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億消費券”之問:爲什麼是“618”?爲何是京東?

以消費券帶動需求,緩解供給側壓力,這樣的需求側帶動方案,顯然對經濟的提振效率更高,副作用更小。

一點財經 邱 韻|作者

劉 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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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北京市全面啓動發放電子消費券,在京消費者可通過京東APP領取,並用於線上、線下消費。恰逢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在促銷+優惠疊加下,北京刺激消費的訴求顯得尤爲突出。

疫情,疊加中國經濟形勢、中美關係等因素,使得2020年成爲一道坎,對企業、個人、政府均如此。如何邁過這道坎?中國早有經驗。

2008年時,中國憑藉着四萬億提振經濟,獲得顯著效果,當然它的遺患也是突出的。其實在四萬億之外,當時國家也在通過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刺激消費,藉此相關行業完成了一次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

此次全國大規模推行消費券正是有鑑於此。與1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互聯網應用更爲發達,也有了一衆能聯動消費者、企業的互聯網平臺,這也是此次消費券推行中,阿里、騰訊、京東、蘇寧、美團等互聯網企業多參與其中的原因所在。

那麼,當消費券與618通過京東相疊加,又將產生怎樣的乘數效應?

01

“消費券”經濟學

2020年,在疫情、經濟調整期、中美關係等多重因素下,又一個需要抉擇如何提振經濟的時刻來臨。

此時,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已然困難重重,投資的副作用在2008年那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中有所顯現,消費就成爲唯一的選擇。

如何刺激消費?各地政府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自2月14日澳門宣佈面向本地居民發放每人3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以來,國內濟南、杭州、濟寧、浙江省、寧波、南京、安徽等省市相繼跟進,消費券一時成爲熱門詞。

消費券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經濟學思考?

實際上,消費券已由來已久。國外,日本曾於1999年發放消費券;國內也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際推出消費券,2008年5月東莞市發放了2億元的現金紅包,此後,成都、杭州等城市也拿出了消費券。

消費券對消費的提振作用,顯而易見。以日本1999年爲例,當年消費券對總體經濟的額外消費產生了約32%的拉動作用。

在國內,2009年,杭州先後發放的兩期10億元消費券,最終使得當年的全年社會零售總額名義值增加了約155億元,以10億換得155億,消費券對實際消費產生了15倍的撬動作用。

因此,對於今年這一輪的消費券發放,很多機構和經濟學家也保持着樂觀預期。

根據此前央行公佈的2020年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國內住戶存款增加了6.4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存了4000億元。顯然居民購買潛力是充足的。

“消費券是一個有效的促進消費的政策措施,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短期激發消費,促進消費,通過針對特定的消費來進行引領和促進,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或者槓桿作用在短期會比較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微表示。

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佈的《消費券的中國實踐》報告,消費券具有快速、小額、大量的特點,有效期短,發放兩週內核銷率可達六至七成。3-4月間,受支持行業的支付筆數反彈程度是未受支持者的3.11倍,金額反彈幅度是後者的5.15倍。

在消費券發放較早的杭州,正向作用已經顯現。據杭州市商務局統計,杭州市政府以消費券補貼6695萬元,帶動消費9.49億元,乘數效應接近15倍;而在部分地區,2000萬消費券撬動了20億的消費,槓桿率達到了20倍。

在刺激消費外,消費券的另外一重意義在於活躍相關企業、行業。

在消費側需求受到抑制的同時,供給側承受着庫存消化壓力,資金流動壓力。以消費券刺激消費,利於消化企業庫存,加速其資金流動;消費券的形式,相當於把市場選擇權交給消費者,讓他們在不同商家、產品中做出選擇。

以消費券帶動需求,緩解供給側壓力,這樣的需求側帶動方案,顯然對經濟的提振效率更高,副作用更小。

從這個角度來看,消費券經濟學的實質是以市場化的視角維持整體經濟的良性運轉:刺激終端消費→促進企業擴大再生產→企業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進一步增加消費。

02

消費券+618=?

