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吳作人（1908-1997）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他早年留學歐洲，回國後西行變法，創作出中國氣派的油畫風格。
蕭淑芳（1911-2005）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她與吳作人執手相伴，溫柔嫺雅，終身執教藝術，是中國近現代女性藝術家的典型代表。
同進學，初見（1908/1911-1929）
吳作人出生於蘇州的一個傳統文人畫家家庭，其祖父是當地知名畫家。出於對勞動人民的關懷和救亡圖存的責任，吳作人選擇藝爲人生，從現實主義入手，將藝術的表現與社會的改造與批判相結合。
而此時的蕭淑芳是一個大家閨秀，民國名媛，家中有辛亥元勳，從小接受了獨立自主的新女性教育，不僅繪畫得到名家的教導，而且全面發展。她既是一個帶着畫箱四處寫生的淑女，又曾經獲得華北地區花樣滑冰冠軍。
在中央大學美術系，正值青春年華的兩人相識了。
《一筐雞蛋》是蕭淑芳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上學時的習作。這一天，她正在聽徐悲鴻老師的指教，來了一位男同學，問道：“雞蛋是買來的嗎？”蕭淑芳瞥了一眼，不知如何作答。這一問一瞥就是吳作人和蕭淑芳兩位同學之間的第一次對話。
吳作人原本在上海南國藝術學院追隨田漢、徐悲鴻，反抗舊體制，關心民衆疾苦，爲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而從事藝術。南國學院終因各種原因解散，徐悲鴻將吳作人安排進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旁聽，不久他因激進的政治觀點而被開除。不過，他把蕭淑芳同學的背影悄悄地畫了下來，而這個背影在他後來的人生中還將翩然出現。
同道，不相見（1930-1946）
在動盪的時代，吳作人和蕭淑芳的經歷了不同的境遇。
蕭淑芳由於家境優渥，在北平專門學習傳統國畫。而吳作人雖然出身於蘇州的文人畫家庭，但他對國畫的理解卻完全秉持用素描爲基礎的造型方法。
吳作人被中央大學開除後，隨即赴歐留學，先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繼而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留學。在歐洲學習期間他是獲得桂冠稱號的最優異的學生，學成後他將西方藝術創作的技術和教育方法帶回國內。吳作人是繼徐悲鴻之後向中國引入西方素描和油畫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蕭淑芳在京城的老派文人畫家和皇家正統畫家的引導下，觸及中國寫意畫法和古雅品味，養成一種與中國傳統之間的聯繫，既重技術，又重文化，所以齊白石在她的作品上題長跋贊之“墨潤筆秀，殊可觀也”。
兩人在這時看起來已經過上了不同的人生。吳作人在歐洲受到了藝術界的接納，娶了一位比利時的姑娘相伴。就在此時，他接徐悲鴻要求他來中央大學擔任油畫教授的一封信，這個召喚不僅是老師的請求，更是祖國的召喚。他收信後一星期即決定歸國，不會講中文的妻子義無反顧，隨之迴歸。
苦難的中國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日烽火中吳作人舉家隨校西遷，數次奔赴抗日前線寫生，宣傳抗戰，把藝術作爲國家危亡奮戰的武器。就在極度艱難環境中間，他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死在缺醫少藥的重慶，一抔青冢，無處再尋蹤跡。
國仇家恨，突然絕斷了吳作人家庭和心理與歐洲的聯繫，也激發了他爲了民族的尊嚴和救亡的責任。他不再用歐洲的油畫技法和色彩關係去描繪中國題材，而是要尋求油畫的中國轉化。兩載西行，尋找民族的色彩和傳統配置色彩的風格，在大漠孤煙之間，敦煌石室之內，他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技術，開始形成了中國氣派的油畫。
蕭淑芳也到歐洲留學，不過可以說是一種遊學，隨行隨止，一任興之所至，並不在藝術學院裏做過多逗留。埃及金字塔邊上騎駝考察，瑞士的山中獨對雲天。她展現出對於兒童題材的創作的興趣，在英國專門出版一部關於中國兒童遊戲的繪本。
