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五年，再次拿起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這本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爲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爲橫剖，把想象與史實有機結合而成的書來，心中仍是一番感概，五年的成長讓重讀的我內心激起了從未有過的漣漪，就像對已作古的李敖大師發出的由衷傾佩那樣。很難想象，大師李敖是怎樣在不到三百頁的篇幅下以宏大的視角再現了百日維新那103天的激盪歲月的。大師終究是大師，他那灑脫桀驁的文字全面而又客觀地詮釋了家國、君臣、出仕、入隱、人我、是非、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世濟民等豐富的主題和思想，讓作爲讀者的我們不禁引發了對那羣在歷史夾縫中作出選擇的人的命運的無限思考……
無疑那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資格稱得上是最艱難的歲月，雖然在之前的幾千年裏也有過戰亂，有過飢寒，有過吶喊和哭泣。但那段歲月卻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唯一一次面臨民族最大威脅的年代！變還是不變，走還是不走，死還是不死……總之，那個艱難的時刻給了那些站在歷史夾縫裏的每個人選擇的機會，但當他們作下自己的選擇時，其實就是選擇了自己。於是乎選擇不同，命運也截然不同，人人都在歷史的夾縫中努力成爲自己想要的樣子，卻又無一例外地成爲了那個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苦命的人！
在那個艱難的時刻最早做出選擇的人恐怕就是西太后慈禧和恭親王奕訢了。他們一個是晚清的實際統治者，一個是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他們的選擇是從辛酉政變、誅顧命八大臣就開始的，那年她二十六歲，他二十八歲。恐怕大清帝國的列祖列宗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樣年輕的兩個人所作出的選擇，將使他們苦心經營的整個清王朝、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迎來巨大的希望和噩耗。雖然清政府在“二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格局裏暫時進入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但天邊正在積聚的烏雲、烏雲中正在醞釀的風暴着實讓人們感到從未有過的恐懼！
於是乎，恭親王奕訢不得不緊接着做出了自己第二個重要的選擇，雖然他也倡導中國工業的發展、教育的起步以及外交的開拓。但在晚清艱難的近代化進程中，他還是難免像洋務運動的另一位領袖李鴻章一樣，不幸地成爲了歷史的罪人。在西方列強的咄咄逼人下、在面臨喪權辱國和國家的土崩瓦解中，要不要變革？要不要割捨？他顯然選擇了那個或許不正確，但卻是作爲一個清王朝的貴族最應該選的那個。他無疑是愛自己的國家的，但正是他的愛讓他在年輕時成爲了守舊派中的維新者，而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他卻遲疑了，他成爲了一個百日維新最大的阻礙，以至於他的死恰恰拉開了維新的序幕，他站在歷史夾縫中所作出的選擇不禁讓人感慨……
在那個艱難的時刻做出最關鍵的選擇的人就是剛剛親政的大清第十一位皇帝愛新覺羅·載湉。他的第一個選擇是極力主戰日本，反對妥協。那年他二十三歲，年紀輕輕的他似乎並不知道他的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結果自然是以清朝戰敗告終。他是愛他自己的國家的，他顯然是選擇了那個他最該選的，但似乎他選錯了，至於錯在了哪兒？他也說不出來！而那個告訴他的人就是康有爲，這個來自廣東的封建官僚子弟，曾多次上書無果，後來又辦過萬木草堂，發起公車上書，組建強學會，是個十足的愛這個國家的人啊！
1898年6月16日，上書已十五年的康有爲終於見到了光緒帝，雖然只有兩個小時，卻足以成爲那個艱難的時刻最關鍵的一剎那。那年他四十歲，而與他並肩戰鬥的是二十五歲的梁啓超和三十三歲的譚嗣同，他們一個來自名門望族、一個來自權傾世家。誰也沒有想到，三個受益於腐朽制度，因而最不該反對制度的人卻首先選擇了反對那個使他們受益的制度!經歷了甲午戰敗、而又不甘心做亡國皇帝的光緒帝痛定思痛，他毫無疑問地選擇了支持維新派變法以圖強，實行戊戌新政，因爲他也是愛自己的國家的啊！
最後爲那個時刻做出選擇的是西太后慈禧，這是她在那個艱難的時刻做出的第二個選擇，他的選擇毫無疑問，人們甚至懷疑擺在她面前的就只有一條路，所謂的選擇只是程序罷了，但不管我們信不信，她在那一刻可能是真正的遲疑了的。或許是因爲她生來是那樣一個守舊的頑固派，受不了祖宗傳下來的帝國就這樣輕易的變來變去；或許是因爲她看到了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對大清整個社會結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而蠢蠢欲動。她沒有選擇，六十歲的她只能囚禁光緒帝、斬戊戌六君子、再度訓政。因爲不管別人怎麼想，或許她始終認爲她自己是愛這個國家的。
