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變革的暗線已下筆，歷史的大綱已再次寫好。失落與崛起、衰退與新生也已蘊含其中。
作者：小北，編輯：楊旭然
來源：億歐網（ID：i-yiou）
將公司搬到杭州一月有餘，劉思毅最大的感受，是南北方創業的巨大差異。
“北京讓我做夢、有夢，杭州讓我務實、賺錢。在北京，大家都浸淫在移動互聯網的紅利浪潮以及VC的規模化美夢中；在杭州，利潤驅動，逐浪而居，一切向錢看齊。”
在這之前，從北大上學到中關村碼農，再到創立自己的公司，九年間他從未想過要離開北京，導火索是疫情。
“疫情期間的三個月，我們的辦公室6.6萬的房租，從來沒有讓我們全員進入過。這對於中小企業來講，是非常大的一筆沉沒成本。”
除此之外，疫情期間北京嚴格的防疫政策、南方城市優惠的政策吸引，以及長期以來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都促使劉思毅做出南遷的決定。
2020年4月，一個星期敲定辦公室、3天快速裝修，5天搬家，劉思毅將公司遷到了杭州。
有相同想法的不僅劉思毅一個，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在考慮或決定南遷。南方城市優惠的政策、更低的經營成本、優質的營商環境，都於無形中聚合出一股強大的向心力。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看似細微的現象背後，蘊含着華夏大地新一輪的區域格局變遷。
長久以來，以“胡煥庸線”爲標誌的“東西差距”，一直分野着中國區域經濟格局。
2008年之後，中西部經濟加速上行，以西安、重慶爲代表的西部城市，在全國經濟版圖中分量提升，“東西差距”已呈收縮態勢。
與此同時，“南北差距”卻開始不斷拉大。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正在從“東強西弱”，變成“南升北降”。
人口流動，資本遊移，物流重構。縱橫交錯中，伴隨着失落、崛起，與新生。而無數人與企業的命運，也就蘊含在這暗潮湧動的格局變遷之中。
01 先論南北，無問東西
人在流動，“孔雀南飛”。
“25歲開始意識到，在北京的我們，哪怕是信奉民主、自由、流浪，以自我爲核心的年輕人，也需要追求穩態。”在日記中，劉思毅如此寫道，“你終究要在某一個城市固定地走完你的人生路。”
然而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嚴格的落戶政策，都使得北京成爲“留不下的大城市”。
根據各省份公佈的2019年常住人口情況，2019年北京人口呈淨流出狀態，爲-6.26萬人，淨流出全國排名第七。
除北京之外，山東、東北三省也是2019年人口淨流出大省。其中山東位居人口淨流出榜首，爲-19.98萬人，東北三省合計淨流出33.13萬人。
而與此同時，南方省份卻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2019年人口淨流入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別是，浙江、廣東、新疆、重慶、福建，人口分別淨流入84.1萬人、82.61萬人、27.15萬人、13.47萬人、5.1萬人。
總體而言，2019年共有11個省份處於人口淨流入狀態，其中南方省份高達10個。16個人口淨流出省份中，北方省份佔據10席。
“孔雀南飛”，已經成爲中國人口大規模流動的主要趨勢。而人口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誰有更好的人口基礎和更多的人口流入，誰將更有優勢。
未來，中國的區域經濟版圖將遵循人口分佈和流動規律重新排序。
資本在流動，“逐草而居”。
本外幣存款餘額相當於城市的小金庫，能夠反映出一座城市對資金的吸附能力。
據各地統計公報，2018年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城市排名中，前15名只有北京、天津、鄭州、西安４個北方城市入圍，其餘均爲南方城市。且除北京排名第一外，其餘三個城市均排名墊底。同比增速方面，除北京排名第三外，其他三個城市也排名靠後。
固定投資額上也能體現出錢的流向。
2018年，8個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下降，新疆、內蒙古、寧夏、海南、天津、北京、甘肅、黑龍江，其中有7個省份位於北方，僅海南1省位於南方。
如果說人口、資本的流動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生長，那麼行政力量的推動，則自上而下地驅動着“南升北降”。
2017年發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中，北京有四個定位：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發展首都經濟”不再被提及。
除此之外，停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拆除違章建築，京津冀地區醫保通用，建設通州城市副中心，規劃千年雄安大計，都等於在宣告北京放棄對經濟中心的追求。
脫離經濟色彩，強化首都功能，未來北京將有可能成爲“東方華盛頓”。
這也意味着經濟資源會不斷往外疏解，只要是以上四個功能以外的，都會被一一甩出，一部分到周邊，而更多地則是往南。
而與此同時，南方各省市顯示出的政策友好，成爲吸引企業南遷的最大公約數。
