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坐在餐桌前吃早饭时，社区人口普查的广播宣传声音从楼下传了上来。我听着喇叭里叽里咕啦喊叫着，禁不住说：“真搞笑，光想着让人主动去统计点上报人口信息，去有什么好处，不去有什么损失，也不说清楚，谁去呀！”
母亲听了很为我这自私的想法生气，说：“都跟你一样，不主动配合，社会还咋运行，你们这些年经人，没有好处不动弹，都是怎么了！”
“去了有啥好处，不去有啥损失，又不说清楚，去不去有啥区别！”
母亲显然被我激怒了，嗓门也更大了，愤愤的诅咒道：“啥事都打个颠倒，如果是你的事，别人都像你这么不配合，到时候叫你下不了台，才是自作自受！”
我知道和她说不清楚，再辩下去不过徒生闲气，就闭起嘴来。
我瞟了一眼母亲，她仍然余怒未消，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大概正在怀疑她养大的儿子，怎么就会有这样寡情薄意、不仁不义的想法。我的脑海里升起一个画面，母亲走到时光机器前面，拨动时针让时光倒流到四十年前，她痛恨得看着摇车里的婴儿，然后狠狠心把手伸了进去，把住了婴儿的脖子......
想着这样的画面，我吐了吐舌头，诡诈的笑了一下，继续专心吃起饭来。
不再同母亲争辩，是觉得在家里没必要生那个闲气，但理还是那个理，有些事情我们终究没弄个明白。
人口普查，作为社会公民有配合的义务，然而这个义务是有边界的，边界不清总不太好。然而边界不清的事似乎还不少，老一辈习惯了这样的边界不清，凡事争先恐后的配合，唯恐配合不周，被人抓住把柄而惹祸上身。到最后习惯了这样的处世理念，甚至开始把种“积极”合理化，上升到公德的高度，年经一代的界限清晰反倒成了自私和不可理喻。
先来就事论事分析一下，人口普查中的配合的边界问题。
到底是全查还是抽查呢？
如果是全查，实施者有责任在事先充分告知大众，尤其要说明如果漏查要承担什么后果，比如当事人回头办理某些事项没有数据，补录信息将耗费数倍于现在的精力和时间，或者补录信息前要承担额外的费用。只要这些于法有依，相信大家都能接受。如果这样，主动申报是于自己有利的，尽管这个有利是指避免预期的损失，那么鼓励人去主动申报也就说得通了。
如果是抽查，因为是依法开展的事项，公民当然也有配合的义务，但这义务是建立在“被抽中”的前提下，那么就应该由操作方先主动抽取样本，而不应该由大众“主动”争取成为样本。说得直观一点，普查人员入户调查，敲了我的家门，就是我被抽中了，我应该如实提供数据。或者为了节省人力成本，鼓励被查人主动上门，也应该有所激励措施，比如主动上者有小礼品相送什么的。
现在这些都不说清楚，只是一句“请居民主动前来登记”，不主动有怎样的后果？潜台词似乎是“后果自负”！操作者和受众角色边界的不清仅是更深层问题的结果，更深层的行事逻辑揭示出来不过是“习惯于以未知的恐惧操纵受众”。
老一辈都经历过那个动乱的年代，那样年代所见所闻所历，一定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形成一些特有的行为方式一点都不奇怪。
动乱的年代，我发出号召，你就得无条件支持。这不是你有没有，不赞成和提出异议的权利的问题，而是你不主动积极配合就有罪的问题。只要发起倡议号召，受众就必须高举拳头声竭力嘶的表决心坚决支持。如果有人胆敢表现的不积极，就是对抗，前车之鉴太多了，打入异类的行列，被剥夺基本的生活权力的例子太多太多太多。
在这样的氛围的薰陶下，老一辈都自觉得改造了自我，只要是大家都在做得，就一定要支持，受恐惧支配的屈从，合理化后内化成为行动准则，甚至内化为对外的道德一语评判标准，转而扮演审判者的角色，主动监督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同类。
中囯的老百姓大概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听话的一群人了，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作出这样的选择一点都不奇怪。动荡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上位者作为社会文化的先行者、引领者，依然继承这样的作风文化才是真正的问题。
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社会，法律条文的宣讲终归是未端，而它的顶端必然是法制氛围的构建，法制氛围的构建其核心是，主从双方权利、责任、义务的界限分明。只有这样的界限分明，才为行动过程的顺畅和结果中少出现争议提供了先决条件。反之界限不清也就为，主动者怠于行权、乱行权，从动者推卸责任、逃避义务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所以，凡事厘清界限、权责分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