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oom for Small Dreams. Courage, Imagin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爲什麼你相信那個男孩？”我偶爾聽到人們問他。他的回答總是一樣。“三個原因，”本-古裏安會說，“他不說謊。他不說別人壞話。而且每當他敲我的門，他總有一個新的想法。”
不足肯定是存在的。不通曉英文，我缺乏和世界上大多數人溝通的共同語言，我知道這一定會託我的後腿。但英文還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在戰爭中，本-古裏安依賴我的建議，但我也擔心自己這口井不夠深。在我投身的世界裏，全球事務和歷史知識至關重要；經濟和政治科學的才能是智慧的先決條件。我沒有上過大學，我甚至都沒有高中文憑。
一九四九年春天，國家的獨立進一步得到了鞏固，我向本-古裏安表明了我的擔憂，請求他允許我去進修。我告訴他，我想去紐約完成學業，同時我也可爲國防部駐美使團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事情很快辦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索尼婭、茨娃和我來到了世界的另一頭。 //主動發現並提出困惑；不會英語也敢直接去美國？
有次在我訪問加利福尼亞州的途中，艾爾請求我幫助他實施一次營救行動。我們最好的飛行員之一羅伊·庫爾茨駕駛飛機試圖飛往以色列，但在加拿大東部的紐芬蘭上空失事。
七天之後，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我們不可能找到庫爾茨了。但我卻更傾向認爲這次營救行動並沒有白費時間。當我們在凍土上搜尋他的時候，艾爾和我達成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結論、一個可以轉變以色列安全的結論：想要保護自己，以色列必須能夠修理自己的飛機並建造新的飛機。
我們將把艾爾在加利福尼亞的工廠搬到以色列去，然後在那裏擴大投入，將其從一個掩人耳目的新企業轉變爲一個成熟的飛機製造業。這麼做可以延長我們正購買的飛機的使用壽命（不管我們購自何方）。此外，以色列的飛機棚裏停滿了毀於戰爭但仍可修復的飛機——當然條件是我們擁有修復這些飛機的設施。艾爾認爲，這其中還有盈利的機會。我們甚至還幻想着有朝一日我們可以設計並建造我們自己的飛機。
這是一個美麗的夢想。我還設想了這樣的世界：艾爾和他的團隊常駐特拉維夫，這樣就可以不受距離的限制，充分利用他的聰明才智。我們購買的每一架飛機能延長一倍甚至兩倍的飛行壽命，這樣就能成倍地增加我們飛機隊伍的規模。
一個如此大膽的念頭當然會面臨阻力。獨立戰爭後的幾年中，以色列已經陷入了金融危機。我們要從代價昂貴的戰爭中恢復過來，同時還要鼓勵和接受大規模的移民。
本-古裏安曾召喚我來保衛這個國家。因此他也是我首先想要說服的人。想要讓本-古裏安接受艾爾的提議，必須讓本-古裏安先信任艾爾才行，而我知道這隻有等本-古裏安親自看到可能性他纔會相信。
“我們在以色列也需要這樣的一些東西。”本-古裏安回答說，“甚至更多，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航空業。我們需要獨立。”本-古裏安的話正是我希望聽到的。“我想你是對的。”艾爾回答說。“我很高興你這麼想。”本-古裏安說，“我們希望你能會以色列爲我們建一個。”
回到以色列後，艾爾和我與軍方領導會談，不出所料，這些人非常肯定地認爲這樣的項目是愚蠢的。但在那些日子裏，本-古裏安擁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也可以施加巨大的壓力。在這件事上我請求他出手。而他所做的遠遠超出我所預計。
當你弱小的時候，你必須問：什麼樣的投資可以讓你成長？“投資”可以意味着許多事情：時間、金錢，或許還有最重要的——人心。當然，當你是團隊的一部分，其他的人也許會有令你不安的否決權。那會怎樣呢？與其停止努力，我會尋找另一種方式。我漸漸明白一個道理，當你有兩種選擇的時候，你必須要尋找你三種選擇——一個你不曾想過也尚不存在的選項。在我的權限範圍內，我從國防部劃出一筆不太高的資金彌補了我們項目資金短缺中的一小部分。然後，我聯繫了私人捐贈者，他們深知我冒的風險是出於必要。我們從那些渠道籌集了上百萬美元。讓我們得以避開官僚的反對、啓動我們的項目。
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同伴——一個聯盟。我們擁有的最接近於有實用的國際聯盟的關係，是我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祕密關係，但它完全基於武器購買，而且也不爲世界所知。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需要在其他國家的眼裏變成朋友。但英國仍然對以色列極不信任、充滿惡意，堅持對中東實行武器禁運。美國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時刻承認了我們的合法性。但艾豪威爾總統不希望美國捲入阿以衝突，寧願美國保持中立的立場。在尋求同盟這一關鍵過程中，看起來只有一種可能性。反覆思考之後，我把眼光瞄準了法國。
