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行爲影響因素的研究概覽
諾爾曼·雷迪爾曾經說過：“成爲父母是個人生活中最重大的事情，適當生育是社會生存最基本的行爲模式”。不論人類歷史行進到什麼階段，也不論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怎樣的困難，人類自身繁衍的行爲從不消失。在不同階段，由於社會組織結構特徵、歷史文化等原因，人類的生育行爲具有不同的特徵。近些年來，發達西方國家的生育率逐步降低甚至成爲負數成爲了這個工業時代最鮮明的標誌之一。中國身處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同樣經歷着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沖擊。這種經濟社會發展深刻影響着當代中國家庭以及他們的生育行爲。
一、女性生育行爲影響因素研究的理論發展
女性是生育行爲的主要承擔者，她們的生育決策行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人類生育制度。從女權運動開始，女性爭取自由和權利的運動從未停止，她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地位和權利。因此，在現代化生活中，女性的生育行爲越來越深刻地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搖動搖籃的手，搖動整個世界”，可以說，女性自身的特徵會影響現實世界，甚至會影響人類下一代。而在這些特徵裏，教育水平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近些年來，原本屬於人口學範疇的生育問題越來越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注。在與生育問題相關的研究領域內，教育對生育的影響是一個得到非常多關注的方面。學者們（不僅僅是經濟學家）發現教育可以通過不同途徑影響女性的生育，其中包括正向影響還有負向影響。教育的正向影響主要體現在知識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個體健康狀況，營養狀況等方面的提升，這有利於生育率的提高；而負向影響則表現在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提升生育的機會成本，並且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增大，於是生育率可能下降。
對女性生育行爲影響因素的理論研究主要是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庫茲涅茲從“人口—經濟”角度出發對國民收入、人口增長、收入與消費、生育率等變量進行了開拓性研究，提出了人口增長長波理論。第二階段：在庫茲涅茲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發展，建立了“經濟——人口”分析角度並大量引入經濟學研究方法和思維，從“經濟—人口”環路方面來研究經濟變量對生育的長期效應。第三階段：20世紀50年代開始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系統分最先對生育行爲進行了系統的成本—收益分析，將孩子視爲特殊商品，對此商品的需要同其他商品一樣，取決於商品帶給理性個體的效用和所付出的成本的權衡對比，創立了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開始運用經濟學中的消費行爲理論，建立新家戶模型來分析家庭人口的生育行爲，並且將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效應，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運用於生育行爲，並認爲生育的收入效應敵不過價格效應和替代效應，在孩子數量和孩子質量的權衡中，夫婦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孩子的質量而降低孩子的數量，從而生育率下降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此基礎上，後來的學者將經濟學中的供求均衡理論拿來分析生育決策機制，認爲社會經濟發展不僅通過影響孩子的需求來影響生育，孩子的供給問題同樣需要考慮，創立了生育決定的供給—需求理論。
二、女性生育行爲影響因素的國外研究概覽
學界在教育對於女性生育行爲影響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研究。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有關文章就已層出不窮。由於這一問題本身就與人口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相關，因此隨着各學科的不斷髮展，學者們對此的認識也就不斷深入和細緻。最初，學者們基本是從人口學角度出發進行分析，認爲基於人口轉變模型來看，生育率下降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融的，與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致的，不同國家地區間都存在着着這樣的趨勢和現象。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學者們逐漸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存在着不同的情況。有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教育水平和生育率的倒U型曲線關係。這樣的發現對傳統認爲的教育負效應觀點提出了質疑。應該說這一時期的研究是比較初步的，並且受到數據可靠性的限制。
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世界生育調查（World Fertility Survey，簡稱WFS）的出現給學者們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WFS涵蓋了參與調查的發展中國家的統計數據，無論是數據的質量、可比性還是數據的規模都有了非常大程度的提高。在WFS的支持下，學者們認爲教育的確對生育率有負向影響，即教育程度上升，生育率下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依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等因素而改變的。並不是在所有發展階段都會出現這樣的關係。如果是在最窮最不發達的國家裏，那麼這種影響是可以被忽略的，但是在一定階段的教育後，如完成小學學習，這種影響就會出現。
