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場震動世界的微軟以競業禁止爲由起訴李開復的跳槽事件中，9月21日美國地方法院做出了“准許加盟Google，但工作範圍須受到限制”的判決。沒有一刻的停留，9月22日李開復飛到北京，第一時間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對李開復而言，“這個官司的過程，可能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困難和痛苦的過程……今天我要解釋給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有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李開復的誠信……”
是的，他曾是美國蘋果公司、微軟公司的全球副總裁；他一手創建了微軟亞洲研究院，在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大陸青年人的心中，是他改變了微軟在中國人心中的霸主形象，他是微軟的“和平使者”抑或“精神教父”；他說過“微軟很可能是我服務的最後一個公司”——可是，就在2005年7月，他放棄了7年的微軟生涯，“一夜之間”跳槽到了新興的互聯網公司Google公司。
是的，他是一個著名學者，一個世界級的科學家，他在計算機領域的專業成就登峯造極。他擁有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是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院士；他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非特定人連續語音識別”系統，他還成功開發了“奧賽羅”人機對弈系統，擊敗了人類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
和大多數人一樣，在我們原本的想象中，李開復可能和我們平常見過的大多數科學家一樣，有着常人無以企及的智慧，有着偏執與狂妄的個性，他的成功也許還有幾分是運氣……但是，在多次採訪了他，並用心研究過他的成長經歷後，我們發現，李開復的成功和我們普通的經理人並沒有什麼不同，決定他成功的性格因素，他在追求成功過程中所採取的方法及工具，也都是我們所熟悉的。
此次的跳槽官司讓李開復背上了“叛徒”的“罪名”，很多人對此大吃一驚。但是，在我們看來，這只不過是他一貫信奉的“積極主動”的成功法則的行動實踐。積極主動地尋求改變，尋找機會，這是李開復的成才觀，他本人正是這一法則的擁躉者與實踐者。從小到大，李開復正是有了多次的主動叛逆，才成就了今天的成績與聲望。
第一次叛逆 放棄法律專業，改學計算機
“想要愛你做的事，就去做你愛的事”
如果不是那天的決定，今天的李開復就不會在計算機領域取得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決定，今天的李開復可能只是美國某個小鎮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樂的律師。
1961年，李開復出生於臺北一個退伍軍人家庭，他是這個大家庭7個子女中最小的一個。父親原是國民黨軍官，後潛心研究歷史與政治，在大學做過教授。而在44歲高齡生產下他的母親“既嚴厲又溫和，既傳統又開明”。在這樣一個既重視東方傳統文化又崇尚自由和進步的西方文化精華的家庭裏，李開復很早就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與主動意識。
5歲的時候，和同齡孩子一起正在上幼兒園的李開復覺得幼兒園的功課太簡單，主動向父母要求跳級進小學。父母覺得5歲的孩子畢竟太小，建議他還是按部就班，等有足夠能力時再去讀小學。但是自信而又倔強的李開復提出說：“我可以去參加小學考試，如果考過了，就說明我能力夠了，我就可以去讀小學了。”最後，李開復以高分考進了私立小學。
“這件事讓我懂得，只要大膽嘗試，積極主動爭取，我就有機會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這也爲我日後的自信和積極奠定了基礎。”在回憶兒時的勇敢行爲時，李開復依然充滿欣慰。
11歲的李開復很快小學畢業了，在家人的支持與鼓勵下，幼小的他隨大哥來到了美國南方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城市。在這個只有兩萬人的小城市裏，來自中國的小學生只有他一個。儘管語言能力有些跟不上，但他的數學天賦得到了師生們的肯定。