1940年，蕭淑芳生下女兒之後罹患重症，臥牀三載，藥石無工。兼之家庭婚姻出現重大危機，曾一度處於艱難困頓之中。而就在此時，她憑藉對藝術的熱愛，維持了自己的精神狀態，用斷續的繪畫來顯示自我對命運的抗爭。藝術的相伴和獨立的性格，爲她未來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重逢，結同心（1946-1948）
抗戰勝利，回到上海的吳作人，在自己的展覽中迎接的一位重要的客人，就是蕭淑芳。此時吳作人已經完成了油畫的蛻變，他的色彩再也不是從歐洲帶回來的那種優雅的灰調子。
重逢時，已是千山萬水，兩人也經歷過生活的坎坷，於是相見倍加珍惜。
蕭淑芳的一張《北海白塔》，得到了吳作人的讚賞和推重。這張作品構圖大膽，畫中主體部分的塔尖被切斷，這在中國畫中是大忌，過去沒有中國人這樣畫。重逢不僅是人相見，更重要的是藝術在經歷了各自的發展以後，又重新互相欣賞。執手之時，同道相依。
二人的定情扇，正面是吳作人的畫作，反面則寫下了這樣的詞句：
三月煙花亂，江南春色深。
相逢情轉怯，未語淚沾襟。
梅雨春江滿，離情入畫圖。
乘潮東海去，更得見君無。
此時徐悲鴻接管北平藝專，邀請吳作人作爲教務長兼油畫繫系主任北上。吳作人同蕭淑芳商量，得到了蕭淑芳的支持。蕭淑芳本有北上之意，吳作人先行之後，蕭淑芳繼續準備舉家徹底離開上海。國家的命運，精神的傾慕，命運的偶然，決定了他們一生的道路，從此走向了同道。
同路，各千秋（1948-1997/2004）
吳作人、蕭淑芳兩人雖然是夫婦，一生互相切磋，多有探討，但是他們都是彪炳畫史的大畫家。蕭淑芳從不以丈夫的題材和風格爲依附，她的繪畫風格與吳作人並無關係。
在解放後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蕭淑芳把兒童作爲反映社會變化的一個側面，創造了一系列廣爲人知的創作，如《少先隊員》、《公社新添小毛驢》。她筆下的兒童，就像畫出了身後的那塊小屁簾（當時小孩穿開襠褲），樸素生動，親切真實。
吳作人屬猴，在夫人生日時，特畫《盜桃圖》，家中私語也化爲作品題材。
蕭淑芳的花，傲視富貴，不落陳套。她不畫牡丹這類傳統國畫中象徵富貴的題材，也不用蘭竹這種清高的象徵題材，其實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國畫上下過功夫，師從汪慎生、湯定之、陳少鹿、齊白石等先生。但是她後期的個人花卉的成功全部來源於直接寫生。
1958年，吳作人被周恩來總理任命爲中央美院院長，一直到1979年，共21年。吳作人任院長期間，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代。他竭盡全力，把自己的藝術意志和對事業的忠誠用於藝術教育。
後來吳作人擔任全國美協主席，直到1997年去世。他促成收回潘玉良原作，既不要流落他鄉，也不至於落入畫商的利益炒作。他支持開放和探索，主張寬容，強調多元，曾經在80年代公開支持85美術運動年輕藝術家的探索，爲中國藝術史的轉型預設伏筆。
蕭淑芳在中央美院當了一輩子老師，一直擔任基礎課的教學，無數的學生在她的筆記本中留下了一份初始的記錄，可以看到中國一代藝術界傑出人物的成長軌跡。
比如成績單上顯示1952年繪畫系三甲班成績最好的是靳尚誼和楊之光，三丙班是詹建俊和郭紹綱；周思聰的評語是“愛情問題上缺乏正確認識……業務上成績好，進步快”；美術史系二年級巫鴻的評語是“搞形式，不重視形象刻劃”。這些記錄和他們後來的成就對比起來，讓人不禁莞爾。
藝術家的歲月就這樣從容度過，二人老矣，偶然來到了年輕時分別到過的地方，道路遼遠，回首蒼茫。吳作人、蕭淑芳坐在巴黎歌劇院對面的客舍，窗外是畢沙羅畫過的那個廣場，於是他們記下自己的行程。行程中回望的是如畫的人生。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八日，蘇州吳作人藝術館舉行開幕典禮時，忽由空中來白蝶一隻，往復兩次飛入我手持花束中久久停留，作人其來乎？同年七月阿梅畫並記”
——《蝶戀花》蕭淑芳題字
執手偕老，終有一別。蘇州吳作人紀念館是吳作人蕭淑芳的作品收藏展示之地，當年二人一起設計規劃，遴選捐贈，等到落成之時，吳作人已經先蕭淑芳而去了。在開館儀式上，蕭淑芳手上有一捧花，在百千人熙熙攘攘的院中，從遠處竟然飛來一隻蝴蝶，反覆盤桓於蕭淑芳手中花束，隨後，停留而不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