以消費券帶動供需兩側良性運轉,6月6日開始的北京消費券發放,成爲這一理念的最佳註解。

上午10時,在北京消費季“開門大吉”啓動儀式上,北京援鄂醫務人員、京東快遞小哥代表宋學文等作爲消費券啓動的見證者,跟隨北京市市委書記蔡奇推開了象徵北京重啓消費“快進鍵”的大門,拉開了北京消費季的大幕。蔡奇更是在京東直播間現場拿出手機在京東下單購物。

據《一點財經》瞭解,北京市消費券面向在京消費者發放,分爲專項消費券(線下餐飲購物)、智能產品消費券兩類,有效期14天,並給予抗疫一線人員及低收入羣體特殊消費補貼。

其中,專項消費券(線下餐飲購物),有效期14天,僅限在北京地區餐飲購物領域參與商戶線下門店消費時使用;智能產品消費券針對智能通訊、智能家電、智能家居、智能家裝四個領域的部分智能產品,可在參與活動的線上平臺企業及線下實體門店購買指定的智能商品時使用。

此次北京市消費券適逢“618年中大促”,甚至有與大促十分契合的智能產品消費券。一個是特殊時期的消費刺激,一個是由電商促銷演變爲全民年中大促的常規促銷,兩者的結合意義何在?

一方面,618已經由原來京東促銷節點演變成全民常規促銷,消費券與京東等企業端補貼優惠的結合,將在促進消費上產生強大的化學效應。6月6日上午,"央視Boys"康輝、撒貝寧、尼格買提、朱廣權和北京臺主持人春妮現身王府井大街,組成"最強帶貨天團",攜手京東直播3小時破13.9億元!

另一方面,家電3C是京東的優勢品類,而此次北京消費券中智能產品消費券的存在,十分應景,也把“需求倒逼供給”的產業調節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早在2009年,全國就曾掀起對消費券的討論,當時討論的焦點除了該不該發,還有怎麼發,在哪個行業發。

“如果想要用消費券刺激經濟,這些消費券不能主要用來購買持券者本來就需要購買的生活必需品,而應該用來刺激購買那些可買可不買的產品。”當年就有這樣的聲音出現。

在這種觀點看來,生活必需品領域,消費券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與其說是“刺激”消費不如說是將這一固定消費的時間節點提前,並沒有增加有效需求。至於那些“可買可不買”的產品,消費券能刺激其產生額外消費外,還能夠帶動消費升級,產業升級。

同時,從帶動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消費券最好能向那些上下游帶動作用強、橫向關聯行業多、國內產業鏈完整的行業傾斜。因爲這能有更多企業分享消費升級的帶動作用。

“可買可不買”、“上下游帶動作用強”、“橫向關聯行業多”、“國內產業鏈完整”,北京消費券此次發放所側重的家電3C行業,幾乎完美地契合這些特點。

此前,從全國各地消費券的發放領域來看,除了餐飲、住宿、旅遊、圖書、文娛這些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家電、汽車產業是又一重點領域。比如安徽省、紹興新昌、青島城陽、上海等地消費券面向了家電,深圳羅湖、浙江嘉興面向了汽車。

從需求端來看,居民對家電3C等產品也有着極強的消費需求。

“消費券如同‘導火索’,因爲當期消費的提振,將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生產端的回暖,進而保障和穩定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從而爲下一輪消費提供基礎。”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

消費券與618的疊加能夠以更大幅度的優惠刺激消費需求的回暖,也能夠帶動家電3C這一庫存壓力大、產業帶動作用強的行業復甦。

03

京東們的角色與價值

與2008年、2009年相比,消費券的發放除了從零星省市向全國發展之外,另一個顯著的不同在於發放形式。

十幾年過去,電子消費券成爲了當前的主流,且阿里、騰訊、京東、美團等互聯網企業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杭州建德市區、杭州淳安的消費券通過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發放;銀川興慶區、南京秦淮區、瀋陽和平區通過美團發放;杭州蕭山、重慶渝中區、浙江嘉興的通過騰訊微信發放;北京市的通過京東發放。

“京東們”爲何能在此次消費券發放與刺激消費中承擔如此重要的作用?它們的價值在哪裏?

