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自己擺滿書籍的寫字桌，邱聞有些迷茫。
最近他沒心情看書，而是在本上胡亂塗鴉。
“我不用坐班，幾點都行。”約見面時間時，邱聞在電話裏說。
11月初，一個工作日的下午4點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館裏。
他說“不用坐班”有兩層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點多鐘，就可以回家，工作時間自由；二是在辦公室，自己經常站着—總坐着實在膩味了，屁股痛。
採訪時，這位當了兩年多基層公務員的人民大學高材生，好幾次語速飛快地插話打岔。他解釋，成天和四五十歲的人坐在一起，特別想找一個年輕人說說話。
說到這兒，他搓了搓腦門，目光呆滯看向窗外，蹦出一句無厘頭的話：“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親眼見過，像大話西遊裏重返過去的片段。”兩個多月來，他時常做這種電影閃回般的“白日夢”，推測可能是“每天重複單調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試圖與一種無形的力量抗爭，讓自己的公務員生涯“過得更有意義”。然而，他覺得快被打敗了。
“不想累得跟孫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寶盒，邱聞依然會堅持當初的選擇。
從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爲“拔尖兒的那種人。”他的家鄉在北京市一郊區縣的農村，父母都是農民。高中成績穩定在區重點的前三，順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績，去清華北大綽綽有餘，填報志願時卻並沒考慮。
“萬一差幾分呢？我可不想復讀。”他說。他認爲自己是求穩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兒，儘量規避風險。他承認，這多少在潛意識裏影響了的求職選擇。
大學四年過得很迷茫，一直“沒想明白未來的路”。畢業季，班裏的同學基本選擇出國、讀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銀行。家裏並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壓力大，他英語又差，也放棄了。
他隨了大溜兒，拿到兩個銀行的0ffor，最終和建設銀行簽了合同。他並沒有太大熱情，“歸根結底是個服務行業，每天的重複性勞動多，創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圖書館，抱着公務員複習資料埋頭苦讀的人也不在少數。班上近大半同學都參加過國考，也有人成功進入了財政部、發改委等單位。他的老家，沒有幾個大企業，公務員被視爲一個穩定而體面的工作。邱聞既想試試，又有點抵觸，“也許是負面性的報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車回家，鄰座一位大哥隨口開導他：“不嘗試一下，怎麼知道實情。”邱聞琢磨—反正工作已經定了，那就試試唄。
兩週後，他草草複習便參加北京市公務員考試。目標是一個鎮政府的崗位。因爲是郊區，競爭沒有中心城區那麼激烈，一共60多人報考。他以筆試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績進入面試。本應是三取一，可排他後面的兩個人沒來面試，棄權了。接到錄取通知後，他把一系列巧合歸結爲“命運的安排”。
他交了違約金，和銀行解除合同，畢業後成爲了一名基層公務員。
他並不覺得可惜。工作所在地離家不遠，父母歲數大了，身體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裏，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媽，“這比賺很多錢更重要。”
除了家庭，還有一個因素。在銀行實習的時候，他時常看到客戶衝着櫃員、大堂經理爭吵甚至責罵。如果他選擇在銀行工作，入職第一年，基本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還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孫子似的。”他說。
座位之爭
