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爾·波普爾
1961年蒂賓根德國社會學學會會議上的開場演講。我的講稿最初在《科隆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雜誌》[Kolner Zeitschrith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2，14，1962年，第233－248頁）上發表。人們料想我的演講會引起一場辯論。阿多諾教授［Pofessor Adorno］已被請求在他的補充論文中繼續這場辯論，而在補充論文中他實質上同意我的觀點。然而，當《德國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辯論》[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Sociology]一書出版時，首先發表了阿多諾的兩篇辯論文章，共計約佔一百頁；然後是我的講稿，隨後是阿多諾的補充論文及會議上未發表的論文。凡是閱讀《實證主義辯論》一書的人都未必會認爲是我的演講引起了這場辯論，而阿多諾開頭的一百頁咄咄逼人的文字是很久以後（專爲該書）才寫的。
我打算在我的論社會科學的邏輯的論文中首先提出兩個命題，它們表達了我們的知識與我們的無知的對比。
第一個命題：我們擁有大量的知識。而且，我們不僅知道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令人可疑的細節，而且尤其知道那些不僅具有相當大的實際意義，而且還提供給我們深刻的理論洞見及令人驚訝的對世界的理解的東西。
第二個命題：我們的無知是無限的、令人清醒的。確實，正是（我的第一個命題所提到的）自然科學的這種勢不可擋的進步不斷提醒我們自己的無知，甚至在自然科學本身領域內的無知。
這給予蘇格拉底關於無知的觀念一種新的發展。隨着前進的每一步，隨着我們解決的每一個問題，我們不僅發現新的、未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也發現，正當我們相信自己正站在堅實可靠的根基上之時，一切事物實際上卻是不可靠、不穩固的。
當然，我的關於知識與無知的兩個命題只是看上去好象彼此矛盾。這種表面的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兩個命題中各在頗不相同的意義上使用了“知識”這個詞。然而這兩種意義都是重要的，兩個命題亦然：因此我打算在下面的第三個命題中闡明這一點。
第三個命題：每一種知識論都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甚至可以將其視爲對它的判決性檢驗：它必須闡明我們非凡的和不斷增加的知識和我們不斷增長的關於我們實際一無所知的見識之間的聯繫，從而正確對待我們的前兩個命題。
如果我們稍加思考，那麼幾乎不言而喻，知識邏輯必須針對知識與無知之間的這種張力。在我的第四個命題中系統闡述了這一見識的一個重要結果。但是在我提出這第四個命題之前，我想爲仍將提出的許多命題表示歉意。我的歉意是有人曾向我提議以編號的命題的形式組織這篇論文。我覺得這個建議很有用，儘管這種風格會造成教條主義的印象。下面就是我的第四個命題。
第四個命題：就人們能夠說科學或知識始於某個事物而言，可以說下面的話：知識並非始於感覺或觀察或數據或事實的收集，而是始於問題。人們可以說：沒有問題就沒有知識，但是沒有知識也就沒有問題。這意味着知識始於知識與無知間的張力：沒有知識就沒有問題——沒有無知就沒有問題。因爲每一個問題都產生於對在我們假定的知識中都有些差錯的發現；或者，從邏輯上看，產生於對我們假定的知識的內在矛盾或者對我們假定的知識和事實間的矛盾的發現；或者更確切地說，產生於對我們假定的知識和假定的事實間明顯的矛盾的發現。
儘管我的前三個命題由於其抽象性也許造成這樣的印象，即它們稍微遠離了我們的主題——即社會科學的邏輯——我卻想說正是我的第四個命題把我們帶到了我們主題的中心。這一點可以在我的第五個命題中系統闡述如下。
第五個命題：和在所有其他科學中一樣，我們在社會科學中或成功或不成功，或有趣或無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勞無益，恰與我們所涉及的問題的意義或趣味成比例；當然，也恰與我們處理這些問題時的誠實性、直接性、簡單性成比例。這一切都不僅限於理論問題。嚴重的實際問題，例如貧困問題、文盲問題、政治鎮壓問題或者合法權利的不確定的問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的出發點。然而這些實際問題導致思索，導致建立理論，因而導致理論問題。在所有情況下，都毫無例外地是問題的特點和性質——當然還有建議的解決辦法的大膽與獨創性——決定着科學成就的價值有無。
