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多家網絡媒體和公衆號看到轉載《我國工業軟件失去的30年》一文，其閱讀量甚多，留言甚是熱烈，貌似大家都認同此文觀點。原文觀點大概可以總結如下：工業軟件之所以沒有發展，是因爲在2011年後，主管部門（工信部）不夠重視國產工業軟件，沒有繼續資助而導致工業軟件失去了這黃金的30年。
對此觀點，我只能報以哈哈大笑：工信部爲此背鍋真是冤枉啊！一個產業或者公司，由國家扶持了25年（1986年到2011）都沒有市場化成功，單單因爲少扶持了10年就讓國外軟件摘了瓜，還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國產工業軟件不爭氣，是國家和政府的鍋。這真乃業界奇談，且這個觀點還能引得一片叫好聲，是不是這年頭只要埋怨國家和政府，大家就圍觀喫瓜喝彩呢？
在此，我就想問：華爲公司沒有獲得國家政府的那麼多資助，那華爲是如何打敗愛立信等一干國外IT巨頭的？難道通信設備比這些工業軟件CAx簡單麼？論可靠性，CAx軟件的要求沒有通信設備高；論代碼量，通信設備需要兼容各種複雜通信協議；論技術深度，通信設備需要設計硬件和芯片等底層技術。怎麼就輪到工業軟件就出來哭窮了呢？
我們再看《失去的30年》一文中所列舉的國家扶持的工業軟件企業，或許能看出些門道。這些公司都是啥背景呢？從此文中摘取一段：
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連理工等一批高校和中科院、航空航天等一批院所先後開展CAD/CAE軟件自主研發，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包括中科院的飛箭、鄭州機械所的紫瑞、大連理工的JIFEX、中航的APOLANS、HAJIF。
團長，公衆號：ANSA深度|我國工業軟件失去的30年
這些公司不是研究所就是高校，我們先統稱爲校企。就當今中國來看，大家分析一下，哪家大的軟件公司是校企出來的或者國企出來的？我們要不要查查這些校企的賬本，每年多少是國家項目經費，多少是市場上賺來的錢？如果國家一直扶持，是不是這些所謂的校辦工業軟件公司就一直忙於申請項目做項目過驗收拿經費？他們爲什麼要苦哈哈的去打磨產品，去市場上搏命呢？
顯然工業軟件失去的30年更多是體制的問題。現在又有某些專家學者等叫囂國家應該出課題項目經費資助工業軟件的發展，我妄加揣測，這是不是又是某些體制內的研究所和公司關起門來分錢的套路？如果不解決體制問題，即使國家花再多的錢扶持下去，總有人時不時的哭窮，來個“失去的40年”或者“失去的50年”之類的文章。而真正做工業軟件的民營企業連這些經費的影子都看不到。顯然《失去的30年》作者和其擁躉根本就沒搞清楚工業軟件如何才能成功？與其撒經費給這些圍繞着課題項目轉的體制內公司，不如多培養幾個任正非。
看了康總的文章，小編有幾句話需要補充。
“任正非”絕對不是靠政府培養可以培養得出來的。
我們國家的基礎軟件、工業軟件發展得不好，原因很多。但和有話語權並能影響政策的一些人有很大關係。就比如自主可控這個提法，明明我們沒有能力做到自主可控，可非要資助一些企業搞自主可控。結果大家都看到了，他們沒做好，還倒打一耙說是因爲沒給錢或者錢沒給夠，而我們在不停地在失去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
很多人在評論區留言說抱怨沒用，解決之道呢？我提下面幾條，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立即禁止高校及其他公立研究機構用納稅人的錢購買美國的商業軟件及其服務，以此阻止各類代理商通過高校來推廣商業軟件。
鼓勵學生和老師使用開源替代品，並要求其尊重這些軟件所使用的開源許可證。對使用 GPL 等許可證的自由軟件，要求嚴格執行其許可證條款，並鼓勵老師和學生參與開發者社區，貢獻代碼。
把本來計劃要購買海外商業軟件的資金花在支持同類軟件的開發上。對所有受政府資助的基礎軟件、工具軟件的科研項目，強制要求使用GPL許可證開放源代碼，以確保知識及源代碼的共享、分享和積累，並防止由於源代碼不可見而導致的科研弄虛作假行爲。
正視我們國家在基礎軟件、工業軟件等方面的差距，不要再提所謂的“自主可控”。這個提法給了一堆人作惡的空間，而應該大力倡導創新、開放和協作。
不要妖魔化自由軟件，允許使用 GPL 許可證的代碼申請著作權，並受著作權法以及相關法律的保護。
開展尊重知識產權，以購買正版軟件和服務爲榮，盜版清洗代碼爲恥的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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