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吴作人（1908-1997）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西行变法，创作出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
萧淑芳（1911-2005）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她与吴作人执手相伴，温柔娴雅，终身执教艺术，是中国近现代女性艺术家的典型代表。
同进学，初见（1908/1911-1929）
吴作人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传统文人画家家庭，其祖父是当地知名画家。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救亡图存的责任，吴作人选择艺为人生，从现实主义入手，将艺术的表现与社会的改造与批判相结合。
而此时的萧淑芳是一个大家闺秀，民国名媛，家中有辛亥元勋，从小接受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教育，不仅绘画得到名家的教导，而且全面发展。她既是一个带着画箱四处写生的淑女，又曾经获得华北地区花样滑冰冠军。
在中央大学美术系，正值青春年华的两人相识了。
《一筐鸡蛋》是萧淑芳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上学时的习作。这一天，她正在听徐悲鸿老师的指教，来了一位男同学，问道：“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瞥了一眼，不知如何作答。这一问一瞥就是吴作人和萧淑芳两位同学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吴作人原本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追随田汉、徐悲鸿，反抗旧体制，关心民众疾苦，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从事艺术。南国学院终因各种原因解散，徐悲鸿将吴作人安排进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不久他因激进的政治观点而被开除。不过，他把萧淑芳同学的背影悄悄地画了下来，而这个背影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还将翩然出现。
同道，不相见（1930-1946）
在动荡的时代，吴作人和萧淑芳的经历了不同的境遇。
萧淑芳由于家境优渥，在北平专门学习传统国画。而吴作人虽然出身于苏州的文人画家庭，但他对国画的理解却完全秉持用素描为基础的造型方法。
吴作人被中央大学开除后，随即赴欧留学，先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继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欧洲学习期间他是获得桂冠称号的最优异的学生，学成后他将西方艺术创作的技术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向中国引入西方素描和油画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萧淑芳在京城的老派文人画家和皇家正统画家的引导下，触及中国写意画法和古雅品味，养成一种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既重技术，又重文化，所以齐白石在她的作品上题长跋赞之“墨润笔秀，殊可观也”。
两人在这时看起来已经过上了不同的人生。吴作人在欧洲受到了艺术界的接纳，娶了一位比利时的姑娘相伴。就在此时，他接徐悲鸿要求他来中央大学担任油画教授的一封信，这个召唤不仅是老师的请求，更是祖国的召唤。他收信后一星期即决定归国，不会讲中文的妻子义无反顾，随之回归。
苦难的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烽火中吴作人举家随校西迁，数次奔赴抗日前线写生，宣传抗战，把艺术作为国家危亡奋战的武器。就在极度艰难环境中间，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死在缺医少药的重庆，一抔青冢，无处再寻踪迹。
国仇家恨，突然绝断了吴作人家庭和心理与欧洲的联系，也激发了他为了民族的尊严和救亡的责任。他不再用欧洲的油画技法和色彩关系去描绘中国题材，而是要寻求油画的中国转化。两载西行，寻找民族的色彩和传统配置色彩的风格，在大漠孤烟之间，敦煌石室之内，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开始形成了中国气派的油画。
萧淑芳也到欧洲留学，不过可以说是一种游学，随行随止，一任兴之所至，并不在艺术学院里做过多逗留。埃及金字塔边上骑驼考察，瑞士的山中独对云天。她展现出对于儿童题材的创作的兴趣，在英国专门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儿童游戏的绘本。