和英國人、美國人一樣，法國人也對我們實施了武器禁運。但我卻覺得，我們可以和法國找到一種感情上的聯繫，法國政府領袖，有許多曾是抵抗運動中的英雄，曾在野蠻的納粹統治下生活過。其中一些人在集中營裏待過。我們的傷疤是不一樣的，但它們都是由同一種罪惡造成。正因爲如此，我希望我們能找到共同的紐帶。我也看到了法國或許同意合作的實際原因。法國的私有國防業製造了各式各樣的武器，包括飛機和坦克，而以色列代表了一個潛在的新客戶。再者，埃及總統迦馬爾·阿普杜·納賽爾已經變成了我們兩個國家的威脅。
第一次去巴黎，我不會說一句法語單詞，也不知道法國的任何風俗、行事風格。我給負責對外武器銷售的副首相保羅·雷諾的辦公室打了電話。我們進行了一次熱情而曲折的談話，卻也富有成效。到我們會談結束之時，他已經準備好要向以色列出售遠程大炮。無可否認，我們需要的當然遠不止這些，但這種性質的協議仍然是一個分水嶺。當他陪着我走到他辦公室的大門時，我停下來，突然提了一個問題：“先生，我意識到我還不知道一個政府該如何支付給另一個政府。”我建議，我給法國國防部的一個銀行賬號先存下一百萬美元的定金，我們可以以後再結清餘款。雷諾同意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們得知，納賽爾和我們曾經也是暫時的合作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簽署了一項重大武器交易合同，我們的擔心變爲真實的存在。這一交易足夠讓埃及一夜之間成爲軍事強國。
與此同時，我很擔心法國方面。儘管已經穩固了我們之間的夥伴關係，我不確定如何才能維持下去，尤其是考慮到法國國家內部變幻莫測的政治合作和對立關係。法國政府已經形成了一種模式：會突然垮臺並且極有規律地、有時會在意識形態地兩個極端失控般遊走。
在一九五六年的七月，納賽爾宣佈重大決定——他決定將蘇伊士運河歸爲國有。蘇伊士運河之前一直由蘇伊士運河公司——一個英法合資企業運營，對英法兩個西方大國而言，埃及將運河國有化是一個嚴峻的經濟危機。法國人已準備好和納賽爾開戰。現在，英國人也傾向於此。法國人支持立即行動，而英國人則偏向再拖兩個月以尋求一個政治方案。至於開戰時機，考慮到埃及人進攻的可能性，本-古裏安更傾向於法國人提供的立即開戰。
在勝利之中，我們鞏固了和法國的合作關係。對我個人而言，這也是我個人得到長足發展的時期。我懂得了想象的益處以及創造性決策的力量。和法國的同盟曾是我一個“不可能的”夢想；航天工業曾是艾爾和我“不可能的”夢想。我們動作迅速、充滿創造性、躊躇滿志，因此我們得到了回報。
但是我也學到了夢想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剛開始時，先是我的想法被人無情嘲笑，肯快就是我乃至我的職位受到了大多數人的炮轟。而且，因爲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祕密進行的——武器交易、和法國結盟、蘇伊士行動。我的批評者們通常只是知道，也只可能知道故事的一半。在這一過程中，我漸漸明白了領導者面臨的重大選擇：要麼去追求偉大的夢想並承擔一切後果，要麼爲了何人融洽相處而縮小自己的夢想。對我而言，只有一個選擇。我認定，成就比信譽重要、比名望重要、比頭銜重要。我並非不想要這些東西；只是徒有這些而沒有行動、風險和勇氣將是空泛的。
在一路上有失望的地方嗎？當然有。因爲懷揣偉大的夢想，我有過無數的不眠之夜和焦躁不安的日子。因爲它們，我曾在大選中落選，也失去過朋友。但是這些從來都沒有影響到我的想象力。成功使我建立自信，失敗使我的脊柱更加堅挺。
那年九月，我正奉本-古裏安的指令造訪西非，試圖加強以色列和這一廣袤大陸的聯繫。 //目的是什麼？
肯尼迪的近東顧問邀請我和以色列駐美大使一起到白宮。當我到達時，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告訴我肯尼迪總統想跟我說話，他知道我掌管着以色列的核項目，而且據費爾德曼說，總統有許多問題。
我並不是以色列政府的首腦，肯尼迪總統和我舉行正式會談有違外交禮儀。因此，我被人護送着經過白宮西翼的一個側面入口，然後沿着一條後走廊來到了橢圓辦公室。按照計劃，我在路上偶然碰到肯尼迪總統，然後出於禮貌，他將邀請我進行一次談話。 //還能這樣！！
“你知道，我們非常關注這一地區軍事力量發展的任何跡象，”他說，“關於這事你能告訴我些什麼呢？佩雷斯先生，你們的意圖和核武器有關嗎？”
“總統先生，我可以最明白無誤地告訴您，我們將不會是第一個將核武器帶到這一地區的國家。”實際上，使我一直吃驚的是，在毫無準備地情況下，我對肯尼迪總統說的話變成了以色列地一項長期政策。他已被描述爲“核模糊”——索性既不肯定，也不否認核武器存在。