因此，出發點總是一個問題；觀察只有暴露了一個問題才成爲類似出發點的事物。換言之，如果它令我們驚訝，如果它向我們表明我們的知識，我們的預期，我們的理論有些不太正確，它才成爲出發點。因此一項觀察只有與我們的某些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預期相矛盾時才造成一個問題。但另一方面構成我們科學工作的出發點的與其說是純粹而簡單的觀察，不如說是起特定作用的觀察；即，造成一個問題的觀察。
現在我已到了可以系統闡述我的作爲第六個命題的主要命題的一步了。其內容如下：
第六個命題（主要命題）：
（a）社會科學的方法像自然科學的方法一樣，在於試驗我們對我們的研究以其爲起點的那些問題的嘗試性解決辦法。
人們提出解決辦法，並對之進行批評。如果對提出的解決辦法不可進行客觀批評，那麼就會被認爲不科學而遭排除，儘管也許只是暫時的。
（b）如果對提出的解決辦法可以進行客觀批評，那麼我們就嘗試駁倒它，因爲一切批評都在於駁倒的嘗試。
（C）如果提出的解決辦法通過我們的批評而被駁倒，我們就提出另一個解決辦法。
（d）如果它經得住批評，我們就暫時接受它，首先，我們認爲它值得進一步討論與批評。
（e）因此科學的方法是由最嚴格的批評所控制的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試探性嘗試（或妙想）之一。它是“試錯”方法在批評上的發展。
（f）所謂科學的客觀性在於批評方法的客觀性，即，首先在於理論無一不遭到批評這一事實，進一步，還在於批評的邏輯工具——邏輯矛盾——是客觀的。
我的中心命題後面的基本觀念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述。
第七個命題：知識與無知間的張力導致問題和嘗試性解決辦法。然而張力是永遠不會被克服的。因爲原來我們的知識是在於對暫時性和嘗試性解決辦法的建議。因此原則上知識觀念本身包含着這樣的可能性，即它結果會是錯的，因而是一件無知的案例。證明我們的知識正當的唯一方式是它本身僅僅是暫時的，因爲它在於批評，或者更確切些，在於求助於這樣的事實，即到目前爲止我們的嘗試性解決辦法看來甚至經得住我們最尖銳的批評。
不可能從正面證明其正當：沒有超出這個範圍的證明方式。尤其是，不能表明我們的嘗試性解決辦法是可能的（在任何滿足概率演算法則的意義上）。
也許可以把這個見解描述爲批評主義。
爲了更好地說明我的主要命題及其對於社會學的意義，把它與屬於一種常常被十分無意識地吸收的被廣泛接受的方法論的某些其他命題相對照可能有些用處。
例如，有誤入歧途的和錯誤的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它強調該是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學習科學方法是什麼的時候了。這種誤入歧途的自然主義規定了這樣一些要求：從觀察與測量開始；例如這意味着先收集統計資料；然後再經過歸納得出概括並形成理論。人們提出，只要這在社會科學中是可能的，你就會接近客觀性的理想。然而，在這樣做的時候，你應當意識到這個事實，在社會科學中要達到客觀性（如果能達到的話）比在自然科學中要困難得多。因爲要做到客觀，就要求人們不因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帶有偏見——即（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稱）要“排除價值判斷”［value－free」。但是只是在最罕見的情況下社會科學家能使自己擺脫他自己的社會階級的價值體系，因而達到甚至程度有限的“排除價值判斷”和“客觀性”。
我在此歸於這種誤入歧途的自然主義的每一個命題在我看來都是完全錯誤的：這些命題都基於對自然科學的方法的誤解，實際上基於一個神話——令人遺憾的是，這是人們太廣泛地接受的、太有影響的神話。它是自然科學的歸納特徵和自然科學的客觀性特徵的神話。我打算在下面用由我支配的寶貴的時間的一小部分對這種誤入歧途的自然主義做一下批評。
無可否認，許多社會科學家會否決我歸於這種誤入歧途的自然主義的這個或那個命題。然而這種自然主義目前似乎在社會科學中佔據優勢（也許要除去在政治經濟學中之外）；至少在講英語的國家中如此。我想在我的第八個命題中系統闡述這一勝利的表徵。