1940年，萧淑芳生下女儿之后罹患重症，卧床三载，药石无工。兼之家庭婚姻出现重大危机，曾一度处于艰难困顿之中。而就在此时，她凭借对艺术的热爱，维持了自己的精神状态，用断续的绘画来显示自我对命运的抗争。艺术的相伴和独立的性格，为她未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重逢，结同心（1946-1948）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的吴作人，在自己的展览中迎接的一位重要的客人，就是萧淑芳。此时吴作人已经完成了油画的蜕变，他的色彩再也不是从欧洲带回来的那种优雅的灰调子。
重逢时，已是千山万水，两人也经历过生活的坎坷，于是相见倍加珍惜。
萧淑芳的一张《北海白塔》，得到了吴作人的赞赏和推重。这张作品构图大胆，画中主体部分的塔尖被切断，这在中国画中是大忌，过去没有中国人这样画。重逢不仅是人相见，更重要的是艺术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以后，又重新互相欣赏。执手之时，同道相依。
二人的定情扇，正面是吴作人的画作，反面则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三月烟花乱，江南春色深。
相逢情转怯，未语泪沾襟。
梅雨春江满，离情入画图。
乘潮东海去，更得见君无。
此时徐悲鸿接管北平艺专，邀请吴作人作为教务长兼油画系系主任北上。吴作人同萧淑芳商量，得到了萧淑芳的支持。萧淑芳本有北上之意，吴作人先行之后，萧淑芳继续准备举家彻底离开上海。国家的命运，精神的倾慕，命运的偶然，决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从此走向了同道。
同路，各千秋（1948-1997/2004）
吴作人、萧淑芳两人虽然是夫妇，一生互相切磋，多有探讨，但是他们都是彪炳画史的大画家。萧淑芳从不以丈夫的题材和风格为依附，她的绘画风格与吴作人并无关系。
在解放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萧淑芳把儿童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创造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创作，如《少先队员》、《公社新添小毛驴》。她笔下的儿童，就像画出了身后的那块小屁帘（当时小孩穿开裆裤），朴素生动，亲切真实。
吴作人属猴，在夫人生日时，特画《盗桃图》，家中私语也化为作品题材。
萧淑芳的花，傲视富贵，不落陈套。她不画牡丹这类传统国画中象征富贵的题材，也不用兰竹这种清高的象征题材，其实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国画上下过功夫，师从汪慎生、汤定之、陈少鹿、齐白石等先生。但是她后期的个人花卉的成功全部来源于直接写生。
1958年，吴作人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美院院长，一直到1979年，共21年。吴作人任院长期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他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艺术意志和对事业的忠诚用于艺术教育。
后来吴作人担任全国美协主席，直到1997年去世。他促成收回潘玉良原作，既不要流落他乡，也不至于落入画商的利益炒作。他支持开放和探索，主张宽容，强调多元，曾经在80年代公开支持85美术运动年轻艺术家的探索，为中国艺术史的转型预设伏笔。
萧淑芳在中央美院当了一辈子老师，一直担任基础课的教学，无数的学生在她的笔记本中留下了一份初始的记录，可以看到中国一代艺术界杰出人物的成长轨迹。
比如成绩单上显示1952年绘画系三甲班成绩最好的是靳尚谊和杨之光，三丙班是詹建俊和郭绍纲；周思聪的评语是“爱情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业务上成绩好，进步快”；美术史系二年级巫鸿的评语是“搞形式，不重视形象刻划”。这些记录和他们后来的成就对比起来，让人不禁莞尔。
艺术家的岁月就这样从容度过，二人老矣，偶然来到了年轻时分别到过的地方，道路辽远，回首苍茫。吴作人、萧淑芳坐在巴黎歌剧院对面的客舍，窗外是毕沙罗画过的那个广场，于是他们记下自己的行程。行程中回望的是如画的人生。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八日，苏州吴作人艺术馆举行开幕典礼时，忽由空中来白蝶一只，往复两次飞入我手持花束中久久停留，作人其来乎？同年七月阿梅画并记”
——《蝶恋花》萧淑芳题字
执手偕老，终有一别。苏州吴作人纪念馆是吴作人萧淑芳的作品收藏展示之地，当年二人一起设计规划，遴选捐赠，等到落成之时，吴作人已经先萧淑芳而去了。在开馆仪式上，萧淑芳手上有一捧花，在百千人熙熙攘攘的院中，从远处竟然飞来一只蝴蝶，反复盘桓于萧淑芳手中花束，随后，停留而不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