“有一次在數學課上，老師問1/7換成小數是多少。我雖然不太聽得懂英語，但認得黑板上的1/7，這是我以前背過的。於是我高高舉起手，朗聲回答0.142857142857……當時，同學們都瞪大了眼睛，而從不讓學生們‘背書’的美國老師也驚呆了，幾乎認爲我是‘數學天才’。這次事件大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老師鼓勵我加入數學夏令營，幫助同學們學習數學，還送我參加數學競賽。在這種鼓勵的環境下，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出色，參加田納西州的數學比賽還得過全州第一名。”
美國以表揚和鼓勵爲主的教育方式，讓小小的李開復信心十足，自小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種子，也體會到自信的力量，“我告訴自己，我有學數學的天分。這時，我也特別想把英文學好，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學習更多的數學知識，才能保持同學們心目中的‘數學天才’的形象”。
憑藉着自信和努力，李開復很快克服了語言障礙。兩年後，在一次州級寫作比賽中，他居然獲得了一等獎，當地的老師十分驚訝這個剛適應美國生活的中學生居然還有人文方面的天賦。因爲這份嶄露頭角的人文天賦，加上受到研究歷史與政治的父親的教誨，李開復以爲自己也會成爲一名政治家，於是，在高中升大學時，他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希望將來成爲一名律師或一位政治家。
哥倫比亞是一所文科性質的院校，它的法律專業排名位於全美前三位，而且畢業後從事律師，將是一個很有前途、很有地位的職業。但是，到了大學二年級，李開復逐漸發現，自己並不真正喜歡政治，“專業課上提不起精神，甚至想把枯燥的課本扔到教授身上。”李開得意識到自己在政治學領域沒有什麼出衆之處，既沒有熾烈的熱愛，更沒有獻身的慾望，還很厭惡那些世俗的政治技巧。與此同時，他接觸並喜歡上了計算機，每天瘋狂地編程，很快引起了老師同學的注意。終於，大二的一天，他做了一個重大的人生決定：放棄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倫比亞法律系已經修成的學分，轉入該校默默無聞的計算機系。
上世紀70年代，計算機還屬於新事物，哥倫比亞大學的計算機系也屬剛剛創立，連30人都不到，社會上也還沒有“計算機科學家”這類人。從受人尊敬的律師到一個前途不明的“計算機工作者”，李開復改換專業的代價是很大。朋友們勸他謹慎考慮，但是李開復想：人生只有一次，不應浪費在並不感興趣、沒有成就感的領域。一輩子從事一份沒有激情的工作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辦完換專業手續的那天，我心花怒放，精神振奮，我對自己要求，大學後三年的每一門功課都要得優。”
李開復實現了他的諾言，他在自己選擇的專業領域一路走來，成爲計算機領域的頂級專家之一，並獲得過商業週刊頒發的“最重要科技創新獎”。如果不是那天的決定，今天的李開復就不會在計算機領域取得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那天的決定，今天的李開復可能只是美國某個小鎮上一名既不成功也不快樂的律師。
當我們回頭來看李開復的那次“叛逆”，這其實只是他在成長的路途中尋找並勇敢追逐職業興趣的過程，“想要愛你做的事，先去做你愛的事。”有興趣纔有激情，有激情才能帶來持久的動力，才能釋放自己的全部潛能並從中享受到成功與快樂。
第二次叛逆 對導師說：“我覺得這種方法做不成，我要用另外的方法。”
寬容與胸懷：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
“如果我不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聽從老師的建議，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會那麼快出成果。”
1983年，李開復以優異成績獲得哥倫比亞計算機學士學位，之後，他進入卡內基梅隆大學，繼續攻讀計算機方面的碩士及博士，並於1988年獲得計算機專業博士學位。
在卡內基梅隆時，學校有一個機制，允許學生挑老師。經過比較，李開復選擇了羅傑·瑞迪爲指導導師，研究方向則爲“語音識別”。羅傑·瑞迪是一個卓有成就的計算機專家，是計算機方面最高獎項圖靈獎的獲得者，但更主要瑞迪還是一位和藹而開明的導師。在被問到有哪些人影響了他的一生時，李開復第一個提到的人就是羅傑·瑞迪，因爲他對待學生的寬容與開明的胸懷。