2019年年初，戲格文化聯合創始人張東到南方旅行的時候，與自己在當地政府工作的朋友聊天，對方提到政府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減免稅收，給錢給地給落戶，這真的很誘人。”
之後南下進行了三次考察後，張東最終做出決定，選擇在南京先建立分部。
西安的教育信息化公司辰知科技則選擇遷往杭州。其CEO何川對億歐表示，他們也享受到了三年免租金、免裝修、給研發補貼、免稅等優惠政策。
劉思毅也提到對杭州營業執照和銀行註冊的快速便捷印象深刻，“去年在北京開始創業的時候，營業執照的辦理用了1個月，而在杭州只用一天。”
個體意志的集合、資源的自由流動、“看得見的手”......一滴滴水珠正在匯成浩浩洪流，而“南升北降”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發展模式在重構。
在資源驅動、投資驅動的時代，北方天然的資源優勢使得北方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而接下來中國將進入科技驅動、消費推動的時代，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活躍、營商環境優良的南方，就接棒成爲中國新的經濟重心。
2012年後，北方地區經濟總量佔比開始大幅放緩，2016年首次降至40%以下，南北經濟差距持續拉大。
到2019年，北方地區GDP總量爲35萬億元，佔全國35.44%，南方地區GDP總量達到了63.4萬億元，佔比64.56%。南方地區經濟總量是北方的1.8倍。
除了GDP總量，萬億GDP城市也能反映出南北地區的經濟差距。
2019年，佛山GDP破萬億。至此，我國共有17個城市GDP破萬億。其中13個位居南方，北方僅有北京、天津、鄭州、青島四座城市入圍。
02 東西均衡，南升北降
“南北差距”超越“東西差距”，並將成爲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的常態。回望以往，一代人、一代企業家、一代企業的成長無不受這種格局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歷經三輪變遷。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造就了“共和國長子”東北三省。
事實上，從20世紀20年代始，歷史原因東北就逐漸成爲近代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1945年東北工業規模更是達到了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線兩側工廠遍地，是當時舉世聞名的“綿長工業區”。
新中國成立後，基於良好的工業基礎，東北得到了計劃經濟下中央的大力支持。以1950年爲例，國家對東北的投資佔全國總投資的50%，蘇聯援助的156個工業項目中有56個在東北。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上的數據顯示，從“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人口占比只有7-8%的東北地區，獲得的國家建設投資全國佔比21%，是當時浙江省所獲投資的9倍。
政策傾斜、資本投入，也造就了大慶油田、鞍山鋼鐵公司、哈爾濱軸承廠、一重、二重、一汽等著名的國有企業，當時的人們也以能在“東北大廠”端上鐵飯碗爲榮。
但總體而言，儘管1953—1978年的區域發展政策偏重內陸，但該時期內南北地區經濟發展較爲均衡。1953—1978年間南北兩地的GDP佔比圍繞50%上下交錯變動。26年間南方地區GDP平均佔比50.5%，北方地區49.5%。
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到2003年。
1978年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發展戰略從“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出口導向的輕工業”，宏觀政策也隨之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
198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其中7座位於南方。
國家給予這些城市外商准入、金融扶持等各類優惠政策，這造就了東南沿海城市的崛起，也奠定了此後20多年間，中國經濟以“東西差距”爲主的區域經濟格局。這一戰略本質上是一種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在其引導下，東西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迅速拉大。
東部率先發展的戰略，塑造了1978-2003年間中國的經濟版圖，也是很多人的命運暗線。
1984年1月24日，一名倒賣玉米的“倒爺”在騎車經過深圳國貿大廈時，看到人羣聚集，一看原來是“那位老人”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幹大事的時候到了。”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家本質是倒賣換匯的公司後來發展成爲一家房地產公司——萬科。
同年，一名基建工程兵從部隊退役，也來到了深圳，在當時南油集團下的一家電子公司任副總經理。但在後來的一筆生意中，他因被坑導致公司200多萬貨款收不回來，不得不辭職。
