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要》中，四庫館臣對《明史》的體例尤爲重視。對其編撰、體例之大端一系列舉。《明史》爲敕修所成之史。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爲監修，開始纂修明史。乾隆四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也是質量最高的一部。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史”條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荒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有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不僅如此，他還分別從修撰時間、參與纂修史臣、體例、史料選擇、史筆等方面來論述《明史》超過他史之處。（1）《明史》共332卷，其中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紀、志、表、傳四體，和歷代正史相同，而其分目則各有異同。
《明史》志體的稍變其例，創新之舉有二。一是：“《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刌不明。”明代的歷法，中西兼用，除了用文字、表記述外，還有圖畫，這些圖畫附在《大統曆法》中，這是歷代之史所沒有的，圖表相互參考可謂是簡便易懂。二是：“《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明史》之著錄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是對劉知幾“史學主張的採用。”這樣即可以避免重複，又化繁爲簡，能儘可能的收錄當代著述，也不失爲一種革新之舉。《史通》問世以後，在宋元兩代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經明代學者的註釋與評論，纔在社會上逐漸流傳起來。編修《明史》是清初的一次重大史學活動，《明史》館臣不僅注意總結歷代正史的修撰經驗，也非常重視《史通》關於史書體例的主張。劉知幾認爲作史應除去《藝文志》一篇。但同時又說 : “必不能去，當變其體……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
《明史》中表體，“從舊例者四，創新例者一，曰《七卿》。” 孟森先生指出：“明之官制，爲漢以後所未有，其設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錄尚書事總攬國政，六曹尚書只爲尚書省或中書省之曹屬，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廢中書省，六部尚書遂爲最高行政長官。又設都御史，其先稱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臺而設，謂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長官，品秩最高，謂之七卿。此制由明創始, 故《七卿表》亦爲《明史》創例。”《七卿表》不但反映了明初朱元璋罷丞相、權分六部的歷史事實，還詳細地記錄了有明一代吏、戶、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升遷。
《明史》傳體“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而增設此三傳也是因時而宜，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至於具體的增設緣故，孟森先生已做過系統的論述（1），立《閹黨》是因爲明代的閹宦之禍給明代中後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頹勢，甚至直接導致了覆國的厄運。清代著史者爲閹黨立傳，既是史家忠實記錄明朝實際國情的需要，又爲清朝統治者提供了借鑑和教訓。而清的統治者也能以明亡爲鑑，有清一代，沒有出現宦官禍亂朝政的現象。與逆臣擁兵爲亂不同，李自成、張獻忠由民變而起，謂之流賊。《明史》館臣認爲流賊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故立《流賊》。立《土司》，是因爲“明既因元舊……文武相維，比於中土，蓋成經久之制，與前代羈縻之意有殊，但終與內地郡縣有授任之期、有考績之法者不同，故與郡縣相別敘述。”（1）明代的土司制度因循前代，而有所變革與發展。同時，土司制度是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地方政權組織形式和制度。清統治者對於民族區域的治理極爲重視，立爲專傳，也是以史爲鑑，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
綜上所述，《明史》館臣能夠根據明代社會與歷史的特點，創立專篇加以敘述，《明史》體例創新是值得稱道的。但諱言清兵入關前明廷與建州三衛的關係、清兵入關後南明諸朝的史事，則是明史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