邱聞是幾年來鎮上唯一新入職的公務員。
他的部門是宣傳信息科，負責信息發佈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個人。
原來的科長調入區裏任職，空出了個崗位。科長的職位，卻暫時沒人頂替。兩位同事，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女士負責網站，是事業編；另一個女孩沒編制，協助幫忙。
邱聞很快發現，兩位同事態度不冷不熱的。“按資歷，她倆是我的前輩，比我有工作經驗；按編制說，我是科裏僅有的正式公務員，擁有升職機會，而她們沒有。”
很自然的，年頭最長的事業編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長”的權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寫鎮秋季運動會。他按照網站上的範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給“代理科長”過目，換來一陣痛批，說像“xx日，秋高氣爽”這類表達，沒有一點意義，刪。一共兩百多字，重寫。他沒吭聲，照辦了。可總覺得，那態度不像提意見，更像“殺威棒”。
好在，這類工作不算難事兒。科室裏有臺佳能350D的單反，他同時負責拍照片。原則就一條，無論會議或視察，必須保證領導在中間，避免拍到領導眯眼、走神。
除了本職工作，他還有兼職。比如，頂替一個副鎮長的兒子參加高中會考。他心裏不情願，卻不敢說出來。戰戰兢兢到考場才發現，監考老師根本不管。最後考了高分，副鎮長一下記住了他。
邱聞越來越受重視。一有鎮政府內部的飯局，就有幾個部門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邊。他一般會婉言謝絕，而選擇和年輕同事坐一塊。他想保持點獨立性，不想站隊。
麻煩還是找上門來。此前外出辦事兒，接待單位向來都會安排車把他送回去。有次去採寫一個偏遠鄉鎮企業的先進事蹟，不巧，受訪的總經理有急事兒要處理，便撂桌上50塊錢，說留給他打車，轉身就走了。邱聞從沒碰見過這種情況，身上又沒帶錢和公交卡，腦袋嗡的一聲，懵了。
這分明是顆炸彈啊！他趕緊打電話求助“代理科長”。“你怎麼能收錢呢！”不由分說，對方就給定了性。他立馬追上去退了錢，硬着頭皮，讓人家從別處安排了一輛車。
回來時，組織部領導和“代理科長”等候多時，你一言我一語，開了個“教育批鬥會”。“我本來就沒接那錢，第一時間就彙報請示。”他挺鬱悶，覺得“代理科長”“扣頂高帽子，還打小報告。”
不久，因爲座位問題，引發一場暗戰。
科室分爲裏外兩個屋子，裏屋以前是科長單獨的辦公桌，因爲空着，邱聞來的時候便坐在這兒。某天，“代理科長”提議：“咱倆能不能換個位子？”邱聞搪塞過去了。後來，又問了好幾次。他脾氣上來，態度強硬地拒絕了。
他覺得自己早就默認了她的領導地位，沒必要再搞這種形式主義。而且這事關尊嚴，如果退讓，今後就別想在科裏擡起頭來。
此後，科室一有集體討論，兩位“前輩”的意見總和自己相反，他覺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門又進了位公務員，邱聞主動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況纔有所改觀。二比一變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說話的嗓門，也漸漸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慣的，就是“拉山頭”行爲。
筆桿子是如何煉成的
一場硬仗，把邱聞磨成了全鎮第一筆桿子。
他工作所在的鎮，是新興產業區的核心地帶，享受到諸多政策資金支持，算是個明星鎮，經常有領導來視察。
一次，一名中央領導要來鎮裏視察。這幾乎是鎮裏接待的級別最高的領導，邱聞被指定寫彙報材料。
邱聞是被逼着倉促上馬的。這與大學裏成天打交道的財務報表、金融理論已經沒有“半毛錢關係”。
他必須得寫好這份材料，因爲“代理科長”和他，被要求各以一個重點村爲對象寫份材料，兩份材料，擇優錄取。週日，邱聞參閱歷年的資料，從早寫到晚。然後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給鎮領導，又轉到區裏。最終，確定採用他寫的那份。
週一，鎮黨委副書記提出修改意見：結構還不夠精簡，重點不突出，“這次是高級領導來，得提煉出貼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題。”邱聞不敢怠慢，改完又請“代理科長”再修改。