教育程度和生育問題的關係已經不能只被簡單地審視了，將教育程度和生育率進行表格或圖示對比進而得到直觀結論的方法已經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對於教育問題認識上的轉變使得生育問題的研究從早期統計關係的研究轉向探究教育基礎性作用過程或者說渠道（channel）的研究。教育對於生育的作用不是自發的，而是以一定的發展水平，社會組織結構和性別分層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爲條件的。教育對於生育的作用不能簡單簡化爲社會經濟因素（比如家庭收入，丈夫的教育水平或者丈夫的職業等等）。教育對於改變態度觀念具有重要影響作用。可以將教育的作用歸納爲兩方面：一方面是教育讓女性掌握知識（包括生育知識）；另一方面是教育影響了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如改變丈夫的教育程度，影響個體生活所在地（城市還是農村）等等）。學者們對於它的研究逐步從簡單統計關係分析轉向教育的最終影響途徑的分析。
有學者認爲教育的生育效應應該是通過三方面實現的：對孩子需求的影響，對孩子供給的影響以及對於生育成本的影響。教育改變了生育觀念和態度，也改變了影響生育的經濟因素，這包括降低孩子的經濟效用，提高了財富積累的渴望，提高了婦女外出就業的可能，提高了收入等等。而另有學者則認爲教育有如下的影響途徑：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家庭計劃的信息更易獲取，提升了夫妻間的交流水平，提高了控制個體命運生活的品質水平，提高了夫妻間潛在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前一種分析更側重於從社會學角度看問題，而後一種分析更傾向於經濟學的考慮。學者Holsinger認爲受教育水平是社會經濟發展結構解釋的一個指標，在創新擴散理論中，受教育水平更成爲一個催化劑，催化創新成果在不同地域間傳播。教育是代表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他認爲，教育從三個主要方面影響了女性生育的偏好和行爲從而改變了實際生育狀況。第一，教育是知識的源泉，通過知識的傳播，逐步改變個體的價值評價，觀念以及和周圍世界的互動方式，提高了個體的認知能力。第二，教育是社會進步的手段，帶來經濟機會和社會流動性的提高，受教育程度成爲許多正式僱傭工作的入門條件，是工作等級高低的門檻。第三，教育是態度觀念的主要轉變者，導致個體目標抱負的重大轉變從而挑戰傳統的觀念和社會結構。可以說，這種對於影響渠道的研究集中在了生育水平決定因素的尋找上。學者Nag給出的研究認爲教育同樣存在對於生育水平的正向影響關係，儘管這種關係是短暫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加快傳統生育觀念的退化，這樣一來就會加快自然生育的腳步從而提高了生育率。
到了80年代末，另一有用的調查數據人口統計學和健康調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簡稱DHS）出現。DHS與WFS相比，更注重人口學和健康狀況的調查。它包含了26個國家和地區，並且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別具有非常迥異的社會發展水平，文化氛圍等狀況。學者們可以在一個更大樣本範圍內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特別是對教育的影響途徑進行更全面的認識。
學者Martin基於DHS數據對於26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教育水平的確一致負向影響生育率水平，但是高程度的教育水平和低程度教育對生育的具體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在最不發達的國家裏，教育甚至出現了正向影響。對於拉美地區的類似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差異導致本地區不同國家間和同一國家不同地區間的生育水平差異。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女性平均生養6到7個孩子，但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表現出和發達國家女性類似的選擇行爲。基於1993年土耳其人口健康調查數據給出了女性生育與教育、工作和選擇丈夫的自由程度的關係，結論指出教育和工作是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的兩個最主要渠道，這兩個因素最終導致了土耳其生育率的下降。尼日利亞全國範圍內普及基礎教育這一事實對生育的影響，在控制了地域、宗教和年齡影響下，女性受教育年數每增加一年，生育水平就會平均下降0.26個孩子。對祕魯的研究則表明社區特徵並不會與教育對生育的影響發生交互作用。
對印度的統計數據研究指出，女性生育率和教育之間的相關關係也許並不在於教育程度高低，而在於教育對於女性生育行爲方式的影響，印度的數據說明了這兩者間存在着負相關關係，並且在一定時間範圍內，這種負效應是逐步降低的。
此外，還應該注意到，教育回報而非教育程度對於生育率的影響。教育溢價在不同收入階層中對生育率的影響是不同的。在高收入人羣中，呈負向相關關係，但是在低收入人羣中，這種負相關並未被觀察到。如果將教育水平，母親的年齡，家庭的基本特徵以及價格因素納入經濟因素的研究範圍，並特別注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對於生育的影響，結果表明兩者均對生育有負向影響，相對於收入來說，教育水平的影響更大一些。
總之，國外學者們從生理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等不同角度出發，利用不同國家地區的統計數據，對教育和生育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大多數研究支持了教育水平對女性生育行爲具有深刻影響這個觀點，基本上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當然也有研究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這可能由於研究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傳統文化以及多種因素的不同。
三、女性生育行爲影響因素的國內研究概覽
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開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學者從政治、經濟、社會和傳統文化方面，針對中國的特殊國情，對於中國女性的生育水平的變動狀況和趨勢進行了研究。隨着中國數據可得性的提高，近些年來的研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更有價值。大量文獻從人口學的角度出發來進行審視，後來加入更多經濟社會因素的考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並舉。但是鑑於我國的特殊國情（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因此衆多的討論集中於計劃生育政策和我國生育水平的關係。
