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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人工智能的業務上，誰應成爲科技公司裏道德委員會的一員呢？
科技公司逐漸認識到AI改變了權力動力學。科技公司作爲AI和機器學習系統的供應者，應主動考量他們的發明將帶來的倫理影響。
這也解釋了他們爲何在未做出任何與以往科技相媲美的東西時，就公佈如《人工智能的原則》一類的前景文件。但是他們應選擇何種道德規範呢？倫理常識、原則以及判斷因時間、地點、文化而不同，而這些甚至可能在當地社區都無法調和。由於存在太多的分歧，人們在真正要警惕的AI應用上沒有劃明警戒線。
由於企業不同於個體或政府，他們要對股東負責，因此，越來越多的併發症出現了。履行他們的信託義務可能意味着優先考慮增長，強調利潤，並與國際客戶合作，他們的政治忠誠在民主—威權統一的連續統一體中不同。
可以理解的是，這就導致人們對企業道德的誠意產生懷疑。每當科技公司談及道德倫理，評論家們就開始擔憂，他們認爲這是公司爲避免強硬的政府管制並贏得商譽的手段。該手段只有空洞的口號，卻幾乎與遵守法紀不沾邊。因此當科技公司建立外部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時，該委員會可能被視爲自私的、“道德洗白的”面子工程。
憤世嫉俗總是合乎情理的。畢竟這些公司一面兜售透明化，一面推崇“阻止透明化的貿易語言”。它們被指責向那些總不公開企業資金的倫理研究員提供支持。一個重大的案例顯示，這些公司對倫理委員會的成員祕而不宣。如果科技公司想創造有意義的倫理實踐，他們得請正確的人到倫理委員會並給他們賦權，這樣才能提出公開建議，使企業對透明規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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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和人工智能倫理
通過決策設計、戰略實施以及意外後果，AI有可能影響整個人類生活。在軍事、執法、銀行業務、刑事司法、就業，甚至產品的交付情境中，算法系統能通過自動化歧視、恐嚇公共演說及會議、限制獲取信息的渠道方面威脅人權。
意識到這些問題後，AI治理的主要框架將人權作爲基礎來制定措施，其中包括歐盟委員會發布的可信賴的《AI倫理指導》、《AI經濟合作及發展原則組織》、《社會責任下的AI企業：一份以權力爲基礎的企業藍圖》、《數據及社會中的統治者AI：捍衛人權和尊嚴》，以及《AI時代中的人權准入》。
人權是不完美的理想，它屈從於互相沖突的解釋，也植根於有“過於宏大理想”的議程中。人權理論上應普及全球，但其實並非在各地受重視。然而，聯合國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卻是迄今爲止最好的聲明，它建立了全面的社會、法律平等，以及根本的個人自由。電子電氣的工程師機構正確地指出，即使在多元的倫理傳統中，人權也是可行的基準。
“無論倫理實踐是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學派或康德學派），東方的（神道教或孔子學派），非洲的（班圖精神），或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傳統，只要創造出自動化且智能的系統，使其能確切地尊重人權和使用者的效益價值，人類福祉的提升就會成爲重中之重，並作爲算法時代人類進步的度量。”
科技公司應歡迎這一標準，明確地致力於實現更包容、具有保護性的人權解釋，並將其作爲企業戰略在AI系統方面的基礎。這些公司應邀請那些認可普遍人權的人加入AI倫理委員會。
從倫理角度衡量AI的影響時多樣化很重要，這點尤其體現在最邊緣化人羣中。但委員會不應該包括那些參與邊緣化的代表。一旦選好了委員會的成員，科技公司必須要求這些專家在任期內嚴守人權承諾。如果正當程序顯示一位委員說了或做了與人權相悖的言論或事情，無論其職位高低或成就如何，他/她應被除去職務。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懲罰很重但合理，且抑制了“數字倫理消費”，即企業玩忽職守，通過吸引可塑的倫理基準爲現狀正名。
誰的人權？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4條款稱任何人都不得處爲奴隸。誠然，現在這一條款在倫理上毫無爭議。然而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2017年，有2500萬人是強制勞動和奴隸制的受害者，其中包括非法性買賣、童子軍以及家政、建築、農業勞動力。所以如果這樣理所應當的人權都是人們夢寐以求的，那些更復雜的議題，如第16條款中結婚的權利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LGBTQ（包括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疑性別者、雙性別者）是世界上最易受攻擊的羣體之一，他們在所有方面都遭到管制，包括有限的就業機會（第23條款）及社會機會（第22條款）、性取向轉化療法，甚至遭受折磨（第5條款）。那些將同性關係及性別錯位定爲犯罪的國家會發現，這羣人中患精神疾病率更高。另外同性婚姻也一直是各地頗有爭議的話題，它常與以宗教爲基礎、限制性人權概念聯繫在一起。