1987年，他創立了一家公司，靠倒買倒賣爲生，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公司代理了香港鴻年公司的用戶交換機，並積累了一定資本，從此走上了銷售通信設備的道路——也就是如今的華爲。
以王石、任正非爲代表的，受“老人”兩次南巡影響紛紛下海創業，後來被稱爲“84派”、“92派”的兩代企業家們，他們無不是在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潮水中嗅到了機會，創造了日後我們耳熟能詳的大企業。
在這一階段，“東西差距”明顯，但南方地區的經濟總量也開始小幅領先。
1978年時南方地區的GDP爲0.156萬億，北方地區爲0.155萬億，南北差距約爲當年GDP的0.09%；到了2003年，南方地區的GDP爲2.07萬億，北方爲1.69億，差距約爲當年GDP的10.30%。
第三階段是2004－2013年的區域協調戰略。
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戰略，都是在這一階段提出的。通過加強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財稅、金融、資金等手段，中西部、東北地區獲得了政策和資源傾斜。
中、西部經濟得到發展，差距逐漸縮小。2006年，東、西部地區GDP佔比分別爲63%、37%，到2013年，這兩個數字變爲57%、43%。
“東西差距”縮小的同時，這一階段北方地區在GDP方面的表現優於南方地區，呈現出北方增長率高於南方的形勢；2004—2012年間，除2007年外，北方地區的GDP增長率都超過了南方地區。
然而第三階段的區域均衡戰略最終難掩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問題。
2013年後，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模式從由要素、資源驅動轉變爲由創新驅動。
資源型的重工業產業結構難以適應新的形勢。2013年開始，東北三省的經濟增速全面下滑，2018年後天津、山東相繼失速。山東省委書記“我們落後了”的講話連續刷屏。
03 非均衡、集聚性
區域均衡戰略的失效，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東北、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深層次問題無法用政策傾斜來抹平。
放眼全球，“非均衡”和“集聚性”纔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
人口聚集意味着產業和經濟的集聚，在人均GDP更高的國家，人口的聚集效應往往也更強。美國50%的GDP是由產業聚集區創造的，日本東京都市圈創造了日本1/3的GDP。
因此在接下來的階段，非均衡的、以集聚效應和協同效應爲導向的新型經濟空間格局，將是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區域經濟大格局。
具體表現爲“以經濟帶爲軸線，以城市羣爲支點”的經濟帶協同發展戰略和城市羣協同發展戰略。
2013-2014年，“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三大戰略先後出臺。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及“十三五”規劃要求建設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19個城市羣。
這19個城市羣以25%的土地聚集了75%的人口，創造了88%的GDP，其中城鎮人口占比78%。截止目前，已有11個城市羣相關規劃獲得批覆，其中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已經或即將上升爲國家戰略。
新的區域戰略更注重發揮“看不見的手”，鼓勵人流、錢流、物流等各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先撬動以長三角、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爲核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極，再通過經濟帶之間的傳導和協同，讓各大城市羣共同發展，爲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一滴滴水已經開始緩緩流動，他們終將匯成濤濤江河。那麼，創業是否應該去南方？身處北方的創業公司，是否應該南遷？
相比盲目南遷，根據公司自身特點，在基本的區域格局中尋找適合自身的位置，或許更爲明智。
據恆大研究院發佈的《中國城市羣發展潛力排名：2019》，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羣發展潛力居前，但它們也各有側重。
長三角城市羣是目前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城市層級結構最合理的城市羣，目前已有六大城市躋身萬億GDP俱樂部。
長三角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以電子、汽車、現代金融等產業爲核心，致力於成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中心。”
