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孔子的區別

老子與孔子的區別。道與儒的比較：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老子學說與孔子學說的比較，就“仁德”而言是完全一致的，區別在如何實現仁德，特別是在教育。老子的主張是實行愚民政策，也就是實行“三絕”，即：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但是社會的發展決定民智的開發，希望以堵的方法控制社會的進步，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老子的主張難以爲繼，老莊之後更無人才。我們現在所說的道理的道其實來自唐代韓愈的道學，老子的道早已經淪落爲算命占卜的把戲。孔子的主張是啓發民智，也就是啓蒙，他的表達式就是“有教無類”，把原來只屬於貴族圈子的文化學習推廣到整個社會，所以我們現代人把孔子稱爲萬代師表。在《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太史公這樣寫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低迴留之，不能去雲。”太史公同樣感動於孔子的教育，他寫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老子的哲理並非偶然可得：現代社會的一些學者推崇老子的學說。確實，老子的哲理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子此語如同他說的“玄之又玄”，是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在這裏，“道”與“名”並不是通常詞義上的“道”與“名”。古代許多學者認爲，此“道”指的是言詞，而“名” 指的是文字也。例如：上義雲：“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而文子則認爲這種文字的記錄只是精要，文子精誠雲：“名可名，非常名；着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麤也。”這裏的“麤”字，其義是大略或精義的意思，也如同“玄之又玄”之義。又，淮南本經訓雲：“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着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也就是說，這些道理並不是那麼好理解的，所以只好“着於竹帛，鏤於金石”記錄在案，讓後來人慢慢去體察。或者，繆稱訓雲：“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埒”字意涯際或界限如“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遊敖於無形埒野。”也是說這部經說是不能僅僅從字面上理解。再，道應訓雲：“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曰：‘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段評論寫得更直露，是在批評只是從文字上解讀文章者，只能得到糟粕。而且事勢是不斷變化的，上禮雲：“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豈能不明事理枉讀死書。可見，《道德經》決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不知深淺妄斷其意者，只能害人害己。老子、孔子的學說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結晶：《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有這樣的一段記載：“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可譯作：大禹出門的時候，如果看到正在耕作的農民，他就站立以手撫軾，對他們表示尊敬；如果他經過的村莊居住十戶以上，他就下車探訪。我們今天談論的和諧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源遠流長的思想。在遠古時代，例如在洪水滔滔的大災難的時期，西方人打造諾亞方舟拯救的只是一族或一姓，但是我們的祖先卻以共同的奮鬥抗災救災，水淹到那裏，那裏就有大禹和他的擁護者的蹤跡。在黃河、長江兩大水系之間，華夷共濟，夷夏變化，當我們看到我們現代以這樣的大國屹立於世界東方，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民族的融合依賴一種特殊的文化，就是和諧文化，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的學說爲基本內容的文化。老子、孔子的學說就是這種文化的總結。瞭解這一點，也就明白我們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思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批判中的繼承。所以，批判並非否定；而繼承也並非肯定。這個說法似乎矛盾，但是明白辯證法的原理，這種方式是唯一的選項。大家出於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常常愛屋及烏而無視傳統文化中各自存在的侷限，實質上無益於傳統文化的弘揚。當然批判並不意味的反華勢力或無知之徒的胡扯，而是在思辯中嚴謹地進行。大家都明白荀況的思想對於中國二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承擔。而荀況的思想，其外核即孔子的“禮”，世人稱荀學爲禮學，並且因此認爲荀況是大儒。但是我們當然很清楚，荀況失去的就是孔子學說的內核、或說實質，即仁學。從仁學而言，荀況並非儒家。荀況思想的內核是法，或稱治術。在其弟子韓非那裏發展爲法術，或稱陰術。我們研究他們的這些術――統治術，很容易發現與老子“三絕”之類思想的關聯性。例如韓非主張“以吏爲師”，實質上就是要求社會放棄思維的能力。太史公注意到這一個根本性的特徵，所以把老子和韓非列爲一個傳，也把法家羅列其間。很有意思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祖師胡適同樣向蔣介石提出“三絕”的思想；而我們敬仰的魯迅先生同樣承認受到韓非峻極個性的影響；甚至激烈的反滿鬥士章太炎卻是秦始皇的支持者。我們注意到，時代特徵對於人們思想的影響；而各種思想，即使是一些看似荒唐的思想，也有可取之處，正如一些極爲高明的思想，也存在着陰暗面。事物就是這樣具有矛盾的二重性，主張自然主義的老子導出了專制主義；主張建立社會建構的孔子卻以仁學說明了社會的善的文化，以禮說明了社會合理的契約，從而從機制和文化上保證了建立在親和之上的和諧社會。當然並不能因爲荀況和韓非而否定老子，但是我們應該承認老子的學說中有缺陷；當然更不能因爲荀況和韓非而否定孔子，此儒非彼儒。孔子當然無須爲中國的封建化承擔責任。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孔子學說中關於禮的部分並不嚴密，或者說孔子並沒有預計到禮演化爲等級，等級演化爲專制，專制形成對於仁的否定，儘管孔子一再強調禮必須服務於仁的原理。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也許剛剛開始，當我們深入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平和的、嚴謹的態度作種種剖析，由此及彼，由皮及裏，去僞存真。現代社會的實踐必然鼓勵植根於中華民族自身文化的新思想的誕生。我們尊重老子和孔子，就在於他們宣傳了真、善、美，建立了關於仁義道德的學說。我們更尊重孔子，就在於他把中華民族帶上了不斷進步和文明的道路。
作者：壺公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