第二天，副書記不滿意，要求邱聞自己改：“像免費公共浴池這類事兒，別的鎮都在做，已經不新鮮，刪。”這次邱聞摸出點門路。當晚8點多改完，副書記比較滿意，稍改便交由黨委書記過目。書記做過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給不少升遷的領導寫過材料，就挑出倆錯別字。
“這是第五次”邱聞提醒自己，“僅僅是個開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別走，書記、副書記去區裏開會，沒準要傳達新指示。”當晚，一位區領導到鎮裏開緊急會議，批評道：“沒有魂兒，只有經驗性的東西，沒有總結性的東西。”坐兩邊的鎮領導們，臉色很難看。最後，鎮黨委書記琢磨出“四個化”，邱聞按着這個大方向繼續改。
第六次，他實在改不動了，因爲村裏的實際情況，很難硬套進這“四個化”裏。第七次，副書記便親自帶着他改。可另一位區領導看了，一句句摳得更細，建議加入民生領域的成果。只得進行第八、九次大改。
兩天之後，市裏派人來開會，又提了一籮筐意見。第二天，大領導的祕書前來主持會議，場面很大，市、區和鎮負責領導一個個正襟危坐，邱聞也參加了。祕書提出，這“四個化”，沒有亮點，得找出能在全國推廣的經驗，比如當地居民和外來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
邱聞很無奈—實際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說一個，他只想到免費發放計生用品。鎮副書記耳語：“人家知道領導在想啥，就按他說的改。”
這一回，加進了“流動人口也可免費進入村閱讀室”之類的待遇。“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兒。”
材料層層遞交，又小改三次，終於再沒人提意見了。“爲這3000字，耗時半個月，前後開了五次大會，一共修改13次。”他總結。
隨後，鎮領導、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練報告的內容。開始是看着紙條念，後來脫稿，要求不能磕巴，還得自然。按照設計，大領導“恰巧”會碰見村圖書館裏看書的一位外來戶，並“偶遇”村口的大舞臺上，一對正在進行婚禮彩排的新人。
視察那天，邱聞級別不夠，沒能去現場。後來這件事兒上了電視，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隱隱覺得，大領導可能也知道這是在演戲。
此後鎮裏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寫材料。
非典型公務員
兩年之後，邱聞選擇離開。
當時，姥姥、姥爺重病一場，他想離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寫材料了。儘管區裏傳來消息，自己很快會被調入區組織部。
他又一次參加了北京市公務員考試，以筆試、面試第一的成績，被老家所在區的某局錄用，隨後分配到一個山區鎮的下屬所。
他笑稱，自己現在是“非典型公務員”。
說是個所，其實就兩個人，在鎮政府的一個小辦公室上班。邱聞的領導，是位40多歲的大姐，性格樸實直爽，平日裏很關照他。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業月初上報的數據，錄入到表格裏，月底發給區上級單位裏。
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輕鬆。
“熟悉之後，這點活兒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爲“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幾天，他就會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時間該乾點兒什麼？他用學習和考試來填補。
起初，他複習大學時期一直想考的註冊會計師，過了一陣忙碌而充實的時光。考下了證，卻又進入沒事可做的空虛期。
這一陣兒，他又買了不少法律專業書籍，準備參加司法考試。本來，他還打算考個金融分析師，一聽說報名費小一萬，暫時放棄了。
他的辦公桌成了課桌，可辦公室卻不像教室。
午休過後，大姐會打打電話，上上網，等待三點鐘左右的“茶話會”。鎮政府各部門有一羣與她同齡的婦女，到時候會三五成羣地聚在這兒，東家長西家短的—誰誰又提職稱了，多賺五百塊錢；某個領導連孩子都有了，卻還買不起房子……
