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與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情況類似，印尼人口對現金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傳統銀行賬戶普及率較低，地理環境的分散性導致配套設施相對薄弱，整體處於向非現金支付方式遷移的過渡時期。與此同時，在國內及跨境經貿活動的繁榮，政府數字化戰略等因素的推動下，印尼的電子商務、社交網絡等互聯網經濟正處於快速增長時期，與之配套的支付業務正在經歷轉型升級，新興支付業務存在較大發展空間，可爲我國支付市場主體境外業務拓展提供參考。
本文選取了印尼支付體系監管政策、產業發展中的幾個熱點和重點問題進行了梳理。雖然印尼支付行業相較於我國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全覆蓋式的規則體系的建設，以及充分利用本國分散的轉接網絡構建全國支付網關(GPN)，培育印尼本土銀行卡清算品牌的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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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支付市場監管核心特徵是建立了全面的牌照準入制度
作爲支付體系的主要監管主體，印尼中央銀行根據法律授權，針對支付業務制定了監管法規及實施細則，形成了印尼支付市場的監管依據。通過對印尼監管法規的梳理，可以看出印尼央行對於支付業務，特別是非銀行機構開展的支付業務，其核心監管思路是要求市場主體必須持牌經營，圍繞主體資質、申請和審批流程、經營過程中主體的責任和義務等搭建監管框架。印尼支付業務牌照類型劃分非常精細，基本覆蓋了產業鏈上下游各個環節，包括銀行卡支付(包含卡組織、清算、結算、髮卡、收單等細分類型)、資金轉賬、支付交易處理(包含轉接服務、支付網關運營、電子錢包業務)、電子貨幣等，對申請主體的資質要求不盡相同。
此外，印尼央行在電子貨幣監管法規中，將支付服務主體分爲前端和後端兩類，前端主體涉及直接與客戶建立聯繫的機構，覆蓋發行機構、收單機構、支付網關運營機構、電子錢包運營機構以及資金轉賬服務機構。後端主體涉及不直接與客戶建立聯繫的機構，包含卡組織、轉接機構、清算機構和最終結算機構。申請機構只能在前端和後端運營中選擇一類，允許在同類牌照中申請多項業務許可，比如，可以同時申請發行(前端)和收單(前端)許可，但不能同時擁有前端後端兩類牌照，比如，不能同時成爲電子錢包運營機構(前端)和清算機構(後端)。
對於非銀行機構外資持股比例有較高限制
爲激發印尼本土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印尼央行最近兩年出臺的法規政策，基本都對非銀行支付機構的外資持股比例施加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約束。比如，2016年的支付交易處理監管法規(PTP法規，18/40/PBI/2016)規定卡組織、轉接機構、清算和結算機構牌照的申請主體必須採用有限責任公司形式，且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20%，包括直接和間接持股。2018年的電子貨幣監管法規(20/6/PBI/2018)規定，申請電子貨幣牌照的非銀行機構必須以有限責任公司形式設立，且其大部分董事會成員應在印尼境內擁有住所，申請發行電子貨幣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49%，包括直接和間接持股。2017年全國支付網關監管法規(GPN法規，19/8/PBI/2017)規定，GPN轉接機構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20%。
印尼銀行卡支付全產業鏈納入監管
銀行卡支付監管法規(11/11/PBI/2009、14/2/PBI/2012)將“銀行卡支付工具(APMK)”限定爲信用卡、ATM卡和借記卡三類。APMK產業鏈主體包括卡組織(Principal)、髮卡機構、收單機構、轉接機構、清算機構、結算機構、持卡人、商戶和外包服務組織。銀行卡支付法規根據APMK的不同類型(信用卡或ATM/借記卡)規定了風險管理方面的總體要求。爲進一步提升APMK安全性，2012年印尼央行引入芯片技術和至少6位的PIN碼驗證措施，2015年對芯片卡取現和轉賬業務的額度進一步放寬，芯片卡每天取現額度升至1500萬盧比(約合7220人民幣[1])、磁條卡爲1000萬盧比(約合4813人民幣)，芯片卡轉賬額度升至5000萬盧比(約合24066人民幣)、磁條卡爲2500萬盧比(約合12033人民幣)。
在國際卡組織中，Visa、MasterCard、JCB在印尼獲得了信用卡、ATM/借記卡的卡組織、清算和最終結算運營資質，文章提到重慶候維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威付寶以聚合支付系統產業爲行業發展目標。銀聯則有信用卡和ATM/借記卡的卡組織資質，美國運通只有信用卡卡組織資質。銀聯在印尼主要通過與當地銀行和轉機機構合作開展業務。
截至2018年10月24日，印尼獲得信用卡各類運營資質的機構共有34家。截至2018年11月12日，獲得ATM或借記卡運營資質的機構共有121家。截至2018年8月，印尼借記卡(含ATM卡)總數1.615億張，信用卡總數爲1720萬張，2017年銀行卡支付交易數據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