第八個命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們把社會學看作一般理論社會科學，也許可與理論物理學相比，而把社會人類學看作非常特定的即原始的社會的社會學。今天這個關係已完全顛倒過來，人們應注意這個事實。社會人類學或者文化人類學已成爲一般社會科學，而社會學越來越淪爲社會人類學中的一個成分：即非常特定的社會形式的——高度工業化的西歐的社會形式的社會人類學。更簡潔地重述一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關係已完全顛倒過來。社會人類學已由應用專門學科上升爲基礎科學。人類學家已從謙恭的、有些目光短淺的現場工作者上升爲目光遠大的、淵博的社會理論家和社會深層心理學家。然而，先前的理論社會學家一定愉快地得到了現場工作者和專家的工作：他的職責是觀察和描述西歐國家和美國的當地白人的圖騰和禁忌。
但是，也許不應過分認真地看待社會科學家命運的這一變化，尤其是因爲根本就沒有科學學科的本質這種事物。這使我提出第九個命題。
第九個命題：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辦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
儘管有這第九個命題，社會學與人類學之間關係的完全顛倒也是極其有趣的，這不是由於科目或者它們的稱號，而是因爲它指明一種僞科學方法的勝利。因此我提出我的下一個命題。
第十個命題：人類學的勝利是一種據稱觀察的、據稱描述的方法的勝利，它聲稱使用的是歸納概括。首先，它是一種據稱更客觀的方法的勝利，因此是人們所認爲的自然科學方法的勝利。它是皮洛士勝利「Pyrrhic victory，即付極大代價而得到的勝利——譯註］：又一次這樣的勝利，而我們——即，人類學和社會學——失敗了。
我欣然承認，我的第十個命題的系統闡述可能稍微過於尖銳了。我當然承認，社會人類學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它是最成功的社會科學之一。而且，我欣然承認，對我們歐洲人來說，爲了變換一下，通過社會人類學家的眼鏡觀看一下自己，會是一種非常引人入勝的、有趣的經歷。但是，儘管這種眼鏡也許比別的眼鏡更有色，然而這卻使它更不客觀。人類學家不是來自火星的觀察者，雖然他常常自以爲是，常常（不無熱忱地）試圖扮演這種社會角色；我們也沒有一絲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我們會比我們看自己更加“客觀”。
在這個方面，我想講一個故事，無可否認，這個故事是極端的，但決非特例。儘管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在目前的場合中這一點卻不重要：如果這個故事在你們看來是不可能的，就請把它看作虛構，看作是用極度誇張的手段來說明重要之點所隨意虛構的例證。
幾年前，我參加了由一名神學家組織的爲期四天的會議，由哲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物理學家參加——每個學科有一兩名代表；我們共計八人。題目是“科學與人文主義”。在開始的暫時困難和以其高論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嘗試失敗之後，大約四五位與會者共同努力，在三天內成功地把討論提高到異乎尋常的水平。我們的會議達到了這樣的階段——或者至少在我看來如此——我們都有正在相互學到一些東西的愉快感覺。無論如何，當一位社會人類學家出人意料地發揮出他的作用時我們都沉浸在我們辯論的主題之中。
“也許你們會感到驚訝”，他說，“到目前爲止我在會上還一言未發。這是因爲我是個觀察者。作爲人類學家，我參加這次會議與其說爲着參與你們的言語行爲不如說爲着研究你們的言語行爲。我一直在這樣做。結果，我不總能夠領會你們討論的實際內容。但是像我自己這樣研究了許多討論的羣體的人總會瞭解到討論的話題比較起來是不重要的。我們人類學家學着［（據我所記得的）這幾乎是原話］從外部，從更客觀的觀點看這樣的社會現象。令我們感興趣的是如何：例如，一個或另一個人如何試圖支配羣體，他的嘗試如何被其他人或者各自地或者聯合起來予以抵制；在做過各種不同的此類嘗試後，如何出現了等級秩序因而出現了羣體的均衡，連同詞語表達的羣體儀式；無論充當討論題目的問題看上去如何多種多樣，這些情況卻總是非常相似。”
