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人（77） 佳纱
分享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
《双城记》片段分享：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这是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将全书的基调定上了悲剧色彩，然而就在这矛盾的时代中，也确实存在过光明。
这本书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在医生马奈特一家周围的事。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自由，权利以及善恶的看法。法国人民不堪重负，推翻了波旁王朝，然而新政权建立之后朝他们走来的难道是他们心驰神往的自由吗？不，仍然是以往的提心吊胆，稍不留神，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得势之后的德发日太太滥用职权，将死敌们个个置于死地，最后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由啊，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义干出来的。”
大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是以暴易暴。它没有拯救人民，而是将人民推入了另一个火坑。
另外一位大革命的牺牲品，是达内。革命前，他放弃了国内的家业，只身来到英国谋生，在他看来，压迫人民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然而，革命爆发后，他反而无辜地成为人民的敌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领上断头台。不过相信在九死一生之后，他依然是原先那个善良的达内。
而卡顿，那个才华横溢却自甘堕落的律师，他与达内有着相同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面对活着还是让自己心爱的人得到幸福的抉择时，毅然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生命在爱情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断头台上，他也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沉着冷静。因为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个信念在支持他：“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用死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用死来反抗虚伪的革命者，他用死来诠释对露丝的爱。生命，成了他最后的武器，爱，成了他唯一的支柱。
分享人（78） 巧说诗语
分享作品：王阳明《知行合一王阳明》，简单地谈谈王阳明的心学精髓和他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精髓，总结一下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和六个字。
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话看起来挺简单，但内容却很深刻。
有个故事可以完美地阐述这四句话:
有位老农穷的吃不上饭了，找到王阳明卖地，王阳明看他可怜，不忍心买他的地，就先借钱给他。后来王阳明游玩时，看到一块风水宝地，他说：“这块地的风水太好了。”他的弟子告诉他，本来老农要卖的就是这块地，王阳明后悔了，但他又说：“我怎么会生出‘后悔’的想法呢？”于是他闭目冥想，过了一会，睁开眼说：“刚才的私欲已经被我克掉，我的心情又回归愉悦了。”
当王阳明没有看到那块地时，他的心没有动，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看到地之后，生出了“风水宝地”的想法，这是“有善有恶意之动”，当他发现自己有后悔的念头又感到羞愧时，是“知善知恶是良知”，最后克服了私欲，心情复归于平静愉悦是“为善去恶是格物”。
六个字是:“心即理”和“致良知”。
所谓“心即理”，就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拿格竹来讲，王阳明盯着竹子看了七天七夜，试图弄明白竹子里包含什么道理，但直到头昏眼花，身体虚脱，他也无法将竹子的道理上升到人生的道理。后来，他不盲目地崇拜圣人了，而是想要自己做圣人。
在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更加坚信，心即理，心外无物。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指着一朵花问王阳明：“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那这朵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有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另外三个字“致良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这源自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有心，人皆有之”，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人皆有良知。当你看到幼儿落井，你会想去救，当你看到飞禽走兽悲鸣，会起不忍直视之心，当你看到好端端一个物件，被无辜打碎，会起惋惜之情，这都是人的良知在起作用。
通俗而言就是，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慧的直觉（直观）力，或是直觉（直观）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见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尝又不是智慧？见强凌弱所以义愤填膺，因为我们判断这是错的，这是智慧，何尝又不是道德？
王阳明对“良知”的推崇几乎无以复加，他说：“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他又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他还说，“良知学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澜浅滩无不如意，虽遇巅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
这些对良知的赞美之词大有“良知在手，天下我有”的意味，良知真的无所不能吗？
王阳明的答案是，良知的确无所不能，但关键有一点就是：你能致它。天下万事万物皆不出是非善恶之外，良知轻而易举就可给你答案，你只需按良知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
坚信你的直觉、本能、第一感，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如何行良知？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它，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只要让你的直觉、本能、第一感付诸实践就是致良知。你见到父母，良知所发出的“意”（念头）就会告诉你“孝”是“是”，那你就去行孝；你对待领导，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忠”是“是”，那你就去行忠诚；你路见不平事，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拔刀相助”是“是”，那就立即去拔刀相助。