田雪原在學界最先提出了運用“成本——效績”分析方法考察中國家庭的生育行爲，隨後建立了孩子生產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將學者Becker的研究思路和中國情況相結合。劉錚認爲人均收入水平和生育率是負向相關關係，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區，生育率越低。但是這一結論在以後的調查研究分析中被修正，這種關係並非是單一負向的，中國可能存在類似於庫茲涅茲曲線形狀的關係。
在1979年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了下降，但是總體生育水平的下降卻是緩慢的，甚至出現了波動。因此學者們認爲中國人口生育水平下降，不單單是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制約。在刨除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以外，社會經濟因素也對生育水平變動具有重要意義。林福德強調了人均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等都是影響生育水平的因素，他認爲人均收入水平是最爲關鍵的因素。
李宏規對中國女性生育率下降的社會、經濟因素進行了分析，他認爲人均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農民純收入，文盲率和每千人人口醫生數都是重要的因素。他特別指出人口文盲率和女性生育水平成反向變動關係，文盲率高的地區，女性生育水平普遍較高。趙建華專門研究了我國婦女教育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主要採用的是統計調查方法，指出女性生育率隨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遞減，女性人口達到初中文化水平對減少生育起到了關鍵作用。周江濤使用1990，1995和2000年的全國省市數據，構建了中國生育水平影響因素分析框架，將生育控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分開，最終得出如下結論：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已經超越生育控制因素的影響，成爲影響中國社會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而生育控制因素的影響呈現“邊際效應遞減”的狀態。孟書宇總結了制約中國人口出生率的生物、經濟和社會因素。他特別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進了女性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進而影響了生育水平，這種關係呈負向相關。
還有一些學者以實地調查的方式對中國的情況進行了更細緻的研究。李憶春對甘肅中部地區十個貧困縣進行調查，就貧困地區婦女的文化程度與生育水平和生育觀念的關係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婦女文化素質對於初婚年齡、初育年齡和活產子女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呈現出負相關關係。對婦女存活子女數的調查表明，生育二孩的婦女佔總數的近一半，生育一孩的佔四分之一多。在這篇文獻裏，作者重點關注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觀念的變化，指出這種觀念在逐步淡薄。而王金營等對於河北承德、邯鄲兩地進行了實地調查，考察了農村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變化。結論指出，我國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行爲的影響力度減小，寬鬆的生育政策不一定帶來導致較高的生育率。李衛東等在對西安市長安區進行的實地調查中重點關注了經濟因素與生育率的關係，數據表明，長安區的經濟增長與生育率下降存在宏觀一致性，基本遵循了學界的研究結果。
四、總結及政策含義
從前述的研究概覽可以看到，學者們對於教育和生育問題的研究重心放到了教育對生育水平的具體影響途徑上。針對教育從哪些方面，通過哪些渠道產生的影響，學者們基本上是從下述幾方面因素進行考量：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傳統文化因素。教育從上述四方面改變了女性的知識，觀念，思想，行爲約束和偏好。從而決定了其生育行爲。
在微觀經濟學裏，基本的消費者需求理論是給定消費者偏好，理性個體在一定預算約束下，尋求個體效用最大化的過程。按照學者Esterlin的觀點，將孩子看做是女性消費的一種特殊商品，與消費其他物品具有相似性。給定女性對各種商品的偏好，女性將根據物品的價格和預算約束決定對孩子和其他物品的最終需求量。總體來說，母親的特徵，家庭的特徵以及生養孩子的經濟成本是影響女性生育行爲的主要因素。其中，母親的特徵包括女性的年齡、職業、工資以及母親對後代的偏好等因素。家庭特徵包括家戶年均收入、丈夫的教育水平和收入等因素。而教育水平的高低就可以主要以母親特徵和家庭特徵爲渠道，最終影響女性生育行爲。
母親的特徵大致分爲兩類:第一爲女性所面臨的約束因素，第二爲女性自身的偏好因素。可以說，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第一種因素來說，就是會增長女性所擁有的知識水平，會使得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可能獲得更高層次的工作，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從而提高了生育成本。對第二類因素來說，教育所帶來的知識會導致女性思想，觀念和生活目標的改變，甚至與傳統的力量相違背，在一定的社會組織結構下，教育發揮了觀念轉變者的作用。反過來，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使女性獲得更多關於生育的知識，使其營養條件或者是周圍生活環境更好，從而使得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上升。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獲得一些政策含義。女性生育行爲並不是簡單的自然行爲或者道德行爲。在市場經濟中，生育行爲越來越受到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甚至政治因素的影響。生育水平下降是現代化國家幾乎都已經經歷或者正在經歷的事實，截至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成功的從這種歷史趨勢中脫身出來。因此，在我國，全面放開限制生育的政策已經是歷史的必然，而如何避免陷入這種生育水平永久下降的歷史趨勢應該成爲生育政策思考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