“那時候，我追隨瑞迪研究計算機語音識別系統，他告訴我說準備組建一個15人的團隊，用專家系統來解決不特定語者語音識別的難題。可是，當我自己學習並實踐了不少方法後，我大膽地告訴瑞迪，我對專家系統失去了信心，我認爲統計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李開復提出的方法並不爲當時的大多數研究者看好，和導師選擇的方法也大相徑庭。瑞迪在聽完李開復的意見後，並不相信統計方法可以解決類似的難題，但他仍然被李開復的膽識與激情所感染，他鄭重地對李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支持你。按你的方法去做吧。如果你有信心，就堅持下去。”
在導師的支持下，李開復每天工作18個小時，寫了至少10萬行程序，終於在1987年底，他的工作取得了成績，他把語音識別系統的識別率從原來的40％提高到80％，最後又提高到96％。這一成果使他的研究成爲自然語言研究方面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工作之一，並獲得商業週刊頒發的“1988年最重要科技創新獎”。即使在畢業多年之後，他發明的這套系統仍多年蟬聯全美語音識別系統評比的冠軍。
勇敢的學生大膽挑戰師長的權威，表示說“我要用另外的方法”，而開明的老師大度而負責地表示“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學生獲得了成功，而老師因此獲得學生終身的尊敬。這件事情皆大歡喜的原因有一個重要的外因，瑞迪是一個開明而富有愛心的師長。瑞迪在接受作家凌志軍採訪時說：“在科研上，沒有人能保證一定成功，所以一定要非常靈活，要鼓勵嘗試各種可能性，寬容各種思想。”
遇到瑞迪，是李開復的幸運，但是前提是，李開復本人是一個積極主動、有想法有主見的學生。“如果我不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乖乖聽從老師的建議，按照大多數的方法去做，我的博士研究肯定不會那麼快出成果。”
因爲導師的挽留，1988年到1990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了兩年書。在這期間，他發現許多教授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到如何獲得終身職位，怎樣去發表論文等方面，這並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他希望能夠更直接去參與社會。所以，當1990年蘋果公司電腦公司來找他時，沒有太多猶豫，他放棄了著名大學“知名教授”的前途，進入了當時勢頭正火的蘋果公司。
從1990年到1996年，李開復在蘋果電腦公司工作了6年，從語音組經理到多媒體實驗室主任，再到互動多媒體部全球副總裁，這一路的升遷當然與他積極主動的人生態度密不可分。“我還在蘋果的語音識別部門時，看到公司有那麼好的多媒體技術，但是並沒有好好地把它們整合，我覺得很可惜。我寫了一篇報告交上去，提了一些建議，還說多媒體那邊的工作，我可以幫助做一些事情。老闆看了以後覺得這蠻好的，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見，後來公司慢慢改組，改組的過程當中，多媒體整合成一個部門。那麼這個部門誰來管呢？有人想起來，李開復不是寫了很好的報告嗎？讓他來做吧。就這樣，我無形中給自己創造了一個機會。”
第二次的“叛逆事情”——勇敢地質疑導師的權威——從這件事情中，李開復從導師身上學到了寬容與胸懷，而從李開復身上，我們看到了積極主動的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一直伴隨着他，也一直讓他獲益良多。
第三次叛逆 從科學家到“好經理”
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我學會了該如何做一個受員工愛戴的領導者，以及該如何做一個受領導器重的員工。我也深深意識到，在世界一流的企業裏，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開復，這位卡內基梅隆大學最優秀的學生，這位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非特定人連續語音識別系統”而獲得“最重要科學創新獎”的科學家，這位因開發了“奧賽羅”人機對弈系統在1988年擊敗了人類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而名噪一時的李開復博士，在蘋果公司的6年，親身經歷了它的輝煌與低迷。
1996年，因爲產品定位的錯誤，蘋果公司持續虧損，員工們抱怨與牢騷盛行，大有日薄西山之勢，連它的最高執行官都承認“蘋果是一艘有一個大洞的破船”；李開復的研究不再是公司關注的重點，而且他提出的一些建議也不被採納。在這種局面下，這年的早春，帶着深深的失望，李開復離開了蘋果，去往硅谷的另一家電腦公司SGI。
