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概览
诺尔曼·雷迪尔曾经说过：“成为父母是个人生活中最重大的事情，适当生育是社会生存最基本的行为模式”。不论人类历史行进到什么阶段，也不论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怎样的困难，人类自身繁衍的行为从不消失。在不同阶段，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历史文化等原因，人类的生育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近些年来，发达西方国家的生育率逐步降低甚至成为负数成为了这个工业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中国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同样经历着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家庭以及他们的生育行为。
一、女性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发展
女性是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她们的生育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生育制度。从女权运动开始，女性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运动从未停止，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在现代化生活中，女性的生育行为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摇动摇篮的手，摇动整个世界”，可以说，女性自身的特征会影响现实世界，甚至会影响人类下一代。而在这些特征里，教育水平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近些年来，原本属于人口学范畴的生育问题越来越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与生育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内，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是一个得到非常多关注的方面。学者们（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发现教育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女性的生育，其中包括正向影响还有负向影响。教育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个体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等方面的提升，这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而负向影响则表现在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生育的机会成本，并且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增大，于是生育率可能下降。
对女性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库兹涅兹从“人口—经济”角度出发对国民收入、人口增长、收入与消费、生育率等变量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人口增长长波理论。第二阶段：在库兹涅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建立了“经济——人口”分析角度并大量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思维，从“经济—人口”环路方面来研究经济变量对生育的长期效应。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系统分最先对生育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将孩子视为特殊商品，对此商品的需要同其他商品一样，取决于商品带给理性个体的效用和所付出的成本的权衡对比，创立了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经济学中的消费行为理论，建立新家户模型来分析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并且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运用于生育行为，并认为生育的收入效应敌不过价格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权衡中，夫妇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孩子的质量而降低孩子的数量，从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将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理论拿来分析生育决策机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通过影响孩子的需求来影响生育，孩子的供给问题同样需要考虑，创立了生育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
二、女性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国外研究概览
学界在教育对于女性生育行为影响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关文章就已层出不穷。由于这一问题本身就与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关，因此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此的认识也就不断深入和细致。最初，学者们基本是从人口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基于人口转变模型来看，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融的，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致的，不同国家地区间都存在着着这样的趋势和现象。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学者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教育水平和生育率的倒U型曲线关系。这样的发现对传统认为的教育负效应观点提出了质疑。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比较初步的，并且受到数据可靠性的限制。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生育调查（World Fertility Survey，简称WFS）的出现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WFS涵盖了参与调查的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无论是数据的质量、可比性还是数据的规模都有了非常大程度的提高。在WFS的支持下，学者们认为教育的确对生育率有负向影响，即教育程度上升，生育率下降。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等因素而改变的。并不是在所有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这样的关系。如果是在最穷最不发达的国家里，那么这种影响是可以被忽略的，但是在一定阶段的教育后，如完成小学学习，这种影响就会出现。
教育程度和生育问题的关系已经不能只被简单地审视了，将教育程度和生育率进行表格或图示对比进而得到直观结论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对于教育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使得生育问题的研究从早期统计关系的研究转向探究教育基础性作用过程或者说渠道（channel）的研究。教育对于生育的作用不是自发的，而是以一定的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和性别分层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为条件的。教育对于生育的作用不能简单简化为社会经济因素（比如家庭收入，丈夫的教育水平或者丈夫的职业等等）。教育对于改变态度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可以将教育的作用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让女性掌握知识（包括生育知识）；另一方面是教育影响了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改变丈夫的教育程度，影响个体生活所在地（城市还是农村）等等）。学者们对于它的研究逐步从简单统计关系分析转向教育的最终影响途径的分析。
有学者认为教育的生育效应应该是通过三方面实现的：对孩子需求的影响，对孩子供给的影响以及对于生育成本的影响。教育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态度，也改变了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这包括降低孩子的经济效用，提高了财富积累的渴望，提高了妇女外出就业的可能，提高了收入等等。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教育有如下的影响途径：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家庭计划的信息更易获取，提升了夫妻间的交流水平，提高了控制个体命运生活的品质水平，提高了夫妻间潜在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前一种分析更侧重于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而后一种分析更倾向于经济学的考虑。学者Holsinger认为受教育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解释的一个指标，在创新扩散理论中，受教育水平更成为一个催化剂，催化创新成果在不同地域间传播。教育是代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他认为，教育从三个主要方面影响了女性生育的偏好和行为从而改变了实际生育状况。第一，教育是知识的源泉，通过知识的传播，逐步改变个体的价值评价，观念以及和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提高了个体的认知能力。第二，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带来经济机会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受教育程度成为许多正式雇佣工作的入门条件，是工作等级高低的门槛。第三，教育是态度观念的主要转变者，导致个体目标抱负的重大转变从而挑战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结构。可以说，这种对于影响渠道的研究集中在了生育水平决定因素的寻找上。学者Nag给出的研究认为教育同样存在对于生育水平的正向影响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短暂的。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加快传统生育观念的退化，这样一来就会加快自然生育的脚步从而提高了生育率。
到了80年代末，另一有用的调查数据人口统计学和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简称DHS）出现。DHS与WFS相比，更注重人口学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它包含了26个国家和地区，并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具有非常迥异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氛围等状况。学者们可以在一个更大样本范围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教育的影响途径进行更全面的认识。