我們聆聽了我們的火星的人類學來訪者所要說的一切，然後我向他提出兩個問題。首先，他對我們討論的實際結果是否有什麼評論；其次，他是否看不出存在諸如可能有效或無效的非個人的理由或論點這種事物。他回答說，他必須全神貫注地觀察我們的羣體行爲，因此不能詳細領會我們的論點；而且，如果他去領會論點，他就會危及（他就是這樣說的）他的客觀性；因爲他可能會捲入爭論；如果他允許自己醉心於爭論，他就會成爲我們中的一員——他的客觀性也就完了。而且，他受到過訓練，不去判斷言語行爲的字面內容（他常常使用verbal be－haviour ［言語行爲］和verbalization［詞語表達］這些術語），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重要的。他說，與他有關的是這個言語行爲的社會和心理功能。他繼續說：“儘管論點或理由給你們留下印象，然而作爲討論的參與者，令我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事實，即通過這樣的手段，你們可以相互留下印象，相互影響；當然尤其是這種影響的表徵。我們關心的是諸如強調、躊躇、調停和讓步之類的概念。我們從不真地關心討論的實際內容，而只關心各個不同的參與者在充當的角色：關心戲劇性的相互作用本身。至於所謂論點，它們當然只是言語行爲的一個方面，並不比任何其他方面更重要。可以清楚地區分論點和其他給人深刻印象的詞語表達，這種觀念純屬主觀幻想；關於客觀上有效的論點和客觀上無效的論點的觀念亦然。最多可以把論點分爲在一定的時間內某些社會或羣體把它們作爲有效或無效來接受的這樣分類。曾在諸如目前這樣的討論羣體中被接受的所謂論點在後面的一個階段仍然還會遭到參與者之一的攻擊或否決，這個事實也揭示了時間因素起着作用。”
我不想拖長對此事的描述。我想象，在目前的集會上沒有必要指出，我的人類學家朋友有些極端的見解在其思想根源中不僅表明了行爲主義的客觀性理想的影響，而且表明了生長於德國土壤中的某些觀念的影響。我是指哲學相對主義的觀念：歷史相對主義，它認爲沒有客觀真理，只有對於這一時代或那一時代的真理；和社會相對主義，它教導說有對於這個或者那個羣體或階級的真理或者科學，例如無產階級的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我也相信所謂知識社會學在我的人類學家朋友所仿效的教條的早期歷史中起着很大作用。
無可否認，我的人類學家朋友在那次會議上採取了有些極端的立場。但是這個立場，尤其是如果人們稍加改變，就既非不典型又非不重要。
但是這個立場是荒謬的。由於我在其他地方詳細地批評過歷史和社會學的相對主義，還有知識社會學，在這裏我就不重複了。我只簡短地討論一下構成這種立場的基礎的天真的、誤入歧途的科學客觀性的觀念。
第十一個命題：設想一門科學的客觀性取決於科學家的客觀性，是完全錯誤的。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也是完全錯誤的。自然科學家正和任何其他人一樣有所偏袒，除非他屬於不斷提出新觀念的少數人，否則，十分遺憾，他就常常極端有偏見，以片面和有所偏袒的方式贊成他自己的觀念。幾位最傑出的當代物理學家甚至建立了學派，形成對新觀念的強大的抵抗力。
然而，我的命題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更爲重要。它構成了我第十二個命題的內容。
第十二個命題：可被描述爲科學的客觀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評傳統之上，這種批評傳統總是不顧任何反對，使人們能批評佔統治地位的教條。換言之，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個別科學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評的社會結果，科學家中友好與敵對的分工的社會結果，他們的合作的社會結果，也是他們的競爭的社會結果。由於這個緣故，它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使這種批評成爲可能的整個一系列社會的和政治的環境。
第十三個命題：所謂知識社會學在個別科學家的行爲中去看客觀性，按照科學家的社會所在解釋客觀性的缺乏，它完全忽視了下面的決定性的一點：客觀性完全依賴於批評這一事實。知識社會學所忽略的正是知識社會學本身——科學的客觀性的理論。客觀性只能按照諸如競爭（既有個別科學家的又有各種不同思想學派的）、傳統（即批評傳統）、社會制度（例如，各種不同的相競爭的刊物中的文章和各種不同的相競爭的出版者的出版物；會議上的討論）、國家權力（即它對自由討論的政治寬容）之類的社會觀念來解釋。