將近五十年來，核模糊已成爲以色列官方立場。摧毀另一個國家之前，一個國家必須先擁有兩件東西：首先，意願。第二，相信自己在軍事上更先進纔可以去這麼做。迪莫納的存在也許會讓我們的敵人更想摧毀我們。但是，它所產生的懷疑卻奪去了敵人認爲可以打敗我們的自信。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瞭解到在模糊中蘊藏的巨大力量。在他們缺乏證據支持的地方，他們就用謠言來填補，使得謠言在這一地區傳得比事實還要快。我們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證實這種懷疑，也沒有做什麼去勸服他們。在適當的時候，那些疑慮變得像石頭一樣堅硬，最後變成了我們敵人堅定不移地信念。一旦相信以色列擁有毀滅他們的能力，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放棄了摧毀我們地野心。對那些想發起第二次大屠殺的人而言，疑慮是一種有力的威懾力量。
核威懾也創造了和平的可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薩達特對耶路撒冷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並最終簽署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剛一抵達，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以色列的核計劃。
它的目的並非是發起戰爭，而是阻止戰爭。因此，重要的並不是反應堆本身，而是他所產生的反應。
屈服於恐怖主義分子的要求只會招致更多、更過分的要求。在對付恐怖主義的過程中，領導者記住這點將是相當明智的：當一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時，你不是談判者，而是人質。堅持這樣的立場需要願意做出危險而艱難的抉擇。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助理很快走近我，遞給我一張折起來的便條。“從本-古裏安機場飛往巴黎–奧利、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號航班被劫持了。”便條上寫道，“飛機仍在空中飛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在接下來的數小時之內，劫機事件的細節漸漸豐富起來。我們得知，在雅典登上飛機的恐怖分子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成員，而且他們已經控制了這架載有將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飛機，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來自法國的機組人員。
那天凌晨，飛機改變航程，不再飛往以色列，而飛往東非。凌晨四時，我們確認，飛機已經在烏干達的恩德培國際機場降落。
儘管挑戰巨大，而其中牽扯的利益甚至更多。首先是人質本身——一百多名以色列人處於巨大危險之中。後來我們還得知，一些恐怖分子來自德國，他們用德語大聲發號施令。
我很清楚，我們面臨的基本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救出人質，那麼我們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通過談判解救他們、最終向恐怖分子的要求讓步。我擔心，這會開出一個可怕先例，帶來許多未知後果。“如果我們屈服於恐怖分子的要求、釋放恐怖分子，”我在一週後舉行的、氣氛熱烈的政府會議上如是表示，“每個人都會理解我們，但沒有人會尊重我們。”而不管結局如何殘酷，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展開解救人質的軍事行動，有可能沒人會理解我們——但每個人都會尊重我們。”我決心尋找替代談判的方案並非因爲我對人質的安危漠不關心。最大的危險就是恐怖組織得出結論：類似於在雅典發起的這些恐怖主義行動是有效果的。那時，一架飛機就會變成幾百架，受害者就會以成千上萬來計算而非以幾百計算。
面對如此非同一般的情境，我知道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採取行動。當人們告訴我救援行動行不通時，我決心聽從我的導師本-古裏安的話：“如果一個專家說這行不通，那就再找一個專家。”
