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oom for Small Dreams. Courage, Imagin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为什么你相信那个男孩？”我偶尔听到人们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三个原因，”本-古里安会说，“他不说谎。他不说别人坏话。而且每当他敲我的门，他总有一个新的想法。”
不足肯定是存在的。不通晓英文，我缺乏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沟通的共同语言，我知道这一定会托我的后腿。但英文还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在战争中，本-古里安依赖我的建议，但我也担心自己这口井不够深。在我投身的世界里，全球事务和历史知识至关重要；经济和政治科学的才能是智慧的先决条件。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甚至都没有高中文凭。
一九四九年春天，国家的独立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我向本-古里安表明了我的担忧，请求他允许我去进修。我告诉他，我想去纽约完成学业，同时我也可为国防部驻美使团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事情很快办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索尼娅、茨娃和我来到了世界的另一头。 //主动发现并提出困惑；不会英语也敢直接去美国？
有次在我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途中，艾尔请求我帮助他实施一次营救行动。我们最好的飞行员之一罗伊·库尔茨驾驶飞机试图飞往以色列，但在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上空失事。
七天之后，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可能找到库尔茨了。但我却更倾向认为这次营救行动并没有白费时间。当我们在冻土上搜寻他的时候，艾尔和我达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结论、一个可以转变以色列安全的结论：想要保护自己，以色列必须能够修理自己的飞机并建造新的飞机。
我们将把艾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搬到以色列去，然后在那里扩大投入，将其从一个掩人耳目的新企业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飞机制造业。这么做可以延长我们正购买的飞机的使用寿命（不管我们购自何方）。此外，以色列的飞机棚里停满了毁于战争但仍可修复的飞机——当然条件是我们拥有修复这些飞机的设施。艾尔认为，这其中还有盈利的机会。我们甚至还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可以设计并建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我还设想了这样的世界：艾尔和他的团队常驻特拉维夫，这样就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充分利用他的聪明才智。我们购买的每一架飞机能延长一倍甚至两倍的飞行寿命，这样就能成倍地增加我们飞机队伍的规模。
一个如此大胆的念头当然会面临阻力。独立战争后的几年中，以色列已经陷入了金融危机。我们要从代价昂贵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同时还要鼓励和接受大规模的移民。
本-古里安曾召唤我来保卫这个国家。因此他也是我首先想要说服的人。想要让本-古里安接受艾尔的提议，必须让本-古里安先信任艾尔才行，而我知道这只有等本-古里安亲自看到可能性他才会相信。
“我们在以色列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本-古里安回答说，“甚至更多，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航空业。我们需要独立。”本-古里安的话正是我希望听到的。“我想你是对的。”艾尔回答说。“我很高兴你这么想。”本-古里安说，“我们希望你能会以色列为我们建一个。”
回到以色列后，艾尔和我与军方领导会谈，不出所料，这些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这样的项目是愚蠢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本-古里安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也可以施加巨大的压力。在这件事上我请求他出手。而他所做的远远超出我所预计。
当你弱小的时候，你必须问：什么样的投资可以让你成长？“投资”可以意味着许多事情：时间、金钱，或许还有最重要的——人心。当然，当你是团队的一部分，其他的人也许会有令你不安的否决权。那会怎样呢？与其停止努力，我会寻找另一种方式。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有两种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寻找你三种选择——一个你不曾想过也尚不存在的选项。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我从国防部划出一笔不太高的资金弥补了我们项目资金短缺中的一小部分。然后，我联系了私人捐赠者，他们深知我冒的风险是出于必要。我们从那些渠道筹集了上百万美元。让我们得以避开官僚的反对、启动我们的项目。
