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坐在餐桌前喫早飯時，社區人口普查的廣播宣傳聲音從樓下傳了上來。我聽着喇叭裏嘰裏咕啦喊叫着，禁不住說：“真搞笑，光想着讓人主動去統計點上報人口信息，去有什麼好處，不去有什麼損失，也不說清楚，誰去呀！”
母親聽了很爲我這自私的想法生氣，說：“都跟你一樣，不主動配合，社會還咋運行，你們這些年經人，沒有好處不動彈，都是怎麼了！”
“去了有啥好處，不去有啥損失，又不說清楚，去不去有啥區別！”
母親顯然被我激怒了，嗓門也更大了，憤憤的詛咒道：“啥事都打個顛倒，如果是你的事，別人都像你這麼不配合，到時候叫你下不了臺，纔是自作自受！”
我知道和她說不清楚，再辯下去不過徒生閒氣，就閉起嘴來。
我瞟了一眼母親，她仍然餘怒未消，一幅恨鐵不成鋼的樣子，大概正在懷疑她養大的兒子，怎麼就會有這樣寡情薄意、不仁不義的想法。我的腦海裏升起一個畫面，母親走到時光機器前面，撥動時針讓時光倒流到四十年前，她痛恨得看着搖車裏的嬰兒，然後狠狠心把手伸了進去，把住了嬰兒的脖子......
想着這樣的畫面，我吐了吐舌頭，詭詐的笑了一下，繼續專心喫起飯來。
不再同母親爭辯，是覺得在家裏沒必要生那個閒氣，但理還是那個理，有些事情我們終究沒弄個明白。
人口普查，作爲社會公民有配合的義務，然而這個義務是有邊界的，邊界不清總不太好。然而邊界不清的事似乎還不少，老一輩習慣了這樣的邊界不清，凡事爭先恐後的配合，唯恐配合不周，被人抓住把柄而惹禍上身。到最後習慣了這樣的處世理念，甚至開始把種“積極”合理化，上升到公德的高度，年經一代的界限清晰反倒成了自私和不可理喻。
先來就事論事分析一下，人口普查中的配合的邊界問題。
到底是全查還是抽查呢？
如果是全查，實施者有責任在事先充分告知大衆，尤其要說明如果漏查要承擔什麼後果，比如當事人回頭辦理某些事項沒有數據，補錄信息將耗費數倍於現在的精力和時間，或者補錄信息前要承擔額外的費用。只要這些於法有依，相信大家都能接受。如果這樣，主動申報是於自己有利的，儘管這個有利是指避免預期的損失，那麼鼓勵人去主動申報也就說得通了。
如果是抽查，因爲是依法開展的事項，公民當然也有配合的義務，但這義務是建立在“被抽中”的前提下，那麼就應該由操作方先主動抽取樣本，而不應該由大衆“主動”爭取成爲樣本。說得直觀一點，普查人員入戶調查，敲了我的家門，就是我被抽中了，我應該如實提供數據。或者爲了節省人力成本，鼓勵被查人主動上門，也應該有所激勵措施，比如主動上者有小禮品相送什麼的。
現在這些都不說清楚，只是一句“請居民主動前來登記”，不主動有怎樣的後果？潛臺詞似乎是“後果自負”！操作者和受衆角色邊界的不清僅是更深層問題的結果，更深層的行事邏輯揭示出來不過是“習慣於以未知的恐懼操縱受衆”。
老一輩都經歷過那個動亂的年代，那樣年代所見所聞所歷，一定會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打下烙印，形成一些特有的行爲方式一點都不奇怪。
動亂的年代，我發出號召，你就得無條件支持。這不是你有沒有，不贊成和提出異議的權利的問題，而是你不主動積極配合就有罪的問題。只要發起倡議號召，受衆就必須高舉拳頭聲竭力嘶的表決心堅決支持。如果有人膽敢表現的不積極，就是對抗，前車之鑑太多了，打入異類的行列，被剝奪基本的生活權力的例子太多太多太多。
在這樣的氛圍的薰陶下，老一輩都自覺得改造了自我，只要是大家都在做得，就一定要支持，受恐懼支配的屈從，合理化後內化成爲行動準則，甚至內化爲對外的道德一語評判標準，轉而扮演審判者的角色，主動監督同自己處於同一階層的同類。
中囯的老百姓大概是全世界最善良，最聽話的一羣人了，他們有這樣的經歷，作出這樣的選擇一點都不奇怪。動盪的年代已經離我們遠去，然而上位者作爲社會文化的先行者、引領者，依然繼承這樣的作風文化纔是真正的問題。
依法治國、建設法制社會，法律條文的宣講終歸是未端，而它的頂端必然是法制氛圍的構建，法制氛圍的構建其核心是，主從雙方權利、責任、義務的界限分明。只有這樣的界限分明，才爲行動過程的順暢和結果中少出現爭議提供了先決條件。反之界限不清也就爲，主動者怠於行權、亂行權，從動者推卸責任、逃避義務也，提供了絕佳的溫牀。
所以，凡事釐清界限、權責分明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