延展地说，如果你是一家之长，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家和万事兴”，你就应该用“和”来治家；如果你是工作者，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爱岗敬业”，你就应该用“敬”来工作；如果你是一国之君，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以德治国”，你就应该用“仁”来治国。
倘若人人都能致良知，就会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
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天理。
我的良知是光明的，行我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上，事事物物就得了我的良知。由于心即理，所以事事物物就得了天理，所谓得了天理，就是说，事事物物都是正的，是善的，是对的。你的良知对你说，为天下人谋福利，这就是对的，就是天理，将这一纯粹的动机行之于万事万物上，万事万物必是正的，是善的，是对的。如果整个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正的、善的、对的，那这个世界自然就是“和”的。所以说，致良知的效果并不仅限于个人修身，它还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心学就是要人跟随自己的良知，如果你想“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必须跟随自己的良知，而不能以利益为第一出发点。所谓“致良知”，就是达到良知，时时刻刻接受良知的指引。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就向王阳明请教说：“您提到必须要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这里恐怕要有些规则吧？”王阳明回答：“当然有规则啊，那就是‘致中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准则。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来调节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错的，你为何要遵守？如果一个规则你调节后被你的良知认可，那就是对的，你必须要遵守。不过一定要注意，这个被你调节后的规则并非外在的，因为是你良知认可的，所以它是内在的。”
人生在世，准备遵循任何外在规则和违反任何外在规则前，首先要问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适，因为常规不在外，就在你内心中。
知行合一
“龙场悟道”实际上是王阳明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获了“心即理”的心学法则。
谈心学法则“心即理”之前，就必须了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的区别。
如果把一只烤鸭端到朱熹和王阳明面前，二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
朱熹会认真地盯着烤鸭看一会儿，当他看了许久后也搞不懂鸭子是如何成为烤鸭后，他会叫来烤鸭师向他请教。
他请教的问题很多，比如几岁的鸭子最适合烤、烤鸭子之前有什么仪式、都放哪些调料、烤多久，等等。不过如你所知，饮食业特色菜的秘方是不外传的，所以朱熹从烤鸭师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连香喷喷的鸭子也不吃了，转身去了书店，买了几十本关于烤鸭的书籍，回家日夜苦读。最终，他可能学会了烤鸭，也可能没有学会。如果他学会了制作烤鸭，就会把烤鸭的制作流程当成知识传授给后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从鸭子成为烤鸭中得出一个天理来。这个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鸭子一点都不好吃，但经过专业的烘烤后，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天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我们上面论述的整个过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万事万物，包括意识的和物质的，在烤鸭的例子中，则是烤鸭。“致”是求得、获得的意思，“知”是知识，用烤鸭这个例子来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两种探究方法（一是实践，问烤鸭师；二是书本，买《烤鸭大全集》）来探究烤鸭，最后获得了烤鸭的知识。注意，这还不算完，这个“知识”不仅是常识，它还必须上升到天理层次。正如我们刚刚说的，朱熹通过探究烤鸭的知识，从而得出一个人生哲理。
当王阳明面对那盘烤鸭时，他可能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吃；第二，他会在朱熹走后，看着鸭子说，请你不要见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但你现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运就是被人扔到烤炉里烤，最后端到饭桌上被人吃掉的。所以，我吃你是心安理得的。至于你是怎么被烤出来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鸭师，干吗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吃你没有错就是了。
这段话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时，就要存一种好的想法，用当时的理学大师湛若水的说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头。如果念头不好，马上改掉，念头好，就要维持。
王阳明意识到吃鸭子这件事时，只是说鸭子被我吃，是天经地义，是天理。所以他继续保持这种意识，进而“致知”。“致”是停止、实现的意思，“知”则是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通俗而言就是这样的：通过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用烤鸭的例子来说就是，通过吃鸭子时的正念头（心安理得）来实现良知。那么，或有人会问：“你凭什么说‘物被格了后，良知就实现了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良知是主宰我们心的，它是我们的本性，比如你看小孩子，都知道喜爱自己的父母，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这就是良知的作用。 但是这个良知不能被私欲所遮蔽，我们每个人遇到事情时都有私欲（自己的小算盘）来遮蔽，所以只要正了念头（别打小算盘），就能实现良知。”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大相径庭的解释。比如孝顺父母，朱熹认为，孝顺父母是个复杂的活，你必须要探究学习孝顺父母的各种知识，最后得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开始孝顺父母。而王阳明则认为，只要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端正好态度（正念头），良知就会指引你去如何孝顺父母，这些孝顺父母的行为是不必向外学习的。
两人的认识所以不同，原因就在于，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而朱熹则认为，性即理。
王阳明有几点值得学习:
首先，王阳明不盲目崇拜任何一种理论，他开始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感兴趣，和朋友整天整夜地“格”竹子，可是“格”的都出现幻觉了，还是没有格出真理来。他也研究过道家学说，但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理论学说，在对各种学说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他创造了“心学”理论，并倡导“知行合一”。