学者Martin基于DHS数据对于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确一致负向影响生育率水平，但是高程度的教育水平和低程度教育对生育的具体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教育甚至出现了正向影响。对于拉美地区的类似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本地区不同国家间和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平均生养6到7个孩子，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表现出和发达国家女性类似的选择行为。基于1993年土耳其人口健康调查数据给出了女性生育与教育、工作和选择丈夫的自由程度的关系，结论指出教育和工作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两个最主要渠道，这两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土耳其生育率的下降。尼日利亚全国范围内普及基础教育这一事实对生育的影响，在控制了地域、宗教和年龄影响下，女性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生育水平就会平均下降0.26个孩子。对秘鲁的研究则表明社区特征并不会与教育对生育的影响发生交互作用。
对印度的统计数据研究指出，女性生育率和教育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许并不在于教育程度高低，而在于教育对于女性生育行为方式的影响，印度的数据说明了这两者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这种负效应是逐步降低的。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教育回报而非教育程度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教育溢价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高收入人群中，呈负向相关关系，但是在低收入人群中，这种负相关并未被观察到。如果将教育水平，母亲的年龄，家庭的基本特征以及价格因素纳入经济因素的研究范围，并特别注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对于生育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均对生育有负向影响，相对于收入来说，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一些。
总之，国外学者们从生理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等不同角度出发，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统计数据，对教育和生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研究支持了教育水平对女性生育行为具有深刻影响这个观点，基本上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当然也有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这可能由于研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以及多种因素的不同。
三、女性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国内研究概览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于中国女性的生育水平的变动状况和趋势进行了研究。随着中国数据可得性的提高，近些年来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更有价值。大量文献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审视，后来加入更多经济社会因素的考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举。但是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众多的讨论集中于计划生育政策和我国生育水平的关系。
田雪原在学界最先提出了运用“成本——效绩”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家庭的生育行为，随后建立了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将学者Becker的研究思路和中国情况相结合。刘铮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和生育率是负向相关关系，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生育率越低。但是这一结论在以后的调查研究分析中被修正，这种关系并非是单一负向的，中国可能存在类似于库兹涅兹曲线形状的关系。
在1979年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下降，但是总体生育水平的下降却是缓慢的，甚至出现了波动。因此学者们认为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不单单是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在刨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以外，社会经济因素也对生育水平变动具有重要意义。林福德强调了人均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都是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他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李宏规对中国女性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农民纯收入，文盲率和每千人人口医生数都是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指出人口文盲率和女性生育水平成反向变动关系，文盲率高的地区，女性生育水平普遍较高。赵建华专门研究了我国妇女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采用的是统计调查方法，指出女性生育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减，女性人口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对减少生育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江涛使用1990，1995和2000年的全国省市数据，构建了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将生育控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分开，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已经超越生育控制因素的影响，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而生育控制因素的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状态。孟书宇总结了制约中国人口出生率的生物、经济和社会因素。他特别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女性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进而影响了生育水平，这种关系呈负向相关。
还有一些学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李忆春对甘肃中部地区十个贫困县进行调查，就贫困地区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于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对妇女存活子女数的调查表明，生育二孩的妇女占总数的近一半，生育一孩的占四分之一多。在这篇文献里，作者重点关注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指出这种观念在逐步淡薄。而王金营等对于河北承德、邯郸两地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了农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化。结论指出，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度减小，宽松的生育政策不一定带来导致较高的生育率。李卫东等在对西安市长安区进行的实地调查中重点关注了经济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数据表明，长安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下降存在宏观一致性，基本遵循了学界的研究结果。
四、总结及政策含义
从前述的研究概览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于教育和生育问题的研究重心放到了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具体影响途径上。针对教育从哪些方面，通过哪些渠道产生的影响，学者们基本上是从下述几方面因素进行考量：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传统文化因素。教育从上述四方面改变了女性的知识，观念，思想，行为约束和偏好。从而决定了其生育行为。
在微观经济学里，基本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是给定消费者偏好，理性个体在一定预算约束下，寻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按照学者Esterlin的观点，将孩子看做是女性消费的一种特殊商品，与消费其他物品具有相似性。给定女性对各种商品的偏好，女性将根据物品的价格和预算约束决定对孩子和其他物品的最终需求量。总体来说，母亲的特征，家庭的特征以及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影响女性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中，母亲的特征包括女性的年龄、职业、工资以及母亲对后代的偏好等因素。家庭特征包括家户年均收入、丈夫的教育水平和收入等因素。而教育水平的高低就可以主要以母亲特征和家庭特征为渠道，最终影响女性生育行为。
母亲的特征大致分为两类:第一为女性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第二为女性自身的偏好因素。可以说，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第一种因素来说，就是会增长女性所拥有的知识水平，会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工作，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了生育成本。对第二类因素来说，教育所带来的知识会导致女性思想，观念和生活目标的改变，甚至与传统的力量相违背，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下，教育发挥了观念转变者的作用。反过来，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使女性获得更多关于生育的知识，使其营养条件或者是周围生活环境更好，从而使得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上升。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一些政策含义。女性生育行为并不是简单的自然行为或者道德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生育行为越来越受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甚至政治因素的影响。生育水平下降是现代化国家几乎都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事实，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的从这种历史趋势中脱身出来。因此，在我国，全面放开限制生育的政策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而如何避免陷入这种生育水平永久下降的历史趋势应该成为生育政策思考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