我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伴——一个联盟。我们拥有的最接近于有实用的国际联盟的关系，是我们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关系，但它完全基于武器购买，而且也不为世界所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需要在其他国家的眼里变成朋友。但英国仍然对以色列极不信任、充满恶意，坚持对中东实行武器禁运。美国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时刻承认了我们的合法性。但艾豪威尔总统不希望美国卷入阿以冲突，宁愿美国保持中立的立场。在寻求同盟这一关键过程中，看起来只有一种可能性。反复思考之后，我把眼光瞄准了法国。
和英国人、美国人一样，法国人也对我们实施了武器禁运。但我却觉得，我们可以和法国找到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法国政府领袖，有许多曾是抵抗运动中的英雄，曾在野蛮的纳粹统治下生活过。其中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待过。我们的伤疤是不一样的，但它们都是由同一种罪恶造成。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共同的纽带。我也看到了法国或许同意合作的实际原因。法国的私有国防业制造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包括飞机和坦克，而以色列代表了一个潜在的新客户。再者，埃及总统迦马尔·阿普杜·纳赛尔已经变成了我们两个国家的威胁。
第一次去巴黎，我不会说一句法语单词，也不知道法国的任何风俗、行事风格。我给负责对外武器销售的副首相保罗·雷诺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们进行了一次热情而曲折的谈话，却也富有成效。到我们会谈结束之时，他已经准备好要向以色列出售远程大炮。无可否认，我们需要的当然远不止这些，但这种性质的协议仍然是一个分水岭。当他陪着我走到他办公室的大门时，我停下来，突然提了一个问题：“先生，我意识到我还不知道一个政府该如何支付给另一个政府。”我建议，我给法国国防部的一个银行账号先存下一百万美元的定金，我们可以以后再结清余款。雷诺同意了。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们得知，纳赛尔和我们曾经也是暂时的合作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一项重大武器交易合同，我们的担心变为真实的存在。这一交易足够让埃及一夜之间成为军事强国。
与此同时，我很担心法国方面。尽管已经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不确定如何才能维持下去，尤其是考虑到法国国家内部变幻莫测的政治合作和对立关系。法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会突然垮台并且极有规律地、有时会在意识形态地两个极端失控般游走。
在一九五六年的七月，纳赛尔宣布重大决定——他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归为国有。苏伊士运河之前一直由苏伊士运河公司——一个英法合资企业运营，对英法两个西方大国而言，埃及将运河国有化是一个严峻的经济危机。法国人已准备好和纳赛尔开战。现在，英国人也倾向于此。法国人支持立即行动，而英国人则偏向再拖两个月以寻求一个政治方案。至于开战时机，考虑到埃及人进攻的可能性，本-古里安更倾向于法国人提供的立即开战。
在胜利之中，我们巩固了和法国的合作关系。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我个人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我懂得了想象的益处以及创造性决策的力量。和法国的同盟曾是我一个“不可能的”梦想；航天工业曾是艾尔和我“不可能的”梦想。我们动作迅速、充满创造性、踌躇满志，因此我们得到了回报。
但是我也学到了梦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刚开始时，先是我的想法被人无情嘲笑，肯快就是我乃至我的职位受到了大多数人的炮轰。而且，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武器交易、和法国结盟、苏伊士行动。我的批评者们通常只是知道，也只可能知道故事的一半。在这一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领导者面临的重大选择：要么去追求伟大的梦想并承担一切后果，要么为了何人融洽相处而缩小自己的梦想。对我而言，只有一个选择。我认定，成就比信誉重要、比名望重要、比头衔重要。我并非不想要这些东西；只是徒有这些而没有行动、风险和勇气将是空泛的。
在一路上有失望的地方吗？当然有。因为怀揣伟大的梦想，我有过无数的不眠之夜和焦躁不安的日子。因为它们，我曾在大选中落选，也失去过朋友。但是这些从来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想象力。成功使我建立自信，失败使我的脊柱更加坚挺。
那年九月，我正奉本-古里安的指令造访西非，试图加强以色列和这一广袤大陆的联系。 //目的是什么？
肯尼迪的近东顾问邀请我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一起到白宫。当我到达时，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告诉我肯尼迪总统想跟我说话，他知道我掌管着以色列的核项目，而且据费尔德曼说，总统有许多问题。
我并不是以色列政府的首脑，肯尼迪总统和我举行正式会谈有违外交礼仪。因此，我被人护送着经过白宫西翼的一个侧面入口，然后沿着一条后走廊来到了椭圆办公室。按照计划，我在路上偶然碰到肯尼迪总统，然后出于礼貌，他将邀请我进行一次谈话。 //还能这样！！