1996年到1998年，作爲SGI公司的副總裁，李開復直接領導着多媒體公司，專心進行着他的研究與發明，甚至公司把振興的希望放在李開復正在研究的新產品。但是，這段日子並不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他過分沉溺於新技術或完美的技術，而低估了“完美技術”被市場接受所需要的時間，SGI公司的財務已經不能支持到這一天了。不得已，他要親自去談出賣公司，要親手把他一手組建起來的團隊賣掉。這是他最狼狽的時候，“我自己有很大的責任，我去選擇了一個好的技術，但是不符合用戶的需求，最後這個團隊的失敗是拿到教訓。”當然，這次的經歷並不是一無所獲的，最起碼他再也不會犯“技術至上”的錯誤了，他已經能夠意識到“創新固然重要，但有用的創新更重要”。“我覺得人生不免會有很多的挫折，最重要的不是說挫折中如何恢復自己的心情，而是說挫折之下你有沒有學習什麼，有沒有總結教訓。”
因爲在微軟研究院工作的華人研究員、同時也是李開復的校友兼好朋友的黃學東的極力動員與推薦，1998年李開復加盟微軟，負責在中國組建研究院，這不僅僅因爲他是一個華人，更主要是因爲“他既懂研究又懂管理”。如日中天的微軟那時已經決定要中國建設研究機構，但真正操作起來就發現一個棘手的問題：找不到合適的人來管理。比爾一直信奉“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聚集最優秀的人”。現在比爾的難題是：最優秀的人不肯去中國出掌大局，肯去的人又並非足夠優秀。這時，他們找到了李開復。
“既懂研究又懂管理”，這個評價可不是隨便說說的。李開復的科研才能自不必說，語音識別系統的一系列成果是最好的證明，而他1992年在蘋果公司做經理以來，他就一直是多數員工心中的“好老闆”，他自己也這樣認爲：“要論研究的水平，在雷德蒙（微軟總部所在地）和劍橋，像我這樣和比我好的，至少還有一打，要論管理水平，像我這樣的就不多了。”從蘋果到微軟，李開復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職位上接受不同的機遇與挑戰，學習領導的藝術，瞭解管理公司的祕訣。“我學會了該如何做一個受員工愛戴的領導者，以及該如何做一個受領導器重的員工。我也深深意識到，在世界一流的企業裏，管理者最需要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李開復的經理生涯最早在從蘋果公司開始的，而且在蘋果的6年，他獲得了很多關於管理者素質的體驗，爲他從一個技術專家向管理專家的轉變提供了實踐基礎。
“我在蘋果工作時，有一天，老闆突然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當時非常吃驚，連忙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樣的管理經驗和經營能力。但是他卻說，這些能力是可以培養和積累的，只要我有意識地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實踐。有了這樣的鼓勵，我也就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努力。”果然，兩年後李開復就成爲了經理，接替了老闆的工作。
做科研和做管理確實有很多的不同。曾經有一位名牌大學的中國學生問他：“開復博士，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樣成功。成功就是管人，管人這件事很過癮——尤其是在每次發薪水時，管理者一定有大權在握的感覺。我該怎麼做才能走上管理的崗位呢？”
李開復給他的回答是：“做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服務的意識。好的管理不在於駕馭別人，而在於有足夠的管理智慧。”
“那麼，我該如何得到這種智慧呢？”學生一臉迷茫地問。
“首先要得到下屬的尊敬和信任。”
“我又該如何得到他們的信任呢？”
“學會爲下屬着想，只有將心比心，才能贏得信任。”
如何做一個好經理，李開復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有一次，我在蘋果公司改組後接管公司的圖形圖像部門。當時部門裏有一位年齡很大、在該領域有影響的高級研究員。在一個年紀輕輕又沒有這方面研究經驗的人手下，他感到很不服氣。於是，他在工作中處處爲難我，倚老賣老，故意反對我的所有決策。雖然出於尊老敬賢的傳統，我對他總是以禮相待，但內心仍然充滿矛盾，不知如何處理這個難題。於是我去請教公司一位資深副總裁，也是我的mentor（教練）。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太軟弱了。做經理是要能夠下狠心‘開人’的。一個月之內，你必須開除他。這句話點醒了我。於是我開始用堅定、自信、嚴厲的態度對待這個老專家。傲慢的老專家發現他的挑釁不再起作用，慢慢有所收斂。後來他自願離開了公司。”