“贊成直接發錢。如果發券,那些做小生意的就苦了,因爲券只能在商場超市消費。發券行政成本高,防僞簡單了,容易被僞造;防僞複雜了,印製成本高,畢竟券只是一次性使用。2008年有關消費券的討論中,有這樣的觀點認爲。

十多年過去,類似對消費券的擔憂幾乎都迎刃而解:數字化已深入各行各業,各種類型的商家,在商場超市之外,就連菜市場商販都已經實現數字化支付;互聯網與技術發展下,中國的電子化、互聯網化水平已相當高,完全可以實現電子化、互聯網化,實現消費券的幾乎無成本分發、覈銷。

比如,此次的北京消費券發放方案中,消費者在京東平臺上領取消費券後,用於線下消費的,通過京東APP出示消費券,完成消費;用於線上消費的,消費者在選定相關產品後,系統會自動扣除。

這就是京東等數字化企業能在此次消費券分發中擔此大任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們的連接和平臺屬性。

在“消費券經濟學”中,有兩個核心要素:需求端的消費者,供給端的企業。而通過20年的發展,京東這樣的電商平臺在服務中國衆多消費者的同時,也能聯動各種類型的生產企業。

根據京東最新財報,截至2020年3月31日,京東過去12個月活躍購買用戶數達3.874億。至於商家端,京東連接着全球2600多家超億元品牌和數十萬個商家,僅在此次618活動中,其定下了150個品牌破億,10萬中小商家品牌翻番的目標。

作爲消費者與企業、商家的中介,“京東們”能撬動更多消費,鼓勵商家讓利,引導用戶消費與商家促銷相結合,實現從消費到產業,再到消費的良性循環。

“北京市政府選擇與電商平臺合作放消費券,有利於政府的資金消費券的消費資金放大;更便利高效,會降低消費券發放成本,有利於消費資金更高效的使用。”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微所說。

甚至在以需求帶動供給時,京東這樣的平臺也能夠起到更大的作用。

相比於1998年和2008年的刺激消費,如今的京東擁有更強的供應鏈和數字化能力,可實現對人、貨、場的精準匹配,對上游生產和未來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提供數據參考。

比如通過京東,商家可以更好了解消費者的偏好和需求,爲後續的生產、銷售提供依據。疫情期間,京東生鮮通過專業操盤手進行大數據分析,針對不同地域、人羣進行口味差異、包裝偏好等指導,幫助餐飲企業進行C2M定製化生產,最終餐飲商品好評度均在97%以上。

2008年到2020年,雖纔過去12年,但期間互聯網與科技快速變化,最終深入產業的“京東們”通過此次的消費券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價值實現。

04

結語

消費興,經濟興。

在凱恩斯看來,政府應該介入並創造需求,比如資助可以短期落地的公共工程,道路、鐵路等基礎設施。以公共工程創造就業,就業促進消費,消費推動企業,企業提供稅收,稅收覆蓋用於修建公共工程的支出,這就是他的“乘數效應理論”。

當然,他這一觀點的前提是“如果市場機制不能刺激經濟復甦”。而從現在的情形看,在經濟復甦中,市場機制存在較大的發揮空間,被國家和各地政府推崇的消費券就是體現之一。

通過京東等互聯網企業的參與,消費券似乎也能創造新的“乘數效應”:政府、企業雙重參與下,更深度、更直接地刺激消費,更快、路線更明確地帶動企業復甦。

這就是數字化、智能化時代裏,“京東們”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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