“你知道，我们非常关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发展的任何迹象，”他说，“关于这事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佩雷斯先生，你们的意图和核武器有关吗？”
“总统先生，我可以最明白无误地告诉您，我们将不会是第一个将核武器带到这一地区的国家。”实际上，使我一直吃惊的是，在毫无准备地情况下，我对肯尼迪总统说的话变成了以色列地一项长期政策。他已被描述为“核模糊”——索性既不肯定，也不否认核武器存在。
将近五十年来，核模糊已成为以色列官方立场。摧毁另一个国家之前，一个国家必须先拥有两件东西：首先，意愿。第二，相信自己在军事上更先进才可以去这么做。迪莫纳的存在也许会让我们的敌人更想摧毁我们。但是，它所产生的怀疑却夺去了敌人认为可以打败我们的自信。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了解到在模糊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在他们缺乏证据支持的地方，他们就用谣言来填补，使得谣言在这一地区传得比事实还要快。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证实这种怀疑，也没有做什么去劝服他们。在适当的时候，那些疑虑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最后变成了我们敌人坚定不移地信念。一旦相信以色列拥有毁灭他们的能力，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了摧毁我们地野心。对那些想发起第二次大屠杀的人而言，疑虑是一种有力的威慑力量。
核威慑也创造了和平的可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最终签署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刚一抵达，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核计划。
它的目的并非是发起战争，而是阻止战争。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反应堆本身，而是他所产生的反应。
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只会招致更多、更过分的要求。在对付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领导者记住这点将是相当明智的：当一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时，你不是谈判者，而是人质。坚持这样的立场需要愿意做出危险而艰难的抉择。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助理很快走近我，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便条。“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奥利、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号航班被劫持了。”便条上写道，“飞机仍在空中飞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之内，劫机事件的细节渐渐丰富起来。我们得知，在雅典登上飞机的恐怖分子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这架载有将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飞机，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来自法国的机组人员。
那天凌晨，飞机改变航程，不再飞往以色列，而飞往东非。凌晨四时，我们确认，飞机已经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降落。
尽管挑战巨大，而其中牵扯的利益甚至更多。首先是人质本身——一百多名以色列人处于巨大危险之中。后来我们还得知，一些恐怖分子来自德国，他们用德语大声发号施令。
我很清楚，我们面临的基本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救出人质，那么我们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通过谈判解救他们、最终向恐怖分子的要求让步。我担心，这会开出一个可怕先例，带来许多未知后果。“如果我们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恐怖分子，”我在一周后举行的、气氛热烈的政府会议上如是表示，“每个人都会理解我们，但没有人会尊重我们。”而不管结局如何残酷，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展开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没人会理解我们——但每个人都会尊重我们。”我决心寻找替代谈判的方案并非因为我对人质的安危漠不关心。最大的危险就是恐怖组织得出结论：类似于在雅典发起的这些恐怖主义行动是有效果的。那时，一架飞机就会变成几百架，受害者就会以成千上万来计算而非以几百计算。
面对如此非同一般的情境，我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采取行动。当人们告诉我救援行动行不通时，我决心听从我的导师本-古里安的话：“如果一个专家说这行不通，那就再找一个专家。”
我和几十个同事用了一天的时间反复、仔细讨论了那些并不可靠的情报。情报从多个渠道不断涌入，许多情报还自相矛盾。在一天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飞机仍然停在恩德培机场的停机坪。我们不知道劫机者的诉求是什么。