例如，諸如研究者的社會所在或觀念形態所在之類的微小細節往往終究被這個過程所消除，儘管無可否認它們總在眼前來說起着作用。
所謂“排除價值判斷”［Value freedom，此處也可譯“價值自由”，以與後面的“自由”一詞呼應——譯註〕的問題，正像客觀性的問題一樣，可以用比通常自由得多的方式解決。
第十四個命題：在批評性討論中我們可以區分這樣一些問題：（1）一個斷言的正確性問題；它對於我們感興趣的問題的關聯性、趣味和意義的問題。（2）它對於各種不同的科學範圍以外的問題的關聯性、趣味和意義的問題，像人類幸福的問題或者國際的或者侵略性民族主義政策的，或者工業擴張的，或者獲得個人財富的結構迥然不同的問題。
在科學研究中消除這樣的科學範圍以外的趣味顯然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例如在物理學研究中——消除它們，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消除它們，同樣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重要的和給科學以特色的不是消除科學範圍以外的趣味，而是要區分不屬於對真理的探索的趣味與對真理的純粹科學的趣味。但是，儘管真理是主要的科學價值，它卻不是唯一的價值。關聯性、趣味和種種陳述的意義對於一個純科學問題的情境也是第一位的科學價值；諸如富有成效性、解釋能力、簡單性和準確性等價值亦然。
換言之，存在着那些純科學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價值和那些科學範圍以外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價值。儘管不可能把科學工作與科學範圍以外的應用與評價相分離，但是，與價值範疇的混淆作鬥爭，尤其是在真理問題中消除科學範圍以外的評價，是科學批評和科學討論的任務之一。
當然，這是不能憑藉法令一勞永逸地達到的，它反而仍然是相互的科學批評的持久任務之一。純科學的純潔性是可能無法實現的理想，但是它是我們憑藉批評不懈地爲之奮鬥——而且應當爲之奮鬥——的理想。
在系統闡述這個命題時，我說過從科學活動中消除科學範圍以外的價值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關於客觀性情況也相似；我們剝奪科學家的偏袒性一定也會剝奪他的人性，我們抑制或破壞他的價值判斷，也一定會毀壞作爲人和作爲科學家的他本身。我們的動機和我們的純科學的理想，像純粹對真理的探索的理想一樣，深深地固定於科學範圍以外的，在某種程度上深深地固定於宗教的價值判斷。客觀的和“排除價值判斷”的科學家不是理想的科學家。沒有激情我們會一事無成——在純科學中尤其不行。“熱愛真理”這個用語不僅僅是隱喻。
因此，不僅客觀性與排除價值判斷對個別科學家來說實際上是達不到的，而且客觀性和“排除價值判斷”本身就是價值。由於排除價值判斷本身是一種價值，因此對無條件的排除價值判斷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這個異議不很重要，但是應當指明，如果我們把暴露價值的混淆，把真實性、關聯性、簡單性等等純科學價值問題與科學範圍以外的問題分開，用這種要求（它應當是科學批評的任務之一）取代對排除價值判斷的要求，這種自相矛盾就會自行消失。
到目前爲止，我試圖簡潔地展開這個命題，即科學的方法在於問題的選擇和對我們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試探性的和暫時性的嘗試的批評。我試圖用兩個人們頻繁討論的社會科學中的方法問題爲例進一步表明，這種對方法的批評性取向（如可以稱呼的那樣）導致了十分合理的方法論結果。但是，儘管我談了一些認識論，談了一些知識邏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說了一些批評的話，我至此實際上對我的題目，社會科學的邏輯，卻只做出了很小的積極的貢獻。我不想耽擱你們，來講述我認爲把科學方法至少十分近似地與批評方法相等同的十分重要的原因或理由。我現在倒想直接轉移到一些純邏輯的問題和命題。
第十五個命題：純演繹邏輯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爲批評的工具。