珠三角城市羣攜手港澳建設港澳大灣區。
珠三角城市羣製造業水平發達，未來將致力於構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但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製造業爲主，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高，優質公共資源短缺。
京津冀城市羣打造以首都爲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羣，整體創新水平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未來將向“高端製造+科技創新方向發展”。
其中北京將承擔區域產業研發、設計、服務等功能，打造科技創新中心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策源地；津廊將承擔京津冀地區科技成果產業化功能。
除此之外，搬遷成本也是企業不能盲目搬遷的原因。“只要公司超過30個人，搬離成本就很大了”，遠望資本CEO程浩對億歐表示。
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認爲，對於上百人的企業來講，搬遷就像將樹連根拔起然後進行轉移一樣，“中小企業就像一個精密機器，需要可丁可卯地計算成本。搬遷明顯屬於開拓性過程，成活率可能過不了五成。”
他建議想要搬遷的企業先算筆帳：搬遷成本、人員損失、業務損失，把這些損失計算完，加上新搬遷地址的政府補貼、市場活躍度、市場額外的資源池，再減去搬遷冷啓動市場推廣的成本、人員培訓的成本等，最終來平衡得失。
“但如果決定要搬，就早點搬”，程浩建議，等企業越大，搬遷的難度也會越大。
除此之外，“雙總部”或許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2019年下半年，餘向南也感受到“南升北降”的趨勢，選擇先在南京設立了分部。但他不同意本身誕生於北京的公司搬離北京的說法，“任何一個公司都不可能徹底離開北京。北京有很多天然的優勢，技術、人才、資本、媒體的資源都集中在這裏。”
他認爲更適合的做法是“雙總部”策略，“職責分工上應該有所偏向，對於科技公司來講，北京更適合承擔研發和資本，南方承擔商業化運營。這種策略南北無輕重之分，只是職責分工的不同。”
04 結語
南下杭州一月有餘，劉思毅總結到：
在城市環境和生活質量上，房租是最吸引我和團隊的地方，作爲一個從北京來的團隊，無論在杭州哪裏租房，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土豪；
在創業環境和氛圍上，杭州市普遍流行的是賺錢和生態類創業，賺錢就是創業、創業就是賺錢，但就是在這樣樸素的創業觀下，誕生了很多淨利潤五千萬、一個億的公司；
在產業鏈上，杭州市就是一個阿里的中心、電商的中心、流量的中心。因爲有阿里，於是有供應鏈，有電商生態，有圍繞電商的基礎設施；
在團隊招聘上，杭州的人才構成只適合以電商爲核心業務的公司，而內容公司、營銷策劃公司、運營驅動的公司，則不容易找到需要的人才。
也許無意識，也許深謀遠略。但更多的人、錢、企業，正在衝破以往的藩籬，緩緩流動，縱橫交織，然後重新聚合。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爲峯，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變革的暗線已下筆，歷史的大綱已再次寫好。失落與崛起、衰退與新生也已蘊含其中。
我們的時代在背後，突然敲響大鼓。
*本文所提到的所有統計數據均不包括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臺灣。
特別緻謝：
感謝以下企業人士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觀點和數據，特別緻謝（排名不分先後）：
遠望資本CEO程浩、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羣響CEO劉思毅、辰知科技CEO何川、戲格文化聯合創始人張東，某科技公司CEO餘向南（化名）。
參考文獻：
1. 《中國城市大洗牌》，黃漢城、史哲、林小琬，東方出版社；
2.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2018~2019），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趙弘主編，遊靄瓊，楊維鳳，王德利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吳曉波，中信出版社；
4. 《創業的南方與北方》，劉思毅；
5. 《一個北漂創業者南下杭州一個月的感受總結：真香》，劉思毅；
6. 《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0》，恆大研究院；
7. 《中國城市羣發展潛力排名：2019》，任澤平；
8.《希望與危機-東北經濟的未來十年》，寧南山；
9. 《我國南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及演變分析》；
10. 《重塑中國區域經濟大格局》，李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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