①做經理，不是簡單地能夠狠下心來“開人”，還要有道德和正直心。
“有一次也是在蘋果公司。公司要裁員，我必須從兩個業績不佳的員工中裁掉一位。第一位是我的一個師兄。他十多年前寫的論文十分出色，但加入公司後工作不努力，沒有太多業績。他知道面臨危機後跑來懇求我，告訴我他年紀不小，又有兩個小孩，希望我顧及同窗情誼，放他一馬。甚至我的恩師瑞迪教授也來電暗示我儘量照顧師兄。另一位是剛加入公司兩個月的新員工，還沒有時間表現，但他應該是一位有潛力的員工。二者必須走一個。我內心的公正與正直的聲音告訴我，應該裁掉師兄，但憐憫心和師兄情誼又告訴我應該留下師兄，裁掉那位新員工。經過一番價值觀的思想鬥爭，我還是選擇裁掉師兄……”
②正直心、人際溝通的技巧、自律與自省的態度，這些都是做一個好經理必備素質。但是，從技術專家到管理專家的轉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現在的李開復在全國高校有過數百場演講，他出色的演講才能甚至讓人忘記他的科學家的本來身份，但是，這一切都是經過學習與訓練的。
“以前，我是一個和人交流都會臉紅、上臺演講都會退縮的內向害羞的東方學生。我做助教時，在課堂表現特別差，學生們甚至送我一個綽號‘開復劇場’。
爲了提高自己的演說能力，我制訂了一系列的計劃。我要求自己每個月至少做兩次演講，而且每次都要我的朋友或同學去旁聽，爲我提出反饋意見。我對自己承諾，不事先排練三次就不上臺；我要求自己每個月都要聽演講，並向優秀的演說家請教。
有一位演說家告訴我克服恐懼的幾種方法。他說，如果你因爲與觀衆對視而感到緊張，那你就可以只看觀衆的頭頂。此外，你手中最好不要拿紙而要握起拳頭，那樣顫抖的手就不會引起觀衆的注意。
後來我自己又總結了一些祕訣：我發現自己講故事的能力比用講稿講要好，我就多講故事；我回答問題的能力超過我的演講能力，我就多留時間回答問題；我對自己不感興趣的東西就無法講好，於是對於不感興趣或不熟悉的話題，我就不接受邀請。慢慢地，我的演說能力越來越強，成爲別人眼中天生的‘演說家’。”
③從一個編程高手到一個演講家，從一個技術專家到一個優秀經理，李開復的第三次叛逆也是他的一種主動選擇。爲了做好管理者，他有意識地培養自己各方面的素質，有意識地訓練演說的技巧，有意識地請教有效溝通的方法，同時不斷提高個人的情商修養。從他第三次異於常人的“叛逆”道路中，我們看到一個有計劃、有目標、能堅持，具備強有力的執行力的經理人。
注：①、②、③摘自李開復著《做最好的自己》一書。
第四次叛逆 離開微軟，追隨我心的選擇
誠信不等於企業與個人的終身依附
“我做了，我試了，我不會在我70歲的時候因爲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後悔沒有在我43歲那年寫這封E-mail，不會後悔爲什麼我寫好了E-mail卻沒有勇氣發出去。”
應該說從1998年到2000年，這段日子是李開復在微軟最開心的時光之一。那時，他成功組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後被提格爲亞洲研究院，他不僅從海內外吸引了一大批優秀人纔來到中國研究院工作，並且通過一系列的公關活動，改變了微軟在國人心中的霸權形象，他被稱爲微軟的“親善大使”。
因爲要爲微軟招募人才，他經常要去各高校做一些演講。在這種近距離地和學生交流的過程中，他發現能夠用自己的觀點來影響一部分學生，爲他們的成長提供一種精神上的幫助，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2000年，因爲工作變動，李開復被調回到美國總部。離中國學生遠了，但是和中國學生交流的願望卻更強烈了。從2000年到2004年，他給中國學生寫了四封信，談人生，談成才，談擇業等。他的信、他的觀點在網上被大量流傳，這時，他想到了做一個“開復學生網”的公益網站，一個他與中國學生交流的窗口。“開復學生網”的推出受到學生以及各類社會人士的歡迎，他體會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影響力。
