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數字經濟研究計劃（MIT INITIATIVE ON THE DIGITAL ECONOMY，MIT IDE）是MIT Sloan管理學院發起的研究項目，旨在研究如何在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繁榮。MIT教授Michael Scharge在2016年發起了一個IDE研究方向：網絡效應，即亞馬遜、阿里、Google、Apple、Facebook、Uber、Airbnb等平臺的真正成功之道。該研究對今天數字化轉型中普遍關注的數字平臺建設來說極具價值。
以下翻譯自MICHAEL SCHRAGE於2016年發佈的研究概要：《Rethinking Networks: Exploring Strategies For Making Users More Valuable 》。
隨着人、流程和技術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互操作性的不斷增強，“網絡效應”作爲經濟現象和商業機會正變得更加重要。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競爭者，將越來越多地投資於如何最好地創造、培育和變現“網絡效應”。
從技術上講，經濟學家說的“網絡效應”，也被稱爲“網絡外部性”，指當產品或服務對用戶的價值隨着用戶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時，就存在“網絡效應”。但這個傳統的定義非常不完整，例如使用產品或服務的質量以及用戶的質量，對於價值創造的影響來說，與用戶數量一樣重要甚至更爲重要。換句話說，“如何”和“多少”同樣重要。
正如創造了Web2.0術語的媒體企業家Tim O'Reilly敏銳地觀察到的那樣，“一個真正的Web 2.0應用程序是人們使用得越多越好。例如，每當有人在網絡上建立鏈接時，谷歌就會變得更聰明；每次有人進行搜索，谷歌就會變得更聰明；每次有人點擊廣告，它就會變得更聰明；它會根據這些信息立即採取行動，改善其他人的體驗。”
這種設計思路同樣適用於瀏覽亞馬遜和Netflix的推薦、利用優步叫車（或駕駛）、尋找或提供Airbnb住宿，以及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用戶的參與越多，就能迅速產生更高的價值和有價值的體驗。創造的價值越多，就會產生更多的用戶以及創新的用途。
這種良性的價值循環同時顛覆和改變了世界各地的產業。價值可以實現指數級增長，但成本只有略微增長。這使得“網絡效應”的經濟學效應令人信服。
推動創新和價值創造
圍繞“平臺”的所有討論，通過經驗觀察表明，其最有價值的經濟和商業影響來自“網絡效應”。數字平臺的主要使命很可能是實現“網絡效應”，而“平臺”可以被視爲達到“網絡效應”目的的手段和媒體，也應該得到相應的管理。
MIT數字經濟研究計劃（IDE）在2016年的初步研究推測，“網絡效應”——而不是平臺——爲數字經濟中的創新和價值創造提供了更好、更實用的“組織原則”。投資健康和豐富的“網絡效應”組合，這是讓企業成功的關鍵任務。
這其中最重要的經濟學觀點是：“網絡效應”是把用戶變成資產的“資產”，使能它們將賦予用戶創造新價值的能力，這個價值主張從一開始就必須明確。 因此，“網絡效應”成爲對參與者的資本、競爭力、創造力和能力的“真實”投資，無論是人還是機器。 (物聯網可以說是下一個偉大的“網絡效應”市場。)
讓用戶變得更好，就會有更好的用戶
“網絡效應”不僅僅是爲更多的用戶創造更多的價值，它還承擔讓更多的用戶對企業和彼此實現更多價值的挑戰。網絡效應之所以特殊，在於它讓貢獻者因對網絡中的每個人都更有價值，而自身變得更有價值。
簡單地說，讓用戶更好，就能帶來更好的用戶。“網絡效應”投資理念也是一種重要的設計啓發。什麼樣的工具、技能和技術能讓用戶“更好”? 數據驅動的建議或創新的應用程序如何使其網絡參與更具生產力? 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將吸引和鼓勵創新。
這對於供應商（開發者）側和用戶及客戶側來說同樣重要。在雙邊市場中，讓雙邊都實現“網絡效應”，這是IT下一階段的核心——“創新轉型”。例如，優步司機和iPhone應用程序開發商都從改善自身能力的投資中獲得收益，而谷歌搜索者和LinkedIn求職者也是類似的情況。影響個人網絡表現的數字接入、算法和分析，將同時促進和加速“網絡效應”。
評估網絡效應的投資回報率
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略投資的視角。在數字經濟中，可持續的成功不僅來自於改進產品、服務和用戶體驗，還來自於推動用戶、客戶、渠道和供應商的改變。這對營銷和創新高管提出了挑戰，要求他們明確回答有關評估其“網絡效應”投資回報的關鍵問題：
如何讓用戶更容易參與並創建他們認爲有價值的“連接”? 如何讓自己更容易識別用戶參與、貢獻和鏈接的價值? 應該如何（重新）組織自己，以收穫“網絡效應”的最佳價值，從而顯着提升產品的質量、機會和“用戶體驗”?
