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寫的，又看到募捐晚會，重新翻出來再發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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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14點28分之後，全國乃至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四川汶川，兩個沉重的字眼——“地震”成爲讓全國人民最爲揪心的東西。罕見的8級大地震幾乎夷平了四川北部山谷中的城市、鄉村；千萬人失去了熟悉的家園，死難者與失蹤者累計超過8萬名，傷者則超過了35萬名。災後，整個社會全面運作起來，衆多大公司、小企業也都伸出援助之手對四川災區捐錢捐物，作爲考量“企業公民”的責任來說，捐贈額度的數字彷彿成爲了最直接進行衡量標準，也成爲了衆多議論者關注的焦點。 然而，議論不僅僅停留在捐款的多少，一些熱心的網友將企業捐款總數彙總之後，歸納出同行業的佼佼者。一時間，“以後就喝X老吉（捐款1億），存錢到X商銀行（8726萬），手機還是用X動（5820萬），買保險買X安（3500萬），喝白酒喝X州老窖（3000萬），DVD買XX高（2500萬），買藥X正牌（2500萬），上網用XQ（2000萬）……”等等類似的語句被迅速傳播到互聯網的各個角落，而乍一看，將捐贈數字按照降序排列並與消費掛鉤，使得號召中選擇性消費促進賑災的結論顯得頗有些合理的味道。 筆者並不否認任何捐款捐物的企業或個人的愛心善舉，但僅僅以捐助總額的多寡來衡量“愛心”乃至是社會責任，是否有些片面呢？讓我們添加幾條信息綜合來看看： 不能否認，我國目前一些行業中的巨頭仍具有“一家獨大”競爭優勢，這種“捨我其誰”的霸氣主要來源並非是自身競爭力的優勢，而是行業內或者地域內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況讓用戶在進行消費時無從選擇。 根據經濟學博士戚聿東所著《中國壟斷行業競爭狀況研究》一文，自1998年我國開始對壟斷行業進行以分拆重組、引入競爭爲主題的改革以來，大部分壟斷行業都初步形成了多家市場主體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但總的來看，改革效果還不是很顯著，與競爭目標相聯繫的衆多深層次問題（如產權結構、治理結構、業務結構、規制結構等）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制約着改革的深入。 以電信產業的市場結構爲例，我國電信產業2001年12月的重組與改革並沒有形成完全的競爭。無論移動業務還是固定電話業務，各企業的市場份額差距很大，不可能形成有效競爭的局面。其中，在移動業務市場上，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佔市場份額爲70.80％，是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的3倍；在固定電話業務市場上，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佔市場的67.70％，是第二位的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的2.5倍。而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市場份額總共只佔市場5％。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逐步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到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感受和認識越來越直接、具體和深刻。一方面市場經濟帶給人們更加豐富的商品組成，另一方面，企業作爲主要經濟體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也解構了傳統秩序，尤其是衝擊了傳統的文化和價值觀。 我們以房地產爲例，新華社“新華視點”專欄播發《房價成本揭祕》的調查顯示，我國房地產開發行業的平均利潤率約50%，新華社報道據此認爲房地產是“暴利行業”。研究房地產人士透露，房地產行業利潤甚至可高達到200%，而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4.14%，房地產開發行業利潤率爲存款利率的十倍以上。 通過上面兩點分析，我們可以簡單看出一個企業在捐款時的自身“底氣”。 不可否認，社會各界都在忙着捐款捐物救濟災區的時候，各種媒體在報道災區情況的同時,也把企業、名人的捐款數悉數刊登在顯著位置，讀者觀衆在關注災區的同時，也會被這些或高或低的數字吸引過去。其他欲捐贈的企業、名人也會在爲到底捐多少錢合適還傷透腦筋，不僅自己要和同行業者進行比較，而在捐贈公佈後又要被百姓輿論所比較。儘管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捐贈數字本身的擴大，當然這對於需要救援的災區是一個好消息，而另一方面，輿論本身也就設立起一扇道德門檻，這道門檻高度的不斷提升甚至會阻礙一些人或企業的善舉。 同胞遭受災難，援助義不容辭。慈善捐贈本來是一種道德自覺，“社會責任”之類高調最好只是求已，不能強求他人。不同的個人、企業，經濟能力有大小之分，對社會的認知和行爲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們可以進行道德呼籲，卻不應該做道德警察，以自我的標準來衡量並指責。我們不應該打着“愛國”旗號，對他人自由和權利進行干涉。無論是熱情的選擇一次性大量捐款，還是冷靜的選擇多次捐獻；都是慈善援助的體現。 一方面慈善愛心通過捐款、捐物得以體現，另一方面很多個人、企業也通過行動成爲了災區救援的志願者，由江蘇某公司董事長在災情發生的36小時之後就率領60臺挖掘機等大型工程機械組成的搶險突擊隊抵達綿陽、北川一帶，全面展開大規模救災行動，爲及時的尋找災後倖存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IT業內也有爲搶救紅十字基金會網站的類似情節，這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行動與捐款相比是否也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災當頭，逝者已去，願真愛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