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引自《看见》
柴静在十年后写下《看见》，回顾她在央视的十年，为的是“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我在这本书出版7年后才读完它，虽不至10年，7年也已经不算短了，我以为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并没有从蒙昧中走多远。
非典、双城、汶川地震、华南虎案、药家鑫案......我们以为我都了解了，同性恋、家暴、原生家庭、抑郁症、公益诉讼......还是敏感的议题，真实、平等、独立、客观、严谨、宽容......我们还差的远。
我看电影很容易哭，但是看新闻很漠然。
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经历的太少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咂么着。
一直被说是幸运的人，我也自认人生顺遂。上学的时候没有考学的压力，也没幻想过清北；毕业的时候没有焦急的找过工作，顺利的面了个稳当的工作，也没想过拼一把；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没经历过贫穷也没感受过富贵，没有尝过缺钱是什么滋味，也没有什么需要一大笔钱的欲望。就是这样，不上不下，不咸不淡。
所以，第一次听见别人说我经历太少的时候，我想没错呀，所以我活的简单。我甚至有点得意。
后来常常想起这句话，渐渐的心里不是滋味。17年“凉山格斗孤儿”事件刚爆出来的时候，虽然看到了孩子们在拳馆吃的更好，孩子们愿意留下打拳，我仍然固执的认为孩子该回去上学。读不起书可能是家庭的问题、政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不论是谁的问题，不该由这些孩子来承受。
别人说我根本没见过真正的贫穷。
我想起了“你经历的太少了”。
当下决定一定要去大凉山亲眼看看到底什么是“贫穷”，但至今仍未成行。
柴静在回忆她去新疆地震出现场的时候写到，“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那会儿，我突然很羡慕记者的职业，可以去看，去经历。
有一次给爸爸当司机，他和几个画画的朋友约好要去农村拍几位老人。老人们提前换了比较体面的衣服，领着我们看他们家菜园子和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他们说最好穿平常的衣服，就拍日常的样子，可老人们不肯。我很没礼貌的拿手机拍了他们的“外屋”，乌漆墨黑的灶台、用盖帘苫着的大水缸、裂了一角的镜子、玻璃上画着花的“碗架子”......这些我并不陌生，小的时候在姥姥家见过，但我以为那已经是过去的年代了。
我问我爸离我们市区这么近的地方还有人住这种房子啊，我爸说，“你看的都是农家乐。”
我又想起了“你经历的太少了”。
我并不是离“贫穷”遥远，贫穷也不止在凉山。刻意去找寻“经历”，太形式主义了，我缺的不是知识是常识，而常识只要不“视而不见”就行了。
我看电影、电视剧常常会哭，从小就这样，有时候明知道导演就是憋着劲煽情，这就是一个骗观众哭的“圈套”，我还是会哭。
朋友常常笑我，看我哭是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的一大乐趣，恶趣味！有时候我努力忍着，不想他们得逞，但总是失败。
小时候亲戚们也笑我，说我是个心软的丫头。可是我看新闻很漠然。
是共情能力差？更是盲。
电影掰开了、揉碎了，细致的讲述一个个体的故事，我是能感受到的，但我对那些数字是没有觉知的。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恐怕只能感受到“高”的部分，“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他说，“不愿陷于盲。”——引自《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