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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喜歡問一個問題，如果某個卓越的科學家、發明家、企業家，比如愛因斯坦、愛迪生、喬布斯，在還沒做出最爲有名的發明或商業創意之前，就意外去世，會導致世界完全不同嗎？提出這類設問的人，預設的答案往往是“當然如此”。科學史、商業史以及更爲廣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歷史讀本中，大多也會依照類似的隱含邏輯展開敘述，意在強調傑出個人及其卓越貢獻的作用所在。
更加深入的挖掘歷史，我們卻會發現讓人尷尬的答案。如果愛迪生在想到燈泡的點子之前就不幸去世，仍然會有其他的人想出同樣的點子。事實上，當時的英國人約瑟夫·斯萬就早於愛迪生髮明瞭白熾燈泡。而在俄國，同時期也出現了白熾燈泡的發明者亞歷山大·洛德金。據考證，在愛迪生之前就發明出某種形式的、具有基本可靠性的白熾燈泡的人，不下20個。
科學、商業、軍事等領域的愛好者很可能覺得難以置信和接受，但事實就是如此。當電力供給變得穩定，燈泡、白熾燈泡的發明就變得不可避免。類似的現象也不在少數，伊萊莎·格雷與貝爾是在同一天申請電話專利的。如果20世紀末，谷歌未曾出現，也會有其他的搜索引擎變成主流，儘管它們可能不如谷歌好用，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相信情況也將大大改善。
牛頓與萊布尼茨都曾獨立發明微積分；達爾文在聽說阿爾弗雷德·華萊士有了跟自己相同的看法後，才發表了自己的理論；就連愛因斯坦也不能稱爲相對論的唯一提出者。硅谷著名的互聯網觀察家、預言家凱文·凱利在《科技想要什麼》書中曾歸納指出，溫度計有6位不同的發明者，皮下注射針頭有3位，疫苗有4位，電報有5位，蒸汽船有5位。這說明，當條件成熟時，新技術的問世可以被認爲是一種必然。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魯伯就說過，發明史是“一根充斥着類似實例的無盡鏈條”。
縱觀人類文明史，技術進步有着壓倒性的必然性。在不存在信息、貿易等交流可能的情況下，相距遙遠的若干個古代文明，都出現了對特定問題的相同解決方案。比如古埃及人和古澳大利亞人都發明瞭迴旋鏢。這種解決方案反映出的是漸進而不可逆轉的進程，也無法阻止。摩爾定律、克萊德定律（計算機硬盤存儲性能呈指數倍增長，每年提升40%）、庫伯定律（每30個月，可同時進行的無線溝通數量增加一倍），在相關技術出現後也總是適用的。
這意味着，我們需要打破暢銷書作家及一部分科學家熱衷宣稱的科學巨人改變世界的說法，而要將達爾文、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觀念納入到科學技術進步的視域以內——英國記者、科學家、英國上議院議員馬特·裏德利長期以來，因其在科學、環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著作而聞名，他曾出版過廣受歡迎也備受爭議的《理性樂觀派》等著作。馬特·裏德利的新書《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指出，無論是經濟、文化還是科技，觀念重組、發明創造、趨勢涌現，都會呈現出強烈的自發特徵，不能強加於人。
在《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中，馬特·裏德利首先從多個角度論證了自下而上的漸進演變、漸進發展規律，具有存在的客觀性，無法輕易逆轉；然後據此就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經濟政策、互聯網等當代多方面問題的現行運行體制提出批評。作者在全書開篇就意味深長地指出，這個世界的許多方面都提供了“不利於預言家、專家和規劃師的證據”，人們“不可能預測一個電子的位置，也不可能提前一年預測天氣”。
在第2章，馬特·裏德利探討了道德觀念、道德價值的流變，指出這種流變並不受道德哲學家的創造或主導（專家的作用在於觀察和總結）。道德這樣一種無形的價值觀念，隨着時間而發展，可以理解爲人類成長過程中彼此調整行爲的、偶然化的產物，通過試錯而不斷改變。基於道德而建立並優化的法律同樣如此。而分析道德、法律的流變，與人類等物種的進化適應存在着較大的一致性，即不存在刻意設計，而是一系列、複雜化的偶然設計的交疊。第3章還爲此以戲謔的口吻，嘲諷了近些年打着科學的名義招搖撞騙的各種智慧設計論。第4章，作者引入了基因演變的概述，指出包括人的免疫系統在內的基因、基因系統都在遵循試錯、繁殖所組成的演化方式。
人類語言的出現，並不是基於先驗的、預設規則的產物，而是在長期的試錯、糾正、妥協、借用、融合等過程中形成的，且許多不同的語言系統迄今都在保持繼續演變的態勢。如果停止上述演變進程，語言就會走向死亡。馬特·裏德利指出，人類文化中的許多重要內容，比如婚姻習俗，其流變過程從一夫多妻制成爲常態，到貿易崛起而“帶來了一種忠貞於一夫一妻婚姻制的全新選擇的壓力”，再到一夫一妻製成爲近現代社會的法定婚姻制度，呈現出達爾文式的文化演變特徵。城市、音樂、美術等其他文化的表現形式，同樣在自然而然地自下而上進行演變。
這本書的多個章節質疑了當代社會許多人深信不疑的信念、觀念。一是經濟問題。作者認爲許多熱衷於設計公共政策的經濟學家“仍跳不出創世主義的思想束縛……（相信）設計、意圖、計劃和規定，是他們造就了我們所見的秩序”。二是在談到技術演變和進步時，作者批評過於僵化的專利制度違背了科學技術加快更新發展的自然規律，並認爲政府資助科研代價過大，收效卻往往並不理想。三是駁斥了青少年教育領域的主流理論，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被過度誇大，而這種誇大使得當今家長過度關注孩子學業，而忽略了對於孩子的社會生存發展能力的影響。四是質疑了現有公立教育模式，指出由於公立教育無法讓教學水平因素直接影響教育者的收入、等級、職業評價，使之質量很難做到與私立教育相比，在很多國家反而造成大量失學。五是質疑了主流的管理理論特別是領導力理論，認爲專家過度誇大了由極少數領導者在企業、產業、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推崇自我管理體系。六是指出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監管及金融激勵政策造成的惡果。
在全書結語部分，馬特·裏德利再度發表了對於21世紀人類社會的樂觀宣言，“21世紀仍將由壞消息主導的衝擊所主導，但它將更多地經歷好東西的無形進步。增量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變化，將給我們帶來物質和精神上的進步，讓我們孫輩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快樂、更聰明、更善良、更自由、更和平、更平等，而這幾乎完全是文化演變帶來的偶然副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