這讓他有點小失落，當公務員就爲那幾百塊錢嗎？怎麼成天就是比來比去這些物質上的東西？
不過，一聽到邱聞看書時有節奏的翻頁聲，大姐便會略有些尷尬地招呼：“小邱，時間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們這兒亂嚷嚷，別影響你學習。”他也早等着這句話呢，應承一聲就快速離開了。
時間久了，每到下午三點多鐘，他就會主動張羅：“大姐，時候不早了，你們先忙着，我撤啦。”
“籃球巨星科比爲什麼那麼成功？因爲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磯凌晨3點的模樣。”他調侃，“你知道我們那兒下午三點多鐘的模樣麼？我見過，天天都見。”他手機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這一路都是觀光景點，他下班回家跟自助遊似的。
去年，他拿出幾年來的工資，父母又出一部分，買了輛轎車。家裏沒剩多少積蓄，可他卻還挺樂觀。邱聞的工資不到5000，單位吃飯一頓一元錢，還提供宿舍，拋開每月的油錢和開支，一個月能剩3000多，“我又不打算買房，日子過得挺好”。
之前，不少領導、同事給他張羅過對象，被謝絕了。他怕耽誤人家女孩。因爲好多事情，自己還沒想太明白。
抗爭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落款寫着：邱聞。
信紙發黃裂口，字跡也快褪色了。大學的迷茫期，他便把這張紙貼在寫字檯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寫上去，是希望能成爲詩句描寫的那樣。幾年過去，四個邊角已經貼了好幾種膠帶。“我老怕粘不結實。”說着，他拿手指用力按了按。
最近心裏的那股浮躁，卻怎麼按都下不去。
考註冊會計師前最緊張的時候，如備戰高考那般辛苦，卻很踏實。每天4點起牀背概念，7點30分結束學習。8點到單位便開始做題。回到家，繼續學習。晚上，他會拿出訂閱的幾份財經類報刊，讀幾篇深度報道。現在，他卻丟了魂兒似的，處於混沌狀態。
清晨5點30他準時醒，卻賴到6點30再起來。6點45穿好衣服，開始發愣，陷入沉思，卻“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續到7點半。扒拉兩口早飯，8點鐘慢悠悠出門。
到單位，他刻意堅持擦桌子這個習慣，是爲了“證明自己還活着。”8點45，他打開電腦，點開門戶網站，登陸QQ和微博，看看新聞和朋友們的動態。
過了上午10點半，他甚至有種“這一天該過去了”的想法。他同樣會在白紙上寫些司法考試的筆記，卻總有點鬆懈。有時候“座談會”中午就開始了，他不想聽，便出去壓馬路。
捱到下午3點多，逃離座位。吃完晚飯，陪母親看新聞聯播，自己主要是爲了等之後的天氣預報。臨睡前，他還會翻翻財經報刊，因爲心不靜，深度報道一律不看。
晚上9點鐘，爲了趕緊結束混沌狀態，上牀睡覺，睡不着眯着。
他的目標感，越來越不明確。
他最欣賞的財經媒體人是胡舒立，那個被稱爲“亞洲最危險的女人”的總編輯。說起來，他學的是經濟，也幹過宣傳，可走的路，離他嚮往的越來越遠。
邱聞臥室裏有三張桌子，其中兩張摞滿近百本書，大部分是經濟金融類著作和企業家自傳。他經常做讀書筆記，但最新的一頁更像是塗鴉：長江商學院，男人幫，前途，入黨，結婚，編制等等，結尾處，有一個很小的、歪歪扭扭的“混”字。
高中的時候，他想未來幹一番自己的事業。
高考結束，他開了個補習班，給幾十個初中生補課，賺了3千多塊錢。現在，還時不時蹦出點想法：做山區核桃產業的深加工，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出行陪護服務。一說起這些，他就滿臉興奮。
最近，有位成績不錯卻沒啥關係的同學想考事業編，又怕被黑掉。邱聞打算幫他一把，自己也去報名筆試，自己的成績八成能進面試，到時候再棄權，沒準就能擠掉一個關係戶。
週末的時候，他常會和朋友騎自行車去爬野山。登上山頭，邱聞每次都會發泄般地喊上兩句：你過得快樂麼？你這一輩子，真就打算這麼過下去嗎？”
空曠的山間響徹着自己的回聲，沒人回答他。
過了上午10點半，他甚至有種“這一天該過去了”的想法。他同樣會在白紙上寫些司法考試的筆記，卻總有點鬆懈。有時候“座談會”中午就開始了，他不想聽，便出去壓馬路。
捱到下午3點多，逃離座位。吃完晚飯，陪母親看新聞聯播，自己主要是爲了等之後的天氣預報。臨睡前，他還會翻翻財經報刊，因爲心不靜，深度報道一律不看。
晚上9點鐘，爲了趕緊結束混沌狀態，上牀睡覺，睡不着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