目前還沒有“千篇一律”的方法或算法來回答這些問題，但MIT數字經濟研究計劃（IDE）的工作提供了簡單而強大的研究框架，以便有效地開始。例如，“Triple-S”研究框架已被世界各地組織成功的應用，以尋求對“網絡效應”進行有益的試驗——它要求高管們將“網絡效應”分解爲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 細分用戶、社交化和技能化。
（MIT IDE的3S模型，來源：MIT IDE研究概要）
細分用戶。在客戶、渠道、開發商、供應商等內部進行特定的“用戶細分”識別，這些細分的用戶被認爲特別重要或非常有價值。例如，對外推薦最多的客戶、提出最多創新的供應商、最忠誠的渠道等。“80/20帕累託原則”是一種流行的區分方式，比如哪20%的客戶最賺錢、哪20%的供應商製造最多的問題，等等。簡而言之，組織希望針對哪些用戶、投資哪些用戶，並圍繞這些用戶創建“網絡效應”?
社交化。社交媒體平臺的數量和功能，無論在企業的防火牆內外，都令人印象深刻。在 Yammer、Chatter、Sharepoint、LinkedIn、Pinterest、Twitter、YouTube和Yelp等之間，用戶可以無限度的選擇，他們溝通、協調、自組織和共享高帶寬信息的能力不斷提高。
不同的平臺引發不同的關係和結果。例如，全球法國化妝品公司絲芙蘭（Sephora）發現，其Pinterest社區的貢獻者在產品上的花費大約是Facebook粉絲的10倍。關鍵不在於Pinterest是比Facebook更好的化妝品推廣平臺，而在於不同的社交媒體平臺可能促成不同類型的“網絡效應”。組織不僅需要定義他們所希望用戶以及用戶社區如何分享，他們還必須決定如何衡量他們的“RONE”，即網絡效應的回報。
技能化。技能化是指在用戶和用戶社區中創建新功能。例如，共享和編輯圖像代表了一種超越共享和編輯文本的功能。技能化意味着增強人力資本。例如，谷歌發現其最好和最滿意的客戶使用了“谷歌分析”，因此該公司於2014年推出了其首個全球MOOC 課程——教授谷歌分析。這就是“讓用戶更好，就能帶來更好的用戶”的案例之一。其他公司使用YouTube視頻來培訓用戶或提供應用程序以構建有價值的新用戶能力。新能力爲補充和/或補充現有的“網絡效應”創造了新的機會。
“三”的力量
這三個主題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S-Cycle框架（即Triple-S）有效性的核心。將技能化、社會化和細分用戶明確地聯繫起來，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從啓動網絡效應到檢驗網絡效應的方法，獨立或功能性地管理它們將會導致失敗。
也就是說，細分的用戶可以更容易地鼓勵他們之間的社交，並針對他們的實際和預期需求定位新技能。社交化的用戶允許組織根據需要去識別所要服務的細分用戶和/或新技能。技能化鼓勵了用戶圍繞提供的應用和功能，從“自我細分”和“社交化”的方面提供建議與評論。
從組織上講，網絡效應受企業對用戶和客戶的細分、社交化及技能化程度的影響，以及對開發人員和供應商的細分、社交化及技能化程度的影響。用戶如何分享並社交化最重要的信息和見解？什麼樣技能和能力讓用戶對自己、對企業和對彼此更有價值？Triple-S框架提供了一種相對簡單、安全和可擴展的方式來研究這些問題。此外，數據驅動的企業可以識別並捕獲雙邊市場中的3S關係：也就是說，企業可以看到“3S”化的客戶行爲如何影響開發人員實現“3S”化的響應。 反之，他們可以觀察到來自開發人員如何利用的“3S”化的網絡效應來邀請並激發來自用戶和客戶的新“用例”。
這種方法與風險投資家、PayPal聯合創始人Peter Thiel在《從0到1》(Zero to One)一書中所觀察到的成功的“網絡效應”一致：
“網絡效應可能很強大，但除非你的產品對第一批用戶來說很有價值，否則你永遠不會收穫它們。矛盾的是，網絡效應企業必須從特別小的市場開始。Facebook最初只有哈佛的學生 ——馬克·扎克伯格的第一個產品旨在讓所有同學報名參加，而不是吸引所有地球人。這就是爲什麼成功的網絡效應企業很少從MBA類型開始的原因：最初的市場非常小，甚至看起來根本不是商業機會。”
當然，從技術和架構上來說，網絡效應來自企業提供的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分析和應用程序。這些直接映射到Triple-S“細分、社交和技能化“的框架中。組織級的挑戰也變成了在API、分析和應用程序之間創建良性循環，而不是獨立地管理它們。
這是應該由CNEO（首席網絡效應官）領導，還是由“網絡效應委員會”(Network Effects Council）監督，還有待商榷。但無可爭議的是，“網絡效應”的廣泛性和超越性要求高管們給予具體而明確的關注。具有諷刺意味但恰當地說，組織使用“網絡效應”創造價值的創新性越強，就會變得越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