到会议结束，团队中出现了三个可能方案。第一个是库蒂·亚当提出的。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恩德培救出人质，我们应该试着让人质走向我们。如果能说服劫机犯飞向以色列——让他们相信，一旦到达以色列，他们可以用人质交换罪犯，我们可以发起一场类似对萨贝纳航班发起的偷袭。它假定我们手中握有砝码，而其实我们并不拥有。第二个办法是，以色列伞兵将通过维多利亚湖悄悄潜入恩德培机场，然后向劫机者发起突然袭击，并留在原地保护人质。但它缺乏的主要是一个撤离计划。一旦人质获救，没有办法带他们撤离。如果乌干达军队出面干预，它有可能派出一支大到足以制服我们的、最精锐的突击队的力量。而第三个办法是，以色列先占领乌干达——或者至少恩德培机场。这样，以色列的伞兵就可以暂时占领城市、机场和海湾，之后再袭击、击毙劫机者。接管了这一地区之后，空军的大力神军事运输机可以降落在恩德培机场，把人质带回家。
我理解人质家人的绝望从何而来。但我告诉拉宾，我们从来没有释放过一个屠杀无辜平民的犯罪分子，而劫机者现在要求释放的人正是这类人。向他们的要求屈服真的会树立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先例。
从最简单的角度，我说出了我所相信的最根本的东西。只有在看到失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否错误地判断了风险。我相信，在乌干达发动营救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使失败了，发起行动的决定本身依然是正确的。对一些领导者而言，这是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一个决定即使它最终失败也可以是正确的。这样说，并非暗示美国的人质营救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失败。为了执行如此复杂的行动，军队需要与之相称的周密准备和策划。二〇一一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对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巢穴发起突袭，尽管计划周全，也不能阻止其中一架直升机从空中掉落。这次行动最后奇迹般地成功了，因此也赢得了和恩德培行动比肩的地位。但是，用行动是否成功来定义总统做决定时的勇气是不妥的。毕竟，在不知道结局之前，他都必须鼓足勇气。
历史往往由成功和失败来定义。但追求成功、避免失败并不依赖于我们希望的能力，而是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清晰地思考、明智地选择，以及最终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即使我们面对危险也是如此。
因为以色列开始在全球范围赢得人才济济和坚韧不拔的美誉，一九七四年，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英特尔公司选择以色列作为其研发基地。 //一直听的是印度和华人的对比，没了解过以色列人在美国的表现和口碑，抑或以色列人很愿意回国发展？
“是啊，这是个很棒的注意，”我补充道，“索尼娅做饭的时候，我也是负责洗盘子的。”在米什肯夫人回应之前，我都已经开始想象那个画面：两个宿敌像朋友那样肩并肩站在一起，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负责刷盘子，约旦国王负责擦干盘子。虽然这是个做简单家务活儿的邀约，然而它是如此的亲密、有意义和谦逊。不过，米什肯夫人不给我们机会，打断了我们。 //相投的两个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会为在一起而兴奋，无论做什么平常的事情。
进行和平谈判就像成为一个飞行员。因为担心他的安全，他的母亲希望他飞得低点、慢点，但飞得低、飞得慢正是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原因。为了达成和平，飞行员必须飞得高、飞得快；这是避免坠机的唯一方法。从过去数十年的经历，我知道两者的不同后果。 //是的，和平谈判的双方要平等，无需妄自降低身份，不然就是不平等条约了。
在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设立执行的时间表；而在那些未决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设立进一步谈判的时间表。 //还记得恩德培解救人质行动的讨论会，不同意就一直开，一直耐心地解释和讨论，即使已经有人困到不行，开了24小时，终于通过了。会议没结论或者没有自己想要的结论但自己没有被说服，那么如果这时散会就跟没开一样。除非你能说出“虽然没有结果，但也有了实质性进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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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并不等于天真。我很乐观，并不意味着我期待充满爱的和平；我期待的只是出于必要的和平。我并不设想一个完美的和平，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寻找到允许我们在没有暴力威胁下肩并肩生活的和平。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必须牢记，和平谈判永远不会在快乐的结局中开始，而会是在模糊和复杂的境地中启航，沾满痛苦和暴力的回忆。而且和谈需要时间的积淀。因此，让我们把努力倾注到这一工作中去，把快乐的结局留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