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者卢梭之所以最终投入情感的怀抱，有他个人性情的原因，也有他对人类认知能力不自信的原因，还有他在事实上无法反驳唯物主义的原因。
他自己也承认：“一个意志怎样产生物质的和有形的活动呢？这我不知道。”要相信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除了情感，理性和经验都帮不上忙，但卢梭的本意倒也并不就是这么简单，他其实是在强调情感比理性更重要。这对康德来说是一件大事，他借此发现了坚持宗教信仰的另一半理由。
在十七世纪，欧洲哲学主要在争论什么是知识的来源。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首先是由经验主义者培根发起的。当他再倡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时，欧洲已经在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桎梏中因循了数百年，要不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的兴起造成宗教和世俗风气的全面转变，这种强调以人的切身经验为根本的哲学就不会东山再起。
但即便如此，培根也没能撼动唯理主义的大厦。天赋理性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大概会觉得培根说的有些道理，但不知道在哪里有些异样，因而难以让人接受。
笛卡尔指出了这种异样在哪里，那就是经验往往并不可靠：如果我们要获得的是真理而不是谬误，那么信赖并不可靠的经验，风险岂不是太大了？笛卡尔转向唯理主义而不再理睬培根。
此时的唯理主义有现成的天赋观念可资利用，笛卡尔毫不迟疑的接受了它。这使得他跟上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上帝所赋予的理性，唯理主义的大厦也将轰然倒塌。笛卡尔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深知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天赋观念之上，这让他比经验主义的培根更关心上帝是否存在。
虽然此时事态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使用“拯救”这个词，但为了方便，不妨把它看做为了拯救理性而必须拯救上帝。不过事与愿违，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恰恰成了他的弱点。
斯宾诺莎试图弥补这个弱点。他做到了，但他的泛神论思想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便是人的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内涵在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的，只是在这之前还不明显，人们还没注意到它，但是如果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上帝就是自然的话，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尖锐。
对此，虽然斯宾诺莎口头上承认“依照理性指导的人是自由的”，但他却为这个自由添加了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说明斯宾诺莎对人类是否能真正的理解世界持怀疑态度。当然，斯宾诺莎明白，这种怀疑态度跟他自己的理论矛盾，因此他又只好宣称“我们的心灵可以尽量完全地反映自然”。斯宾诺莎的自相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清算，这个问题被留给了康德。
当一种理论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它的反动就会发生。经验主义的洛克此时开始对天赋理性进行反击，与其同时的莱布尼兹则充当了辩护人的角色。
一个世纪以来的辩论已经促使唯理主义发生了一些转变，现在最重要的转变是莱布尼兹承认天赋观念以一种近似潜能的方式存在于理性中，要把它转化为真正的知识，需要“经验的刺激”。这一转变代表着唯理主义跟经验主义的某种调和，也代表着唯理主义的式微。
更要紧的是，不论那些当事人承不承认，这个调和本身表明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论上已经开始趋同。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天赋观念——即便它是一种潜能——是否存在了，如果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则认识论的话题将归于完结。
由于唯理主义的原理预设，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上帝。在此之前，不论辩论双方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在表面上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世界的本源是上帝。双方谁也没有在本体论范畴进行讨论的意识和意愿。随着唯理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趋同，到底如何理解理性成了唯一的话题，因而在本体论范畴进行讨论的必要凸显了出来。
此时已是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科学也已取得长足进步，随着教权统治的崩溃和瓦解，宗教束缚大大缓解，这些在客观上为质疑上帝是否存在提供了便利。
但是事情从来不会只有一面，经验主义分裂了。在一部分经验主义者，也就是唯物主义者，为了彻底清除上帝而高歌猛进的时候，另一部分经验主义者则跟唯理主义者一起充当了维护上帝的角色。可是休谟的出现，使得这些维护者的努力付之东流：他彻底的怀疑主义竟然跟唯物主义殊途同归。看来上帝是死定了。
这个时候，你的情感倾向于哪个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卢梭独树一帜，他恰逢其时地提醒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宗教情感。
康德接受了卢梭的建议，开始着手拯救上帝——此时使用“拯救”这个词已经再恰当不过了——而为了拯救上帝，他将不得不 拯救理性；不得不把休谟和卢梭结合起来；不得不把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结合起来。
他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气焰嚣张的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