我和幾十個同事用了一天的時間反覆、仔細討論了那些並不可靠的情報。情報從多個渠道不斷涌入，許多情報還自相矛盾。在一天行將結束之際，我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飛機仍然停在恩德培機場的停機坪。我們不知道劫機者的訴求是什麼。
到會議結束，團隊中出現了三個可能方案。第一個是庫蒂·亞當提出的。他認爲，如果我們不能在恩德培救出人質，我們應該試着讓人質走向我們。如果能說服劫機犯飛向以色列——讓他們相信，一旦到達以色列，他們可以用人質交換罪犯，我們可以發起一場類似對薩貝納航班發起的偷襲。它假定我們手中握有砝碼，而其實我們並不擁有。第二個辦法是，以色列傘兵將通過維多利亞湖悄悄潛入恩德培機場，然後向劫機者發起突然襲擊，並留在原地保護人質。但它缺乏的主要是一個撤離計劃。一旦人質獲救，沒有辦法帶他們撤離。如果烏干達軍隊出面干預，它有可能派出一支大到足以制服我們的、最精銳的突擊隊的力量。而第三個辦法是，以色列先佔領烏干達——或者至少恩德培機場。這樣，以色列的傘兵就可以暫時佔領城市、機場和海灣，之後再襲擊、擊斃劫機者。接管了這一地區之後，空軍的大力神軍事運輸機可以降落在恩德培機場，把人質帶回家。
我理解人質家人的絕望從何而來。但我告訴拉賓，我們從來沒有釋放過一個屠殺無辜平民的犯罪分子，而劫機者現在要求釋放的人正是這類人。向他們的要求屈服真的會樹立一個令人不安的新先例。
從最簡單的角度，我說出了我所相信的最根本的東西。只有在看到失敗之後，我們才能知道我們是否錯誤地判斷了風險。我相信，在烏干達發動營救行動的決定是正確的。即使失敗了，發起行動的決定本身依然是正確的。對一些領導者而言，這是最難以理解的事情之一：一個決定即使它最終失敗也可以是正確的。這樣說，並非暗示美國的人質營救僅僅是因爲運氣不好而失敗。爲了執行如此複雜的行動，軍隊需要與之相稱的周密準備和策劃。二〇一一年，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對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巢穴發起突襲，儘管計劃周全，也不能阻止其中一架直升機從空中掉落。這次行動最後奇蹟般地成功了，因此也贏得了和恩德培行動比肩的地位。但是，用行動是否成功來定義總統做決定時的勇氣是不妥的。畢竟，在不知道結局之前，他都必須鼓足勇氣。
歷史往往由成功和失敗來定義。但追求成功、避免失敗並不依賴於我們希望的能力，而是依賴於我們是否能夠清晰地思考、明智地選擇，以及最終做出符合道德的選擇——即使我們面對危險也是如此。
因爲以色列開始在全球範圍贏得人才濟濟和堅韌不拔的美譽，一九七四年，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英特爾公司選擇以色列作爲其研發基地。 //一直聽的是印度和華人的對比，沒了解過以色列人在美國的表現和口碑，抑或以色列人很願意回國發展？
“是啊，這是個很棒的注意，”我補充道，“索尼婭做飯的時候，我也是負責洗盤子的。”在米什肯夫人迴應之前，我都已經開始想象那個畫面：兩個宿敵像朋友那樣肩並肩站在一起，以色列外交部部長負責刷盤子，約旦國王負責擦乾盤子。雖然這是個做簡單家務活兒的邀約，然而它是如此的親密、有意義和謙遜。不過，米什肯夫人不給我們機會，打斷了我們。 //相投的兩個人，無論地位多高，都會爲在一起而興奮，無論做什麼平常的事情。
進行和平談判就像成爲一個飛行員。因爲擔心他的安全，他的母親希望他飛得低點、慢點，但飛得低、飛得慢正是飛機從天上掉下來的原因。爲了達成和平，飛行員必須飛得高、飛得快；這是避免墜機的唯一方法。從過去數十年的經歷，我知道兩者的不同後果。 //是的，和平談判的雙方要平等，無需妄自降低身份，不然就是不平等條約了。
在我們可以達成一致的問題上，我們應該設立執行的時間表；而在那些未決的問題上，我們應該設立進一步談判的時間表。 //還記得恩德培解救人質行動的討論會，不同意就一直開，一直耐心地解釋和討論，即使已經有人困到不行，開了24小時，終於通過了。會議沒結論或者沒有自己想要的結論但自己沒有被說服，那麼如果這時散會就跟沒開一樣。除非你能說出“雖然沒有結果，但也有了實質性進展”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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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並不等於天真。我很樂觀，並不意味着我期待充滿愛的和平；我期待的只是出於必要的和平。我並不設想一個完美的和平，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尋找到允許我們在沒有暴力威脅下肩並肩生活的和平。
在未來的歲月裏，我們必須牢記，和平談判永遠不會在快樂的結局中開始，而會是在模糊和複雜的境地中啓航，沾滿痛苦和暴力的回憶。而且和談需要時間的積澱。因此，讓我們把努力傾注到這一工作中去，把快樂的結局留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