第十六個命題：演繹邏輯是邏輯推理的有效性的或者邏輯後承［consequence］的關係的理論。邏輯推理的有效性的必要的和決定性的條件如下：如果有效推理的前提是真實的，那麼結論也一定是真實的。
這也可表達如下。演繹邏輯是從前提「premisses］到結論［conclusion］的真理傳輸的理論。
第十七個命題：我們可以說：如果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實的，而且推理是有效的，那麼結論一定也是真實的；所以，如果在有效推理中結論是假的，那麼不可能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實的。
這個瑣細的但非常重要的結果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達：演繹邏輯不僅是從前提到結論的真理傳輸，而且同時也是從結論到至少一個前提的假理再傳輸。
第十八個命題：這樣，演繹邏輯成了理性批評的理論。因爲一切理性批評都採取這樣一種嘗試的形式，即要表明可由我們正試圖批評的斷言得出不可接受的結論。如果我們成功地由一個斷言合乎邏輯地得出不可接受的結論，那麼就可能認爲對這個斷言應予反駁。
第十九個命題：在科學中，我們是以理論爲工作對象，也就是說，以演繹系統爲工作對象。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一種理論或者一種演繹系統是進行說明的嘗試，因此是解決科學問題的嘗試。第二，對一種理論即一種演繹系統可以通過其結果進行理性批評。因此它是嘗試性解決辦法，它要經受理性批評。
關於作爲批評推理工具的形式邏輯就談到這裏。
我在這裏使用的兩個基本概念可以簡明地闡釋爲：真理的概念和說明的概念。
第二十個命題：真理的概念對於這裏展開的批評性取向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在批評的是對於一種理論是正確的宣稱。我們作爲一種理論的批評者試圖表明的顯然是這個宣稱是沒有理由的：它是錯誤的。
沒有調節的真理觀念就不能理解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的重要的方法論觀念：任何錯誤都只在於它未能達到我們的目標，即我們的客觀真理的標準，這是我們的調節觀念。
如果它與事實一致或者與事實相符，或者事物如命題所描述，那麼我們就稱一個命題爲“真”的。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真理的絕對或客觀的概念，我們每個人都經常使用這個概念。這種真理的絕對概念的成功恢復是現代邏輯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
這句話意味着真理的概念曾遭到了破壞。確實，破壞真理概念的名譽正是產生我們這個時代佔支配地位的相對主義的觀念形態的動力。
我傾向於把邏輯學家和數學家阿爾弗雷德·塔爾斯基［AI－fred Tarski］對真理概念的恢復描述爲現代數理邏輯最重要的哲學結果，原因即在於此。
我在這裏當然不能討論這個結果；我只能十分武斷地說，塔爾斯基成功地對陳述與事實的一致何在的問題提供了能夠想象得到的最簡單、最令人信服的說明。但是過去正是由於沒有希望能解決這樣一項任務，導致了懷疑論的相對主義——及我確信我在此無需詳細闡明的社會後果。
我使用過的並可能需要闡釋的第二個概念是說明[expla－nation]的概念，或者更確切些，因果性說明的概念。
純理論的問題——純科學的問題——總是在於發現一種說明的任務，對一件事實或者一個現象或者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性或一個值得注意的在規則之外的特例的說明。我們希望說明的事物，可稱作被說明項［explicandum」。問題的嘗試性解決辦法即說明總是由一種理論、一種演繹系統所組成，它允許我們通過在邏輯上將其與其他事實（所謂初始條件）相聯繫來說明一個被說明項的過程。充分明確的說明總是在於指出被說明項是從某些初始條件所加強的理論中得出的邏輯推導（或者可推導性）的過程。
因此每個說明的基本邏輯圖式由一種邏輯演繹推理組成，其前提由一種理論和一些初始條件組成，其結論即被說明項。
