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除了用創設軍機處的方式來加強皇權之外，還在全國範圍內佈下一張情報大網，這張大網不僅網羅了全國各地的情報信息，而且有效配合了軍機處的工作，這也讓它和軍機處成爲雍正掌控全國的兩大祕密武器，這張大網就是密摺制度。
在清朝以前，朝臣向皇帝言事的報告，多被稱爲“奏”“疏”“章”“奏章”“封事”等，比如魏徽給唐太宗的《諫太宗十思疏》、海瑞寫給嘉靖皇帝的《治安疏》等。
明代以後，奏章制度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制度，凡是官員向皇帝報告公事，必須在文書上加蓋印章，這就叫作“題本”；凡是官員向皇帝報告私事的，可以免蓋印章，叫作“奏本”。清軍入關之後，清朝也沿襲了這一制度。
無論題本還是奏本，都有着相對煩瑣的程序。
首先，題本和奏本都需要先交給通政司，通政司會根據奏摺的內容區分對待，如果是涉及公事的題本，就需要經過內閣票擬後再轉送給皇帝，如果是涉及私事的奏本，就可以直接呈送給皇帝。
在呈送給皇帝之前，奏摺往往已經被多次轉手，不僅程序煩瑣，內容也無法保密。
康熙在位時期，開始改革這一制度，康熙爲了能和下層官員互通信息，同時也爲了更好地瞭解民情，但又不想將此公開化，於是就出現了密摺制度。
不過，康熙在剛推行密摺制度的時候，並沒有大範圍推廣，而是在一些親信身上試行，諸如我們熟知的李煦、曹寅等。
比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在給曹寅的摺子上硃批道：“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在這裏連用了四個“小心”，可見他對密摺保密性的重視程度。
康熙朝的密摺制度還處於草創階段，各方面都不完善。而且在當時，對於密摺這一形式的報告並沒有一個規範的稱呼（康熙本人管這種摺子叫作 “奏帖”）。
在康熙廢立太子時，爲了及時瞭解朝臣們對太子廢立的意見，康熙讓朝臣們在請安折中隨時報告所見所聞，要求各官員“如實密陳”。而且，康熙深知密摺的重要性，是絕不可以假手於人的，因而康熙始終堅持親自批閱奏摺。也就是在這一期間，密摺制度開始走向成熟。
當康熙步入風燭殘年時，由於中風偏癱的加重，右手已經無法提筆寫字了，但是爲了避免密摺的內容泄漏，從而使結黨營私之人有可乘之機，康熙始終堅持用左手批閱奏摺。此時的康熙或許不會想到，他於不經意間創立的密摺制度，如今竟成了他掌控最高權力的重要砝碼。
身處權力旋渦的雍正自然早就認識到了密摺的重要性，因此，康熙剛一嚥氣，雍正就頒下諭旨，將康熙生前所有批覆過的祕折全部收繳。雍正這一舉措可謂嚴厲（督撫蔡珽就因私藏康熙硃批，而犯下了大不敬之罪）。
在下令收繳康熙密摺的同時，雍正還頒下另一道諭旨：“內而大臣以及閒曹，外而督撫以及州縣，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練者，等各據真知灼見，從公具折密奏。”（引自《清世宗實錄》）這道諭旨的意思是，無論是內臣還是外臣，都可以向皇帝呈送密摺。
這樣一來，雍正便將密摺制度推廣到了全國。
根據楊啓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中的整理，目前尚存的康熙朝密摺僅有三千餘件，而雍正朝卻有二萬二千餘件。這個就非常有意思了，要知道，康熙朝一共六十一年，雍正卻只有十三年，但密摺的數量正好跟時間的長短反了過來，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爲雍正將密摺制度推廣到了全國。
密摺制度達到高峯期的表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書寫密摺的官員範圍擴大，一個是密摺的內容範圍擴大。
先來看書寫密摺的官員範圍。康熙朝時期，密摺僅僅侷限在一些內務府高官和皇帝的親信，而到了雍正時期，書寫密摺的官員範圍幾乎涵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主要官員（其中，地方官佔了不小的比例）。
密摺的內容也變得豐富多樣。
在康熙朝，康熙爲了更多地瞭解民間疾苦，密摺的內容侷限在社會民情方面；而到了雍正時期，密摺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官員碰到什麼奇聞逸事或者是家長裏短，都可以寫成密摺呈送給雍正，而雍正也會利用密摺跟官員們聯絡感情、寒暄問候。如此小事都能寫進密摺，更不用說國家大事了。