想要回中國工作，想要培養更多中國學生，做有更多影響力的事情，他的想法日趨成熟，他希望尋找某個機會。“應該說我對微軟的工作並沒有特別不滿意到我必須要走的地步，是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當然微軟越來越大，大公司難免有一些官僚，這是一個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在微軟工作了7年，做同一個工作做7年，能學習的地方不是很多了，這是另一個原因。”當然，之所以下決心加入google，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互聯網上的新旗幟google給他帶來的震憾：“我認識的許多朋友，資深的研究者和科學家，他們在加入google後，原先的憔悴消失了，他們充滿活力，他們上班就像在享受。每一個人都那麼充滿激情。在google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做什麼，然後通過大家的興趣結合成一個個團隊，每個員工有20％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對於李開復而言，想回中國的願望已經很久了，而看到成立於1998年的google公司這麼年輕，這麼有活力，這麼成功，有一段時間他想要不要和google接觸一下。今年5月，得知Google有意要建中國公司後，李開復給google的CEO 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發了一個郵件：“聽說Google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計劃，我們可以聊聊。”很巧，10年前，兩人就已經認識，並有過初步交往。當時，Eric在SUN工作，而李開復還在蘋果公司。
通過2個多月的考察，經過和CEO的面談，和google兩位創始人的面談，和更多google員工的交流，通過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他確信google是一家價值觀和文化都適合自己的公司，能夠滿足他“回到中國”和“做更有影響力的事情”的心願的公司，2005年7月5日，他走進老闆的辦公室，第一句話說：“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我要追隨我心的選擇）”，聽從內心的召喚，去一個更有激情、更能學習的地方。
有傳言說李開復此次跳槽，獵頭從中賺取了過億的中介費，但是李開復卻坦誠地向外界聲明：“是我主動向google投懷送抱的。”作爲一個在業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個全球副總裁，主動去申請一份新工作，很多人是抹不開面子的，即使心中有再多的想法，他們更傾向於等待獵頭的電話。但是，李開復沒有，是他主動給對方發出了信號，是他積極主動的態度引導他勇敢地追逐他心儀的職位。他說：“不管是否如願，至少我要試一試啊。我做了，我試了，我不會在我70歲的時候因爲看到Google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後悔沒有在我43歲那年寫這封E-mail，不會後悔爲什麼我寫好了E-mail卻沒有勇氣發出去。”
此次因跳槽而引發官司，很多人爲此質疑李開復一直倡導的“誠信的原則”，認爲他的跳槽是有違他曾經的承諾，有悖於他自己的價值觀。但是，在李開復看來，誠信或者忠誠，並不機械等同於終生服務一家公司，“對企業誠信是員工的義務，它包括保守公司機密，執行公司計劃，敬業，有責任心等等，然而，一名誠信的員工更應該是一個人格獨立、思想獨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企業的苔蘚植物。僱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兩個獨立、平等主體間的契約，只有當雙方都認爲對方是自己的最佳選擇時，這個契約的效果纔是雙贏的。相反，當這個契約變成人身依附時，企業就變成了可以混日子的大鍋飯，個人就變成了失去選擇權利的現代奴隸。”
是的，變換工作與不守誠信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人與企業時刻都在變化，過去合適的員工未來可能不再適合，過去曾經是最佳選擇的公司，現在可能無法激發他最大的熱情與才幹。只要一個人永遠積極，進取，向上，“跳槽”的可能性就永遠存在。李開復也不例外。
讓我們想像一下，當再一個5年或者7年到來時，李開復會去往哪裏？
我們誰也無法估計，他本人也無法估計。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會一直抱着積極主動的態度，勇敢地去追隨理想，“做人要積極，要勇敢，要願意挑戰。考慮到職業道德，考慮到不要影響他人，在這些前提之下，勇敢地、積極地追逐你要的，這樣不會，不會讓自己感到遺憾。”他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