雖然最後做出選擇的是西太后慈禧，但做出最重要選擇的卻無疑是新軍首領袁世凱。早年的他發跡於朝鮮，歸國後他主張仿西法在天津小站訓練大清、也是中國首支新式陸軍。就是這樣一個或高瞻遠矚或鼠目寸光的人，在新政實施期間，卻異常積極地推動改革。事實上，他對康有爲等人的變法有極大的興趣並相繼提供了許多幫助。以至於光緒帝和維新派把全部地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認爲他無疑會是那個爲維新派掃清最後的障礙人。但當譚嗣同面見他時，他遲疑了，他在思考，又彷彿早有答案。他是愛這個國家的嗎？當然！因此他略有遲疑地作下了自己的選擇，或許狡黠、或許睿智，那些都是別人的看法，道德的評判又怎能衡量政治的棋局呢？
李敖在書裏說：“工業時代的人們、有錢的人們，腦中很少有修補的觀念，可是農業時代的窮困中國人，他們卻把任何可以報廢的東西都不報廢，他們珍惜舊的、愛護舊的、對舊的發生感情，他們寧肯釘釘補補，也很難汰舊換新。這種情形，變成了一種定律、一種習慣，最後變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後問題不再是有沒有能力換新的問題，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換新，一切都先維持舊的爲天經地義，不能維持則以修補舊的爲天經地義。所以，中國人的家裏，有着大多大多十幾年、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相沿不替。農業時代的窮困，形成了中國人的惜舊觀念，從一套制度到一個臉盆，都無例外。”
顯然，光緒帝和康有爲在那一刻似乎都忘記了這套屬於中國的理論，他們忘記了商鞅變法光制度起步就用了一百三十年，轉型期又花了三百年。因此當光緒帝和康有爲在爲“歐州變法三百年而治，日本維新三十年而強，大清三年當以自立。”的夢想而奮鬥時，其實每個人不管是維新派、頑固派抑或是中立派心中似乎早就有了答案，只有光緒帝和康有爲兩個人不知道罷了！他們一個是維新運動中唯一的滿族人，一個是對滿人維新運動最有熱情的漢族人。或許當噩耗傳來、一切塵埃落定之時，他們才真正的明白：維新不是革新，變法不是翻臉，改革不是革命，變法本沒有錯，但錯在了操之過急……
書中開頭曾寫道，因爲住的離法源寺近，再加上對佛法都有所研究。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三人常常會在空閒時去法源寺和餘法師參禪，他們都知道抗清名將袁崇煥就被偷埋在這法源寺裏。那位維護明朝統治的將軍，最終在魏忠賢餘黨的通敵彈劾和皇太極的趁機反間中最終成爲了他的國家和他站在他那個歷史夾縫所作的選擇的殉葬品。至今人們都很難相信：當年拼命在沙場上保護皇帝、人民的人，卻在八個月後遭受千刀萬剮之時，成爲了人民眼中的賣國賊。人們爭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錢買他的肉來咬！這是多麼痛苦的事啊，但他難道會因此就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了嗎？餘法師曾說：“袁崇煥的不幸正是他生前死後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而清朝說他是明朝的。個人在羣體鬥爭的夾縫中，爲羣體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
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說過：“人是自我選擇的，人選擇成爲自己所想成爲的人，並且要對自己的選擇負全部責任。”如今，輪到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他們三個人了。他們也正好碰上了袁崇煥那樣一個時刻，那樣一個選擇和爲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的時候了！他們知道：羣體是健忘的、是不定的、忘恩負義的、殘忍的。愈是偉大的民族，愈有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當你遭受了這種待遇，你可能變得愛自己的國家，卻不愛自己的人民。李敖在書中說：“個人只有和羣體的大多數一起浮沉，才能免於被殘忍對待，個人太優秀了、太特立獨行了，就容易遭到羣體的迫害，羣體是最殘忍的，個人比較好，羣體比個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壞，羣體比個人極端得多。所以，優秀的個人如果優秀得過分，就得準備付出慘痛的代價給羣體，作爲“冒犯費”。所以，許多優秀的個人爲羣體做事，必須事先就得抱有最後還得被羣體出賣的危險。”
康有爲選擇了走。作爲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逃往了日本。自稱持有皇帝衣帶詔的他，積極組織保皇會，最後成爲了保皇黨的領袖。或許人們怎麼也想不明白：就是這樣一個曾倡導了維新運動的社會活躍分子，在辛亥革命後，卻與袁世凱一樣成爲了反對革命、反對共和制、擁護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民國六年，五十九歲的他和張勳甚至發動了復辟、擁立溥儀登基，雖然不久就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但晚年的他始終還是宣稱忠於清朝的。回顧他的一生：清朝說他太前進了，民國又說他太落伍了，保皇派說他太激進了，革命派又說他太保守了。在歷史的夾縫中，他不也爲羣體犧牲得不明不白了嗎？ 李敖在書裏說：“過去他做先知帶路，帶得與人們距離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現在他做先知帶路，卻帶得與人們距離遠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卻還誤以爲他落伍，這不是他的悲哀，這是追隨者的悲哀！”
