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人遺忘的第五代導演,拍出了張藝謀《秋菊》所沒有的性壓抑

第五代導演,崛起於80年代,用獨樹一幟的風格,將中國電影推向了全世界,名聲顯赫。

像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田壯壯。

然而,他們中間還有一部分人,長期身居幕後,默默拍攝着一部部風格迥異的影片。

周曉文,從商業到文藝,從電影到電視劇,均有涉獵。

有人曾這樣形容第五代導演:

十年憂憤,四載攻讀,而後一瀉千里,能不令“六宮粉黛無顏色”。

這話放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了。幾度成功,幾度慘敗,後來憑藉一部文藝片被載入影史。

比起講述那些“鐵屋子”裏的中國寓言,他更擅長將一個個故事講得搖曳生姿,嫵媚動人。

譬如:《最後的瘋狂》、《關於愛的故事》、《瘋狂的代價》、《秦頌》,以及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二嫫》。

在影片《二嫫》中,他講述了一個倔強的、自尊的、勤勞的中國農村婦女的故事。

與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不同,在周曉文的故事裏,現代社會不再是一個潛在的權威視點的擁有者,而已經成爲了一個不請自來的闖入者,比《秋菊》更殘酷。

本片的女主是艾麗婭。

艾麗婭是一位演技出色的女演員,她善於表現外形粗獷的女性在表演中注意對人物內心的闡釋。

她所飾演的角色總是能讓人過目難忘。

在八十年代演員當中,艾麗婭獲得的成就也是足以讓人感到欣慰的。

艾麗婭主演的第一部電影是《狼跡》,在影片中出演女主角艾麗婭。

也許是因爲太喜歡這個角色,艾麗婭爲此改了名字。

1994年出演電影《二嫫》獲得金雞獎華表獎成爲雙料影后。

男主角是劉佩琦。

1991年,張藝謀籌拍電影《秋菊打官司》,邀請劉佩琦來參演電影中的其中一個小角色。

接到戲約的劉佩琦聽說要讓自己演鞏俐的丈夫,以爲自己是男主角。

但他看了半天劇本,也沒找到這個角色。他納悶的問張藝謀:自己在哪?

張藝謀告訴他,他演的萬來慶只有一場戲,被村長踢傷之後就沒啥事了。

儘管戲份不多,但劉佩琦還是爲了這短短的一場戲,跑去農村體驗了一個月,學了一口濃郁的陝西話。

等到開拍時,他縮着袖子站在村子裏,完全看不出是一位來自北京的演員。

優湛的演技也讓張藝謀最後給他加了6場戲。

說回電影本身。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年輕人很難想象,80、90年代的中國社會,電視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過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

不誇張地講,它幾乎是大衆娛樂消遣的首選。

我清楚地記得,小學放暑假時,全村孩子擠一間屋裏看《西遊記》的盛況,那真的可稱作是“人山人海,鑼鼓喧天……”

但對某些偏遠貧窮的農民來說,電視無疑是極昂貴的奢侈品。

要買得起,談何容易?

影片伊始,是二嫫在小鎮賣麻花面的吆喝聲,響亮悠遠。

每天早上,二嫫帶着一筐做好的麻花面到集市上叫賣。、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二嫫扯着嗓子,尖銳刺耳的聲音劃破了紛鬧的集市。

粗糲的畫面,把二嫫襯托得更加固執。

每當有人光臨生意,二嫫從來不討價還價,直愣愣得賣貨,幾個回合後,一分錢不少地賣出去了。

倒不是二嫫有多會做生意,而是她想攢錢。

攢錢,成了她一生的奮鬥目標,說到底是她生命的尊嚴。

從全村風光的村長夫人到家裏的頂樑柱,巨大的落差讓她決心要掙回曾經的尊嚴和榮耀。

二嫫自尊心強,她立下了一個”小目標——買到那臺全縣最大的畫王電視。

“全縣只有一臺,縣長都買不起。”

實際上,備受身心雙重壓迫的二嫫,是一個切切實實的“慾望的主體”。

在家庭中,“村長”腰不好,讓長相身材姣好的二嫫只能守活寡。

比如在一天晚上,二嫫的生理慾望勃發,“村長”意識到了這一點,卻翻了個身,讓二嫫早點睡覺。

一身氣力和火氣無處發泄的二嫫只好穿起衣服,開始和麪,做起了麻花面。

這裏的鏡頭是很有意思的,畫面裏出現的是二嫫和麪的腳。

在性文化中,向來有男性戀足的傳統。

這也是導演在含蓄地暗示,此時的二嫫是一個充滿慾望的主體。

電影中唯一有溫度的部分就是二嫫和隔壁鄰居的愛情故事。

隔離鄰居“瞎子”是暴發戶,屬於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家中有電視,院中有卡車,城裏有關係,這是那個時代成功的標誌。

