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
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裏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卻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贊成羅素先生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人創造出來的。
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新奇。
假如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着，哪裏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係–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
我常聽人說：這世界上哪有那麼多有趣的事情。人對現實世界有這種評價、這種感慨，恐怕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就在於應該做點什麼。這句感慨是個四通八達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達過這個地方，然後在此分手。有些人去開創有趣的事業，有些人去開創無趣的事業。前者以爲，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們纔要做有趣的事。後者經過這一番感慨，就自以爲知道了天命，然後板起臉來對別人進行說教。
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須做——這是一種本質的區別。我個人認爲，做愛做的事纔是“有”，做自己也不知爲什麼要做的事則是“無”。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幹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
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數學教授在課堂上講到：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爲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
所謂弱勢羣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爲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爲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
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我要說出我的結論。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爲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說實話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不像樣了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裏，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裏。
我寧可做一個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爲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肯做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這種無所事事的煎熬。
現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從事文化事業。不管在商界、產業界還是科技界，人們以聰明才智、辛勤勞動來進行競爭。唯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照我看來，這有點像賭命，甚至比賭命還嚴重。這種危險的遊戲有何獎品？只是一點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總而言之，幹什麼都是好的，但要幹出來個樣子來，這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
學術界就是這樣的局面，所以我們勸年輕人從事學術時總要說：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勸寡婦守空房一樣。除了家徒四壁，還有頭腦空空如也，這讓人怎麼個熬法嘛。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常聽人說，人有知識就會變聰明，會活得更好，不受人欺。這話雖不錯，但也有偏差。知識另有一種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過去、未來和現在，使你的生活變得更充實、更有趣。這其中另有一種境界，非無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沒有直接的好處，都應該學習——持這種態度來求知更可取。
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是看他被當做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這件事有點兩重性，其一別人把你當做人還是東西，是你尊嚴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也是你的尊嚴所在。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裏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穫到高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
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們這些人見到滿大街都是漂亮的異性，就會感到振奮。作爲一個男人，我很希望到處都是美麗的姑娘，讓我一飽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他希望到處都是漂亮的小夥子。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爲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麼，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痾屎自已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
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作爲一個尋常人，我的看法也許不值得別人重視，但對自己卻很重要。這說明我有自己的好惡、愛恨，等等。假如沒有這些，做人也沒什麼味道。這些看法常常是在倫理的論域內，所以對它們，我倒有一種平常心。
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