這種基本圖式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應用。例如，可用它表明特設性假說與可獨立檢驗的假說的區分。更進一步——你們也許對此更感興趣——可以用一種簡單方式邏輯地分析理論問題、歷史問題與應用科學問題的區分。這表明理論的或者訂立普遍法則的［nomothetic］科學和歷史的或者表意文字的「ideo－graphic」科學間的著名區分有着完全合乎邏輯的正當的理由——假如人們認爲在這個上下文中“科學”意味着對一組明確的、邏輯上可辨別的問題的關注。
以上是我到目前爲止所使用的邏輯概念的闡釋。
這兩種概念，真理的概念和說明的概念，都導致了以後的概念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它們對於知識邏輯或者對於方法論也許更加重要。這些概念中第一個是接近真理的概念，第二個是一種理論的說明能力或者說明含量的概念。
這兩個概念是純邏輯概念，就是說，它們可以藉助於一個陳述或者一個陳述的內容的真實性——即一種理論的邏輯後承的類別——的純邏輯概念來界定。
它們都是相對的概念。儘管每一個陳述都僅僅是真或假，然而一個陳述可以比另一個陳述更接近真理。例如，如果第一個陳述比第二個陳述有“更多的”真的邏輯後承，“更少的”假的邏輯後承，就會如此。（在此假定兩個陳述的後承集合的真的和假的子集合是可比較的。）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地表明爲什麼我們正確地設想牛頓的理論比開普勒的理論更接近真理。
與此相似，可以表明牛頓理論的說明能力大於開普勒理論的說明能力。
因此我們在獲得一些邏輯概念，它們構成對我們的理論的評價的基礎，並允許我們富有意義地談論科學理論的前進或倒退。
關於一般知識邏輯就談到這裏。尤其關於社會科學的邏輯，我想再提出幾個命題。
第二十一個命題：沒有純觀察的科學這種事物；只有我們（或多或少自覺地或者批評地）建立理論的科學。社會科學亦然。
第二十二個命題：由於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主要依賴於社會條件，因此心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諸如（a）模仿，（b）語言，（c）家庭的觀念顯然是社會觀念；十分清楚，學習與思考的心理學，還有例如心理分析，不利用這些社會觀念中的這個或那個觀念便不能存在。因此心理學以社會概念爲先決條件；這表明，完全從心理學方面說明社會，或者把它歸結爲心理學，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能把心理學看作社會科學的基礎。
我們原則上不能用心理學說明的和在每一個心理學說明中都必須以其爲先決條件的是人的社會環境。因此，描述這個社會環境的任務（即藉助於說明性理論，因爲——如前所述——沒有理論的描述是不存在的）是社會科學的基本任務。把這項任務分配給社會學很可能是適當的。因此我在下面以此爲先決條件。
第二十三個命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社會學能夠而且必須使自己獨立於心理學，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是自律的，除了心理學對社會觀念的依賴外，也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學不斷地面臨說明人類行動的非故意的、常常不希望得到的社會結果的任務。例如：競爭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通常對於競爭者來說是不想得到的，但是能夠而且必須把它說明爲競爭者的（自覺的和有計劃的）行動的（通常不可避免的）非故意的結果。
因此，即使對競爭者的一些行動可以有心理學的說明，競爭的社會現象也是這些行動的用心理學不可說明的社會結果。
第二十四個命題：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社會學也是自律的，即作爲常常被稱作客觀理解的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事物。