雍正曾親口表示，奏摺上的內容都要他親自過目、親自批覆，“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於人，亦無一人贊襄於側”。這句話說起來輕鬆，但實際操作起來，是非常大的工作量，而且這個工作量並不比軍機處的官員輕鬆多少。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雍正是多麼勤政。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宣佈，要把他多年以來和大臣們往來的密摺公開刊印，並且希望天下人都能看到他的多年心血，讓天下人都瞭解他的“圖治之念，誨人之誠”。不過，最後讓雍正頗感遺憾的是，他臨死都沒能看到這本書的出版（該書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才刊印成書，定名爲《硃批諭旨》），當然這是後話了。
雍正這種行爲含有一定的自誇成分，但這種自誇是有來由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從後來刊印發行的《硃批諭旨》可以看到，雍正親手批閱的奏摺有七千餘件之多，而且雍正的硃批極爲認真，短則幾個字，多則上百字，總字數高達幾十萬字。
而且，《硃批諭旨》僅僅是“精選版本”，並沒有包括雍正全部的硃批奏摺，所以說，《硃批諭旨》裏包括的七千多件奏摺僅佔雍正全部硃批的“十之二三”，連三分之一都不到。這些硃批目前被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館”之中，都已經成爲當代學者研究雍正的第一手史料。
說雍正是歷史上最勤勉的帝王，想必沒有人會有異議。
接下來，再來談談密摺制度的功用和意義。
首先，密摺制度有利於政務的上傳下達，加強了雍正對國家政務的處理和決斷。在《硃批諭旨》的卷首，雍正說了這樣一段話：（朕）臨御寰區，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爲敷政寧人之本。然耳目不廣，見聞未周，何以宣達下情，洞悉庶務？而訓導未切，誥誡未詳，又何以使臣工共知朕心，相率而遵道遵路，以繼治平之政績？是以內外臣工皆令其具摺奏事，以廣諮諏，其中確有可採者，即見諸施行；而介在兩可者，則或敕交部議，或密諭督撫酌奪奏聞。
這段話其實已經說明雍正推行密摺制度的一個目的——加強和臣工的聯絡溝通，幫助他了解民情，方便政務決策的推行。隨着書寫密摺官員範圍的擴大，以及密摺內容範圍的擴大，全國的大事小情都通過密摺呈現到雍正面前，雍正真正做到了“皇帝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其次，由於密摺具有保密性，只供皇帝一人看，朝臣就普遍直言敢諫起來，既不怕得罪誰，也不擔心說錯話。從這個角度來看，密摺對於廣開言路有着非常大的積極意義，這也有利於雍正聽取官員的真實意見。
再次，雍正在密摺中常常會詢問官員的居官情況、生活情況，並對官員予以點撥，有時候還會詢問官員的生辰八字。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雍正這種平易近人的領導風範，很容易讓官員們產生心理認同，這對於鞏固君臣間的和睦關係，提高官員的行政效率和政務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關於這一點，其實前文中已經多次提到，這裏我們再舉幾個例子回顧一下。
比如在耗羨歸公的改革中，湖廣總督楊宗仁和山西巡撫諾岷都是通過密摺向雍正提出改革建議的，同時，雍正也通過密摺，對耗羨的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對楊宗仁和諾岷予以褒獎和支持。
正是因爲有了密摺，楊宗仁和諾岷纔可以不拘束於內閣大臣和軍機處，將自己的真實意見直接遞送給雍正，從而讓雍正第一時間獲取最新的改革信息。可以說，在雍正推行耗羨歸公改革的過程中，密摺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最後，密摺制度有利於整飭吏治，教化官員。
清朝對官員的考評制度每三年進行一次，州縣至府、道、司，要層層考察官員屬吏事蹟，同時還要向督撫提交申報，督撫再對官員寫出自己的評語，最後再報送吏部複覈，讓皇帝對官員的獎懲和升遷作出裁決。而密摺制度的推行，可以讓雍正在既定的考評制度之外，對官員進行深度摸底，從而更準確地考察地方官員的政務水平。
當然，如果告密成風的話，就可能走向另一個反面，比如武則天時期和朱元璋時期，皇帝的耳目遍佈各地，皇帝鼓勵告密、鼓勵檢舉，因此助長了誣告陷害之風，一時間鬧騰得衆多官員人心惶惶，政治空氣極爲緊張。
好在雍正對“度”的把握非常精準，並沒有釀成這樣的結果。在一些野史和影視劇裏，我們常常會聽到“血滴子”“粘杆處”之類的特務機構，這些其實都是小說家的演繹，是不符合歷史原貌的，縱觀雍正一朝，從沒有出現這樣的機構，這一點需要向大家澄清一下。
作者簡介：烽火無煙，本名劉凱，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他棄醫從文，酷愛文史，醉心於中國古代史研究，願以史爲筆，寫盡五千年中華史，曾以“司馬子上”的ID行走天涯論壇，爲天涯論壇知名歷史作者。
本文摘自《雍正反腐啓示錄》，標題爲編者所加，內容有刪節，匯智博達出品，轉載請私信聯繫我們取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