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相识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国统区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奔赴延安，其中就有出生在朝鲜南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的郑律成。这一年，他19岁。
到达延安后，郑律成被安排进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他利用在鲁艺学习的间隙，创作了歌曲《歌颂延安》(后改名为《延安颂》)，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在延安军民中广为传唱。
一天傍晚，抗大女生队队部的几个女孩子正在北门外散步，迎面碰上了身披黄色军大衣的郑律成，姑娘们不禁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原来，尽管她们只是在一些晚会上远远地见过他，但都对他独特的表演方式留有深刻的印象：把口琴用铁丝拴在头上，身上揹着曼陀铃，脚上踩着打击乐器，表演时嘴里吹着、手上弹着、脚下踏着，一心三用，却一气呵成，非常连贯。
当女生队队长赵玲指着一位短发女青年，正要介绍时，没想到郑律成用很不纯熟的汉语说道：“这位女同志我见过，她叫丁雪松!”姑娘很是惊讶，自己从未和他打过交道，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呀？由于初次相识，丁雪松不便多问，只是腼腆地笑了笑。不久，丁雪松被任命为五大队女生队队长，带队住到了离延安城10多公里远的柳树店。在那里呆了一个夏天后，她又回到了清凉山抗大本部，担任了八大队女生队长。在那里，丁雪松再一次见到了已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的郑律成，此时他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肉弹勇士》、《抗战突击歌》已经四处传唱了。
两人都是抗大的干部，交往也就逐渐多了起来。隐约间，郑律成到女生队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丁雪松留他在队部用餐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两人还经常就培训歌咏骨干的问题交流意见。
这天，丁雪松回到队部，感到平日熟悉的窑洞突然变得有点陌生了：临窗的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原来摆在桌上沾着红印泥的图章，被擦得干干净净。过了几天，丁雪松发现窗台上又多了几束干花。再过了几天，丁雪松忽然发现桌子上又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书里面有一个小条，上面写着“送给小鬼女军官”，落款郑律成。姑娘这才恍然大悟，这些天来窑洞里的种种变化，都是他的“杰作”呀。
原来，早在郑律成与丁雪松初次相识前，他在清晨散步时常常碰见丁雪松带队喊操，姑娘飒爽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郑律成的脑海里，这就是为什么初次相见他就认出了丁雪松的原因。等和丁雪松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郑律成见她成天系皮带、打绑腿，开会时又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吓得始终不敢接近她，想来想去，便决定用搞搞卫生、放点花草作试探。
郑律成的行为一下子就打动了丁雪松，姑娘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等郑律成诉说完自己从朝鲜到上海、到南京再到延安参加抗日的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后，丁雪松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两颗年轻的心瞬间碰撞了!
一波三折
1939年元旦前夜，丁雪松送给心上人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片，正式向郑律成展示了自己的少女情怀。从那时起，两人便常常一道在延河边漫步，大到世界局势、抗日战局、国家前途，小到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小事，他们都谈得津津有味，谈到高兴处，两人便对着延河落日引吭高歌。不久，郑律成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郑律成和丁雪松正在爱情的朗朗晴空下闲庭信步时，乌云却飘了过来。193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郑律成来找丁雪松，说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原来，有关部门已得到通知，里面提到朝鲜人情况复杂，不仅不再吸收他们入党，就连已经入党的也要停止党籍，不过因为郑律成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所以保留了他的党籍，但必须将他在上海、南京的那段历史交待清楚，包括他引以为豪的抗日光荣史。丁雪松毕竟和他一样年轻，想了半天，也只能为难地说：“总会弄清楚的，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实话说，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不久，丁雪松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并兼任校俱乐部主任，郑律成则调回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他们的交往便越来越少了。最要好的同学把丁雪松约出来谈话，说朝鲜人情况复杂，政治上不一定可靠，要她慎重对待；“女大”政治处的领导也找她谈话，要她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最好和郑律成一刀两断；女大一位副校长还亲自找到丁雪松，明确表示：她和郑律成好太可惜了。在强大现实压力下，郑律成与丁雪松再也无法公开来往，两人只能把各自的心事、相互的爱恋写在日记里，偷偷交换着看。丁雪松无法相信一个纯真热情、立志革命的青年，会是“坏人”和“特务”。她喜欢他写的歌，喜欢他嘹亮的歌喉。他已饱尝少小离家的悲痛，如果再被恋人抛弃，那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丁雪松割舍不下郑律成，可她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她只能期待着能把郑律成的问题弄清楚的那一天。
1940年的春日里的一天，丁雪松郑重地向他承诺：“相信我，我将永远等下去!”丁雪松的话给了郑律成莫大的信心和勇气。而丁雪松也是说到做到，眼见昔日同窗一个接一个地组成家庭，她仍旧孤独地履行着自己的誓言。
1941年11月，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朝鲜籍的武亭从前方赶回延安参加边区参议会议。武亭不仅很早就参加了中国革命，而且走完了长征，在党内享有一定声誉。当得知郑律成与丁雪松恋爱中的波折后，对丁雪松说：“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武亭的话给了丁雪松莫大的安慰，她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律成。郑律成紧紧搂住丁雪松，激动地说道：“你的心像白雪一样纯净，又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