每次去縣城,“瞎子”都開車帶着她,自己掙了錢還請二嫫到高級飯店喫大餐,不僅如此,看到二嫫如此賣命攢錢買電視機,“瞎子”着實心疼不已,通過老闆朋友悄悄給二嫫錢。

本以爲這是一個暖人心的愛情故事,沒成想,倔強的二嫫還是親手把它結束了。

在一次結算工錢的時候,二嫫發現工錢不對勁,二嫫請“瞎子”吃了一頓大餐,並且把錢還給了他,這就是說他們之間兩清了。

從此之後,二嫫沒有再坐“瞎子”的卡車,而是走自己的路。

賣血,買饃。

千辛萬苦的二嫫,攢夠了7000塊錢。

過年趕集的時節,全縣只有一臺,連縣長都買不起的29寸大彩電,搬到了二嫫家。

影片結尾的場景,極具隱喻和諷刺意味。

“龐大”的彩電只能自窗口送入,放置在炕上。

由於多次賣血,加上長期勞累,筋疲力盡的二嫫靠着電視。

此時,她和電視一樣,接受着村民們異常羨慕的觀瞻膜拜。

但實際上,二嫫的眼神何其失落。

她有慾望,並且不羞於展現這種慾望。

想買電視機,就不擇手段地去掙錢。

在她的家庭裏,她更像是一個“男人”,“村長”更像是一個身體柔弱、滿腹牢騷、頗具心機的“女人”。

《秋菊打官司》的結尾處,畫面定格在秋菊面龐上,那一片茫然的神情,意味着她在巨大的震驚中陡然明瞭,她的固執已經永遠撕裂了那份她所珍視的、其樂融融、合情入理的和諧。

於是,影片成就了驀然回首間的一份溫情、悵惘與懷念。

那麼,在《二嫫》結尾處,二嫫從睡夢中醒來,疲憊而木然地望去,已不再有畫面的電視機屏幕在她臉上投下了閃爍地光影。

甚至毋需瞭解她的固執並未爲她贏得一份充實或確認。

那過程一度充實了二嫫的生活,結局卻更深地抽空了她的生活和生命。

攝影機由二嫫切換爲已成一片“雪花”的電視屏幕,刺耳的電子噪音充滿了聲帶,而在一聲穿過屏幕的“買麻花面”的叫賣聲中結束了影片。

這是一份前瞻式的茫然。

對二嫫說來,前面仍是悠長寂寥的山村之夜,仍是無盡的日子。

導演說:我迷戀其中的循環感。


事實上,在影片《二嫫》的創作過程中,很長時間,周曉文在影片的兩種可能的結局中遲疑不決。

其一,是二嫫頻繁賣血,終於大病一場,以致雙目失明;

其二,“村長”決定將電視挪到昔日的戲臺子上,每晚賣票放映,生意頗爲興隆。

從某種意義上說,兩種選擇,突出了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以悲劇或反諷的方式封閉了敘境中的歷史視野;更多出一種現實主義的無奈。

影片最終選擇的結局,則在呈現了那一社會語境的歷史過程的同時,成爲對關於那一過程的話語及表述的偏移與隱含的疑惑。

最後他哪一種都沒有采用。

《二嫫》中的動物也是導演所精心設計的,電影開頭瞎子家的豬生病了,然而瞎子全家似乎並沒有太在意這件事,反而將豬殺了賣到市場上,並分了一個豬耳朵給老村長家。

以及電影中間部分,瞎子無意開車撞到了那隻驢,老鄉說着“這不是錢的事,是沒法幹活了”可還是收下了瞎子給的五百塊錢。

後來老人牽着驢又進入了這個村子,“驢”好像又變成了一個能夠賺錢的東西,但是其形勢已經不再是拉磨耕作了,而是靠“被撞”來贏錢。

這所有都意味着農耕時代在漸行漸遠,“被現代化”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命題。

二嫫也好,麻花面也好,電視機也好都是被消費的。

消費社會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特殊感,我們以爲我們在消費消費社會,實際上消費社會纔是這個拿筷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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