當谷歌任命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席凱·科爾·詹姆斯爲科技資訊委員會委員時，一些批評家，包括有些是來自谷歌的批評家提出反對，他們認爲谷歌在迎合共和黨人。谷歌的AI原則是這場辯論的焦點，因爲它保護企業的承諾，即避免創造或使用“目的與廣泛接受的國家法律及人權原則相悖的科技”。詹姆斯認爲跨性別個體不符合她對人類性別的想法，反對LGBTQ，且帶領傳統基金會長期支持“傳統”婚姻，她如何能讓谷歌對其既定的理想負責呢？
同樣地，谷歌邀請科爾到委員會這一舉動正是默認了其在LGBTQ上的觀點，這無意間傷害了邊緣化羣體。就算詹姆斯將她矛盾的觀點放置一邊，在委員會開會時仍堅守與自己理念有部分衝突的公司理念，邊緣化羣體受到的傷害也無法被抹去。
諮詢委員會的爭端表明，谷歌的AI原則太含糊，不能作爲一份清晰的政策聲明。除此以外，這份原則包含許多警告，使得公司在與政府或企業合作時漏洞百出，因而無法全面致力於人權事業。如果一家公司不承認、不接受基於人權的AI原則帶來的經濟影響，那麼它聲稱的價值觀是毫無意義的。評論家將公正地審判這家公司，它將道德觀的呼籲作爲公關形象來做生意已是常態。
但是谷歌仍值得讚賞。亞馬遜的股東最近舉行了強制投票，內容是關於公司不顧潛在的人權侵犯，將人臉識別技術賣給政府機構。儘管終止銷售的議案失敗了，但呼籲人權原則的股東應受到讚揚。假設亞馬遜已擁有完備的AI倫理委員會，且領導者能認真傾聽委員會的意見，那麼公司的戰略可能就會和谷歌的一樣：谷歌稱將人臉識別系統賣給政府還爲時過早。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尼科爾·奧澤讚賞了谷歌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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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言論及人權
評論家將抗議，如果科技公司堅持對人權有更包容的解讀，那麼委員會代表多元觀點的能力會被削弱。從倫理上衡量AI的影響力時，尤其在最邊緣化及受傷害的人羣中，多樣化是關鍵。然而委員會不應包括那些支持邊緣化的人。
有些人不同意人類的內在價值和平等，簡單地挑出這些局外人不是極端的排外。
致力於人權事業的人們已經代表了全面的觀點和經驗。他們在如何確定優先事項、運用原則上有分歧。多樣化和人權是互補的，因爲人權羣體並非是統一、想法一致的。那些受影響的也並不僅是人們的成見，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或生活本身。有些人不同意人類的內在價值和平等，簡單地選出這些局外人並非極端的排外。而要理解，偵查仇恨言論的需求等同於反對自由言論這一根本權利，這纔是極端的排外。
中和另一種反對意見，堅持倫理委員會的成員不斷支持這些權利，完全不會影響自由言論。企業言論畢竟不是政府言論，在政府管控之外有許多時候人們不能自由地發表意見，或至少是有懲罰性後果的。
企業的社會媒體政策通過禁止負面的品牌或員工滿意度表現，來控制員工的言論。運作正常的媒體將以倡導爲基礎的爭論（如這個產業導向性陳述）限制意見部分，並有相應準則以避免在某些問題上出現虛假平衡，如氣候變化或疫苗安全等問題。人們普遍認爲大學與政府一樣，有着相同的準則來保護言論。然而哪怕在大學，也不是所有言論都受到保護的。
事實上，選擇那些強烈推崇人權的個體有可能加強自由言論。原因是許多人權原則明確地包含了對自由表達的保護。相反，不推崇人權的人會招致攻擊。
當評論家抱怨人權是壓制保守觀念的藉口時，他們是虛僞的。涉及AI領域的科技公司只有拒絕偏狹、拒絕對公司奉承迎合，才能成爲有擔當的全球角色。具體來說如拒絕把“思想上的多元化”這一願景變爲武器，這實際上允許倫理委員會減少或重新定義人人應受保護的根本人權。
對人權的根本承諾應帶來更好的倫理決策，以完善以AI爲基礎的系統。首先，這份承諾警告了公司，如果公司無法強有力地證明它們的努力能與人權保護共存，它們就不應參與以下業務，如致命的自動化武器、政府評分系統以及政府的人臉識別系統。這份承諾尚未開始解決AI在不顯眼的灰色地帶中創造的一系列不可預見的後果。在更多人被影響之前，人們都應得到科技的保證，即它們會以保護根本權利和自由爲目的來開展AI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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