梁啓超選擇了變。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夢想破滅後，他和康有爲一道逃往了日本。在海外的他曾與康有爲一起推動君主立憲，但辛亥革命之後，他變了。作爲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先後領導了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爲變法做宣傳。在政治思想上的他逐漸走向了保守，但這不影響他還是成爲了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他擁護革命、擁護共和，他甚至一度進入民國政府，擔任司法總長。到了袁世凱稱帝、以及康有爲和張勳復辟的時候，他嚴詞抨擊，並毅然地進入了段祺瑞政府，用行動去打擊他老師康有爲的君主立憲主張。後來的他又相繼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最後永遠的死在了對復歸傳統主張的探索之中。
譚嗣同選擇了死。維新運動的主要領袖中也只有他選擇了死，他無疑是“戊戌六君子”中最不該死而又最該死的人。他本可以走的，但在康有爲和梁啓超勸他一起走時他毅然拒絕了，站在歷史夾縫中的他顯然想要做出那個能讓自己最滿意的最後的選擇。一個人肯爲他奮鬥的目標去死，別人還能苛責什麼呢？還能挑剔什麼呢？但或許很少有人知道，早年的他其實是極力主張革命的，改良在他看來一開始就是不和時宜的。但誰又能想到幸運而又不幸的他卻在那一刻開始前就結識了康有爲和梁啓超呢？他遲疑了。顯然，他們是愛自己的國家的，而他不也愛自己的國家嗎？於是他似乎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個最滿意的選擇。而現在，維新失敗了，他要用自己的死告訴大家：中國是一個最難變法的民族，能在中國搞變法，縱是大英雄豪傑也沒有辦法。所以，爲中國計，絕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們要用霹靂手段去革命。當一個政權從根爛掉的時候，他不能談改良，當它肯改良的時候，都太遲了。這是怎樣的一種選擇呢？
合上《北京法源寺》，腦中依稀迴盪的是無盡的國病、人病、心病，一切的一切糅合起來造就了那個極端的國難，極端的國難也就造就了極端的生死。只是有的人爲信念而死，而有的人爲權力而死；有的人本不必死，但他卻無畏地選擇了死；而有的人遲疑地選擇了生，但他的氣節早已經死了。李敖說：“寺廟的用意並不完全爲了超度死者，也是爲了覺悟生者。輪迴是不可信的，死後妄信有來生，是一種怯懦、一種自私，對來生沒有任何指望而死，纔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
其實，這不就是人生嗎？你不能全選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該坦然面對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得。人間雖衆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種人——只能選擇做一種人，同時還得拒絕不做其他許多種的人，儘管其中還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就像有些事總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我們不去做，自有別人去，貌似我們做不做似乎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但如果我們做了，或許價值就截然不同了吧！
這又讓我想起了曾被李敖狠批的龍應臺以及同樣被李敖狠批的《大江大海——1949》，那本書記錄了多年後另一羣人在另一個歷史夾縫中那一刻的選擇：“走還是不走？走，是一輩子；不走，也是一輩子。”無數人的悲劇也就是從那一刻所做出的選擇開始的，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毀了一生。面對這些小人物被命運所裹挾的無奈處境，龍應臺在書中感慨：“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是啊！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康有爲轉過身來，他沒有回頭，但卻揮手告別。普淨眼眶溼了，靜靜地看着他遠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麼慢——”普淨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後這段路里，他還是走在我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