1941年12月，在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由周扬主持，郑律成和丁雪松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恩爱生活
由于工作需要，婚后夫妇二人很快就分居两地了。1942年8月，郑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工作，开始时，丁雪松还能零星得到一些关于丈夫的消息，可随着抗战形势的风云变幻，部队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她就与郑律成断了音信。1943年4月，丁雪松在积雪的山坡上摔了一跤，导致早产，因为没有乳汁喂养，她只好忍痛卖掉了郑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为了纪念那把失去的小提琴，丁雪松给女儿起名“小提”。
丁雪松平时工作缠身，又是初为人母，在照料小提方面自然力不从心，日子过得很辛苦。正当她考虑暂时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时，郑律成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她面前。郑律成望着襁褓中从未见过的女儿，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保姆”的重任。他先是弄了两只母羊，平日里挤羊奶喂养女儿，碰到洗洗涮涮更是一丝不苟，生怕委屈了女儿，俨然一个充满了“母爱”的好父亲。
抗战胜利后，丁雪松随郑律成前往平壤参加朝鲜建设。在那里，郑律成先后担任了黄海道委宣传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等职，丁雪松就帮他整理文字材料，节假日里，一家三口还常常到海州郊外去打猎游玩，其乐融融。相对安定的生活大大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灵感，他相继谱写出了《朝鲜解放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和《东海渔夫》、《图们江》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中方人员调回国内，郑律成、丁雪松夫妇再次面临新的抉择：要么丁雪松加入朝鲜籍，要么郑律成来中国，再要么两人分手，各奔东西。夫妇二人感情深厚，能结合到一起已非易事，又一起经受了那么多困苦，自然很是珍惜家庭。郑律成主动说道：“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朝鲜在中国，都是一样干社会主义。”就这样，经周恩来亲自批覆，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12月，郑律成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之一，又回到了朝鲜。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他冒着生命危险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十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等一曲曲战歌。
郑律成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这是夫妇俩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庆典
从朝鲜回国后，郑律成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和中央乐团工作。他坚持到一线体验生活，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创作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讴歌世界和平、赞颂普通劳动者的歌曲，这些作品在新中国音乐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丁雪松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颇有成就，1950年秋，她出任政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开始以东方女性独有的雅致聪慧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其后，她作为多个代表团的成员，相继访问了东南亚、东欧、北欧的20多个国家。
相思绵绵
“四人帮”垮台后，郑律成激动万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新的创作中。1976年12月7日早饭时，郑律成畅谈了一番创作计划，突然感到头晕，便提出想坐车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由于时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的丁雪松就要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正忙着准备出国的事宜，也就没怎么在意，只是叮嘱道：“你可要早回来啊，我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一定的，明天早晨我一定到机场送你。”郑律成带着侄孙女走出了家门。
11时左右，家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丁雪松拿起话筒一听，里面传出了侄孙女哽咽的声音：“爷爷不好了!晕倒在运河河边上了。我们现在正在昌平医院!”侄孙女的话把丁雪松吓了一跳，当她一路赶往昌平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钟了。丁雪松心急如焚地看着丈夫，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可任凭她怎么呼唤，昏迷中的郑律成丝毫没有反应。当时钟走到下午5时时，心电图的波形条纹变成了直线，郑律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丁雪松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只觉得天旋地转，好久都缓不过神来。
打击来得太突然了，连给丁雪松用泪水洗去痛苦的时间也没有留下。想起平时自己和丈夫各自忙于工作，常常天南地北，生活过得非常匆忙，往往一个在云南大理洱海边搜集动人的传说和歌曲，一个则已在飞往异国他乡访问的途中；一个风尘仆仆地奔走在长征路上寻找长征组曲的韵律，一个则埋头于机关忙碌的工作中。两人从未一起到外地去休假或旅行，他们总是计划着离休之后一道去登泰山看看日出，或者去黄山领略苍松云海，或者泛舟洞庭，环游西湖，登长白山，或者直接驱车奔赴内蒙古草原……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丈夫的骤然病逝而成了泡影。
为了强迫自己不过分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她一心钻进了工作。1979年2月，丁雪松出任驻荷兰大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之后又出任了驻丹麦大使，被外电誉为“女大使中不多的人才”，“把高雅的风度与职业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结合了起来”。外界的赞誉并没冲淡丁雪松对丈夫的怀念，工作间隙，她将丈夫生前的手稿和遗作悉心整理收齐，并写下长文《永存的记忆》，深情地忆述了她和丈夫动人的异国情缘。每年清明，丁雪松总会和亲友们一起来到八宝山，在郑律成的墓前放上鲜花，静静地面对着那个已经长眠地下的爱人，默默地诉说着自己真挚的情感和无尽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