但是到了9月份，3月份的投入出現了一點作用，數據又上來了。但是問題也出來了，剩下兩三個月了，地方怎麼收稅也平不了今年的收入和支出了，那麼只能在稅收之外打主意，保證年底不出現赤字。而且還有問題就是這麼大一個國家，這樣一刀切的安排，一定會出問題。有些復甦的早的地區不需要突擊花錢，但是你敢說我行，我自己安排，不按你這個方案做麼？這樣的話，一定會出現地方財務問題和調控過度。這是政體留下的根源問題，不是簡單分稅制設計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我們是個民選政府膩？各級市長和省長是普選出來的膩？他們就可以不唯上啊！我是我這個區域人民選出來的，上級不能隨意任免我，那我說話底氣就足，該做的不該做的，我都敢說。現在的政體只能是聽上面安排，合不合理都一律照辦啊！
所以朱的改革不是什麼新政，其實就是按照世界上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現狀進行模仿，推動市場，相信市場。但是改革中很多舉措碰上政體問題會失靈的情況，他是無力改變的。這是後來政策執行過程中必須出現負面效果的根源，而不是改革本身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繼任者的問題，中國的改革一是幾十年積弊深重，二是人口多，體量大，三是地區差異大，問題複雜。所以3-5年，不留後患的改革完畢是根本不可能的。需要一任接一任的持續深化，很多前一輪改革出現的問題是不可能退回去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進一步的改。越往前路越寬。
但是朱之後的繼任者出現了在改革方向和手段上的搖擺。鄧的時候，是實驗性質的改革，範圍小，時間也不長。錯了隨時叫停再看。朱的時候全面市場化剛起步，也還容易控制。但是入市之後，和全世界經濟關聯度變高，國內市場規模也上去了。市場本身的波動和邏輯開始挑戰政府的權威了。繼任者顯得信心和勇氣都不是很足，對腐敗問題也沒有持續高壓控制。對市場變得不是尊重，而是過度警惕。這樣的行爲也在一些領域毀掉了之前朱的努力，最後把這筆帳算在了朱身上。
就像宋神宗在面對徵西夏失利之後的過激反應毀掉了王安石好不容易建立的權威一樣。最後後世三修《神宗實錄》，把黑鍋按在了王安石身上。
所以說，繼任者對前任改革遺留的問題採用了退回強調政府控制力這種堵的辦法，而不是深化改革，積極應對市場挑戰這種疏導的辦法，也是我們現在會看改革感覺問題多多的一個方面。
看現任政府重新走回到一手反腐，一手深化改革的路上，也可以從側面說明朱時期的總體思路更爲優越一些。
最後要說的是，總結這部分有個人觀點和色彩，大家隨意看看就好。
但是總的來說，評論一段改革，不能僅僅看一時一地的得失，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可能有完美無暇的改革存在。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大象難跳舞，船小好掉頭。改革開放這些年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長足進步，這個已經殊爲不易了。只是希望大家在看待某一段改革的時候，總要對比一下改革前幾十年，改革後幾十年這種縱向的歷史脈絡，同時也看看和我們前後差不多起步的國家的好壞得失這種橫向的對比。一橫一縱都對比到了，才能相對公允一些。
而且，看看歷史上現在被絕對肯定的改革者的下場。也請對改革者寬容一點，墨守陳規，按部就班的代價低得多，敢冒死開啓改革的，只要不是胡來都應該被尊重，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去面對改革中無數的爭議和質疑的。當改革不受尊重和支持的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國家僵死的一刻。
崇禎急功近利一朝五十相，嘉慶怯懦坐困一朝仿祖制。最後都葬送了大好河山。不改是死，瞎改也是死。我們能有今天其實應該感謝爲了改革付出心血的每一個人。我們可以不滿足於改革的深度，廣度和速度，但是千萬別說什麼推翻一切改革成果退回到那個均貧社會的傻話，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在什麼樣的國度裏都是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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