他认为:空想而不实践，就是一场空，一定要知行合一。
其次，他相信良知就在人心中，可以被唤醒。
百善孝为先，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下，孝不用学，它就是发自良知的行为。
他对弟子说:“如果真有孝顺父母的心，就会去做孝顺父母的事。孝顺这个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父母身上，倘若父母去世了，难道它就消失了？”
“宇宙中最真的孝，就是不让父母担心。知道了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去孝顺父母了。”
人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所以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去万事大吉了。
另外，王阳明将朱熹的天理与内心联系在了一起，朱熹认为天理要从书中去寻找，王阳明则认为心外无理，天理就在我们的心中。
1、心中有个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心上，就是：心即理。
2、真理已在心中，我们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炼我们的心。
3、天理是在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心，可却被蒙蔽了。
4、天理固然在心中，但如果一个意志力不坚定的人，生活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天理就很难显现。
5、耳朵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口不能说是非，又省了多少闲是非；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6、生死关容易过，可心上的关却难过。
7、一切真理都在心中，所以不需外求。
8、世人因为不知道‘达到至善’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以为天下的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道理，因此掩盖了评判是非的标准，使‘心为统帅’的简单道理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
9、良知提醒我们，要把万物和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对万物说，我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伤悲着你的伤悲，快乐着你的快乐。
分享人（79）白垩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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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斯特劳斯和尼尔豪提出一个代际理论。大概的意思是社会发展存在着一个八十年的周期，这八十年分成四段，每一段二十年，相应的类似春夏秋冬，循环往复。
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一个人最辉煌的创作时间大概也就二十年。而一代人的气质，追求，必然受大环境影响。因此，这两个人以美国几百年的社会变迁，把这每二十年的社会气质进行归类。并认为这些气质具有八十年的周期规律。
刚好，前面两期讲的《天演论》和《管锥编》相隔八十年，有这个巧合，就按照这个巧合逻辑去想的话，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八十年周期的中间阶段，下一次要到2050年左右。按照过去大家的推测，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我们实现小康的目标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期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是否古文运动也会到另一个高峰？按照这个逻辑，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三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歌曲。
如果从广义上讲，从《诗经》开始算的话，我们一切的文学都有两个大的方向，其一就是娱乐大众，满足心灵的需求，从《诗经》开始，中国的诗词曲，一直都是用来唱的，都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很容易从目前的歌词中，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趋势。
不用说，大家可以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歌曲风格的变化，更早的咱不用去说了，至少我们能感受到，大致上每二十年，歌曲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变化，从那些年的摇滚、民谣到中国风，二次元，大家能切身感受到不同，我们通常把这种不同，给以鄙视或者认为现状是在瞎搞，但它们却不会因为我们喜不喜欢而发生改变。
今天的网络小说薰陶的年轻一代，在二十年后，他们长大后，一样会把这些他们年轻时代追求的文学形式奉为一代经典。这就是无法改变的时代风味。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当年的周杰伦和方文山。
当《千里之外》和《双截棍》这些歌曲出现的时候，那是2002年，也就是将近二十年前。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我们觉得很惊讶，当时这些歌词被称作中国风。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基本上很排斥，并认为唱的发音都都不清楚。但二十年后的今天，周杰伦坐在好声音的导师席上，那是没有任何人质疑的。
这就是社会的变迁。回过头来，如今再看《千里之外》的歌词，以及后来李玉刚的《贵妃醉酒》再到当下的《木兰行》。我不说谁的歌词写得更好，或者谁更古风。但我们从歌词本身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变化趋势，以前周杰伦方文山的这些名曲，当时是广泛存在争议的，如今不觉得有多么激进。
相反，大量的中国风歌曲，从曲风、到词曲本身与古典诗词的融合，已经不是二十年前可以比拟的。现在的中国风，有的直接拿古典诗词配曲来唱，如《知否》，有的写的几乎完全按照古典诗词的样子来，如《大氿歌》、《贵妃醉酒》。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如果再往前追溯几十年，特别是流行歌曲时代，这种对古诗词相融合的歌曲，那被认为是流行的毒药，是最大的忌讳。
但相反今天，那就是流行。我们知道，任何今天的创作，哪怕就是拿李清照的原词来谱曲，那也是今天的文学形式，或者说艺术形式。而不是一千年前的，这点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期望固守过去的格式，并认为那就是经典，任何被淘汰的，一定也是有原因的。
今天歌曲中中国风的火热，并不代表古典诗词也一样会收到市场的尊重。这一期准备得有些仓促，但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通过中国风歌词这些年的变化，加上一点感悟，与大家分享一下。总结一下这么几点：大概我们很容易受到某种时代的气息所影响，从而排斥有代差的文化现象；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很像施特劳斯和尼尔豪所提出的那种代际理论，我们排斥的文化，或者坚守的文化现象，不见得在下一代就是真理；中国风在经过二十年的变化，已经演变到另一个阶段，歌曲与古典诗词的融合例子比比皆是；到三十年后，也就是2050年之后，那个时候，是否我们有和《管锥编》一样古典文学集大成的大作出现，是不是符合八十年周期率，我们可以期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