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末名臣張之洞，有關其辦教育、修鐵路、御法寇、興洋務、倡變法諸事，皆已廣知於世，因避而不論。今且以其一生中最得意同時也最能反映其政治和教育思想的《勸學篇》爲標本，以反思那段歷史，並理解那個歷史時期具有先進思想的開明官僚關於國家富強的不懈探索。
1898年5月5日，張之洞正式發表其精心撰寫的《勸學篇》，全文共24篇，4萬餘言，前後貫穿“舊學爲體，新學爲用”的論點，主張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原則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賞識，得以“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先後譯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紐約版易名爲《中國唯一的希望》發行於海外。
現錄《勸學篇》序言全文以饗諸君：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着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輿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原，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鹹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兇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已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礦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
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聵，起魯國諸懦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覆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勿亡，則知強矣。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勸學篇》的核心問題是要求人們“保國、保教、保種”。張之洞認爲，導致西方之強，中國之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的懸殊，而是由於中西文化與教育的重大區別。他認爲中國傳統文化從本質說來，注重治道人心，延續了幾千年的綱常名教，對於維護封建統治和社會倫理秩序有重大作用，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爲主張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權”取代封建專制統治，只能使“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因此必須從文化與教育方面做固“本”建設，使中國傳統文化與教育的“本體”固存，並且永遠作爲中國政治之基礎。
《勸學篇》作爲中國近代最有影響的一部教育名着，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發展教育的思想與措施，是值得肯定的。《勸學篇》以“中體西用”爲“一貫之道”，主張在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原則下，謹慎地接受“西藝”與“西政”，以此來補封建制度之“闕失”，醫清廷統治之“頑疾”，試圖維護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利。作爲開明的洋務派，張之洞並不像早期洋務派和當時的“國粹”守舊派那樣，完全抵制和否認西方文化與教育。相反他認爲中國要富強，就必須承認中國文化與教育中一些不合時宜的落後因素，大膽地學習西方的文化與教育。在一定意義上說，《勸學篇》的“中體西用”主張，是中國近代封建統治集團推行改良主義政策的必然結論，儘管它只強調了中西文化與教育的膚淺的、表層的、硬性的結合，但是它確實把中西文化與教育的可融性、共同性及特殊性作爲中國政治與教育建設的基礎，首次系統地提出以中國舊文化作爲主體建築的骨架，把西方新文化作爲可資利用的成分，力圖通過教育手段來建構一個“中體西用”的新文化體系，並通過這一新文化體系的建設來改良國家政治，“富國強兵”，“保教保種”，在實踐上超越了頑固派死守“中學”、“舊學”的偏見，並避免了維新派“全盤西化”的失敗和超越歷史現實的幻想，成爲清末統治者可接受的改良思想，影響了當政者文化政策方面的修訂，促進了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造和近代第一個新學制的誕生，從而推動了舊教育內容的全面改革和留學教育的發展。
對於《勸學篇》的評價，歷來不同學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持有不同看法。如梁啓超說：《勸學篇》不特無益於時，然而大累於世。“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得掩鼻而過之”。嚴復指出，《勸學篇》的“中體西用”論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至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胡適等人對“中體西用”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所有這些，反過來都證明《勸學篇》所產生的重大政治影響。我們必須承認張之洞作爲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他所着《勸學篇》之所以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除了中國傳統教育與舊文化作爲它的生存土壤存在外，還應該承認《勸學篇》作爲向西方學習和力圖保持本土文化生命力方面有一定的啓迪意義，它給僵化的封建文化體系打開了一個缺口，並以保守主義的方式推進了中國舊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改革，初步提出了一個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革新的基礎上建設融通中西的文化模式與教育體系的設想。所有這些，表明它在理論上有超越守舊派和早期洋務派的地方。
他提出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但對教育方面的舉措和影響是很大的。他創辦了自強學堂（武漢大學）、三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湖北農務學堂（華中農業大學）、湖北武昌幼稚園（中國首個幼兒園）、湖北工藝學堂（武漢科技大學）、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等。
張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達，號香濤，時爲總督，稱“帥”，故時人皆呼之爲“張香帥”。 晚清名臣、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隸南皮，出生於貴州興義府（今安龍縣 ）。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張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領，後成爲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湖北武昌蒙養院、湖北工藝學堂、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廣雅書院等。 政治上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工業上創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炮臺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並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諡文襄。有《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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