第二十五個命題：對經濟學方法的邏輯研究產生了一種可應用於所有社會科學的成果。這個成果表明，在社會科學中有一種純客觀的方法，不妨稱之爲客觀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邏輯。朝向客觀理解而創始的一門社會科學可以不依賴於一切主觀的或心理學的觀念而發展。它的方法在於充分地分析行動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沒有來自心理學的任何進一步幫助的情況下按照情境解釋這個行動。客觀的“理解”在於認識到這個行動客觀上適合於情境。換言之，對情境進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致最初似乎屬於心理學的因素（例如願望、動機、記憶與聯想）被轉化爲情境的因素。帶有特定願望的人因此成爲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觀目標這個事實表示其情境特徵的人；具有特定記憶或聯想的人成爲可用他客觀地擁有特定理論或者特定信息這個事實表示其情境特徵的人。
這樣它就允許我們在客觀意義上理解種種行動，結果我們可以說：無可否認，我具有不同的目標，我持有不同的理論（比如說與查理曼[Charlemagne]不同）；但是如果我被置於這樣分析的他的情境——在這裏情境包括目標與知識——那麼我，可能還有你們，就會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情境分析的方法無疑是個別的方法，然而它無疑不是心理學的方法，因爲它原則上排斥了一切心理學的因素，用客觀情境因素取代了它們。我通常稱之爲“情境的邏輯”［logic of the situation」或者“情境邏輯”[situational logic］。
第二十六個命題：對這裏所描述的情境邏輯的說明是理性的、理論的重構。它們過於簡化和過於圖式化，因此大體上是假的。然而，它們可以擁有相當大的真理含量，它們可以在嚴格的邏輯意義上十分接近真理，甚至比其他可檢驗的說明更接近真理。在這個意義上，接近真理的邏輯概念對於使用情境分析方法的社會科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首先，情境分析是理性的，在經驗上可批評的，能夠改進的。因爲例如我們可能發現一封信，表明查理曼所掌握的知識可能與我們在分析中所假定的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心理學或者性格學的假定幾乎是不可批評的。
第二十七個命題：大體上，情境邏輯以我們在其中行動的物質世界爲先決條件。例如，這個世界包括由我們所支配、我們對其有所瞭解的物質資源以及我們對其也有所瞭解（常常知之不多）的物質障礙。除此之外，情境邏輯也必須以由我們對其目標有所瞭解（常常知之不多）的其他人居住的社會世界爲先決條件，而且，以社會制度爲先決條件。這些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社會環境的特定社會特徵。它們由社會世界的所有社會現實所組成，即由與物質世界的事物相一致的現實所組成。在這種意義上，雜貨店或大學機構或警察或法律是社會制度。教會、國家和婚姻也是社會制度。例如像日本的切腹自殺的某些強制性的風俗也如此。但是在我們歐洲社會中，在我使用這個詞和我斷言這個範疇很重要的意義上，自殺不是社會制度。
這是我最後一個命題。下面是建議和簡短的結束語。
建議：我們也許可以嘗試性地把首先對一般情境邏輯的研究，其次關於制度和傳統的理論當作純理論社會學的基本問題。這會包括如下這些問題：
1．制度不行動，只有個人在制度之中或代表制度行動。這些行動的一般情境邏輯會是制度的準行動的理論。
2．我們可以建構有目的行動的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制度化結果的理論。這也會導致制度的創造和發展的理論。
結束語：我相信認識論不僅對於個別科學而且對於哲學也是重要的，我們時代的宗教和哲學的不安，無疑與我們大家都有關，主要是關於人類知識的哲學的不安。尼采[Nietzsche]稱之爲歐洲的虛無主義，而邦達「Benda」稱之爲知識分子的背叛。我想把它描述爲蘇格拉底關於我們一無所知的發現的結果，即我們永遠不會理性地證明我們的理論正確。
但是，這種除許多其他微恙外還產生了存在主義微恙的發現只是半個發現；虛無主義可以被克服。因爲儘管我們不能理性地證明我們的理論正確，甚至不能證明它們是可能的，我們卻可以理性地批評它們。我們可以區分較好的和較糟的理論。
但是甚至在蘇格拉底之前，色諾芬尼[Xenophanes]就知道了這一點，他告訴我們：
諸神自始就未向我們昭示
萬物的祕密，但隨着時間的推移，
通過探索我們會學習並懂得更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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