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拍卖2020秋拍 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考
文/ 同古堂撰稿人/ 林妹妹 图/ 中国嘉德拍卖
作为艺坛领袖，董其昌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集大成者，亦是具有近乎完美文人旨趣及美学思想的巨擘，尤是其所提倡之“南北宗”画论，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法。
而其艺术造诣，也是几无人可比附，如以“山水画”而言，唐代富丽，宋代凝重，元代萧散，清代奇逸，而明代或狂放，或书卷气，惟其上承“元四家”，又溯源“五代两宋”，成为“古雅生拙”、“清润秀淡”画风格调的极致化典范。
又或书法，其师法传统，从钟繇、二王至张旭、颜真卿、怀素，从杨凝式到“宋四家”乃至元人赵孟𫖯，凡帖学流派先贤，其皆研习，旁师博采，又自出机杼，乃成明后期书坛之执牛耳者，从者如流。
▲董其昌（1555-1636）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于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承前启后，影响至深，又集前人大成，融会贯通，余绪至今不绝，故对其考据，尤是部分未署年款“作品”，系统梳理，甚有学术意义。
笔者试从其《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淮安府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浅论一二。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中国嘉德“大观”夜场
▲董其昌《濬路马湖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
《吴来仪公墓志铭》为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应道（别号来仪居士）所书墓志铭，见载于明崇祯三年（1630）刻，董其昌撰《容台集》卷八，而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台集》则著录于卷九。
▲《容台集》（卷八·墓志铭）中《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志铭》书影
此墓志铭，不同时间，两次收录于不同版本《容台集》中，因牵涉及“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等敏感信息，多有修改与删减。如删掉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等，此与明末“魏阉党”与“东林党”党争的时代背景有关。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
手卷 水墨纸本
引首：32×120 cm.约3.5平尺
字：32×963 cm.约27.7平尺
跋：36×66 cm.约2.1平尺
说明：是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家学，并问业于吴汝纶。后又师事张裕钊。《桐城耆旧传》卷四有《吴司马廷尉传》，对吴用先的履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通伯藏有此卷后，又延请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是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卷后有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此外，是卷为目前市场所见规格最高，形制最大且带乌丝栏的董氏行楷手卷。卷中笔法精到，布局疏朗，书写自然洒脱，风格极类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马湖记》。
董其昌所作墓志铭流传于今者，可谓寥寥，多为馆藏，其一，为项元汴作《太学墨林项公墓志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二，《朱泗墓志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三，《秦喻庵墓志铭》湖北省博物馆藏，此《吴来仪公墓志铭》为目前市面所见唯一著录于其《容台集》中，又可流通者，尤是难得。
《吴来仪公墓志铭》书写背景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其为朝廷重臣，曾身居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要职，然史载甚乏，生平语焉不详，《明史》亦无传记，令人生疑。
其与董其昌，皆是晚明大臣，份属同僚，二人自然相识，故彼此交游究竟始于何时，以及吴用先仕宦履历、此墓志铭书写背景等，甚应考究。
据考，天启四年（1624）三月至天启五年（1625）三月，吴用先由“大总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改任“总督蓟辽”。
蓟辽总督，下辖顺天巡抚、保定巡抚、辽东巡抚，由此可见吴应先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崇祯年间，袁崇焕即曾为蓟辽督师，而“蓟辽督师”仅是“蓟辽总督”属官，亦可窥知吴氏地位之显赫。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据“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文中，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手卷，卷首有言“在昔戊子之岁，其昌与今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其中“北雍”一般指北京国子监，而“戊子之岁”为万历十六年（1588）。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又称为“北监”或“北雍”。
因此，吴用先与董其昌二人最早相识时间，应不晚于1588年，且吴氏曾入国子监。此后，董其昌于万历十七年（1589）及第，而吴用先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者“举业”相差一科。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是墓志铭中，董其昌称吴用先为“司马”，可见吴氏步入仕途后，官运亨通，渐至位高权重。
其中，董其昌言及“敭历中外，仗中丞之节，以奏最赠其尊人为中宪大夫、四川巡抚都御史”，即言指吴用先在“平播之役”后“奏最”获封诸职。“奏最”意指考绩列为优等，以此向朝廷上报。
又言“复自请告，起家纳言”，为吴用先因病辞官，家居8年，朝廷复召为侍郎，据后文，可知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纳言”为尚书等近臣所用帻巾，后泛指帝王近臣。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而董其昌则因朝局变动，多赋闲在家，天启五年（1625），其出任南京礼部尚书。
墓志铭中，即有言“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其中“春卿”即礼部尚书，“承乏”，是暂任某职的谦称。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墓志铭中又言“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其中“塞上”为蓟辽边关，知吴用先从塞上乞请董其昌书写墓志铭。
结合吴用先天启四年至五年间，“蓟辽总督”履历，故此墓志铭应是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左右书写。具体何时，下文考据《淮安府濬路马湖记》详细分析。
吴用先父亲：吴应道生平
关于吴用先父亲吴应道，更是所载寥寥。
据墓志铭中所言，可知吴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故董其昌《容台文集》中，以《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铭》为名收录。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古人“三不朽”为功业。
然因吴应道英年早逝，暂不及完成此“三不朽”，所以董其昌分举三事，“传形写照”，以期窥斑知豹，刻画吴应道志趣高尚的形象。
其一，立行。
董其昌以吴应道少有异贤，天资聪慧，又学习勤奋，精于诵读，娴于帖括，隐言其若未去世，必有大成。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吴应道应考期间，身染重疾，回桐城后很快过世。临终之际，绝怜爱子，尤是对于九岁稚子吴应先，期望甚高。妻子方氏，三十而寡，守志皈佛，专修净土，抚养幼子吴用先、吴用衡。一老媪亦斋戒，相随逐二十年。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其二，立德。
董其昌借吴用先的转述，其母方夫人为其描述父亲吴应道“仪容修伟，神情高迈”，结婚当天“奁具甚盛”，然吴应道“目不一瞬”，不为财物所动。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又吴应道父亲生病时，其“吁天请代，医祷服劳，裾不解带，既瘥而后即安”，希望代父受病，知其孝行至诚。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其三，立言。
吴应道的遗文中有“所忧非忧贫，斯忧其可休。处处凌九霄，行行戒深沟”诗句，为其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以及远大志向的写照。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吴应道，年仅二十九岁，即不幸过世，“立功”暂不可得，故董其昌以“立行”以代之。
古人曾言:“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如此则吴应道“立兴、立德、立言”的形象，跃然于纸。
吴应道子孙：婚配姻娅
此墓志铭中，董其昌有描述吴应道妻子方氏及子孙婚配姻娅。“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文中，有相关论述：
吴应道与方氏生二子，长即吴用先，次子吴用衡。吴用先娶太学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屡赠淑人。吴用衡鸿是胪寺序班，娶方学易之女。其孙辈共有九人，孙子七人，孙女二人。
吴用先有三个儿子：“日昶，文华殿中书舍人，娶礼部侍郎何如宠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禄寺卿盛世承长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户部主事韩国藩之女。”一个女儿“适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
吴用衡有四个儿子：“日旦，福建建安县县丞，娶方氏；日升，邑庠生，娶孙氏；日晟，太学生，娶唐氏；日昺，太学生，娶方氏。”一个女儿“适邑庠生金日镜”。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据此可知，吴用先与左光斗为姻亲。
天启四年（1624），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被捕，而杨涟弹劾时，左光斗参与谋议，“杨公有纠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公实预谋，逆珰亦为气夺。”
天启五年（1625），因对抗魏忠贤，左光斗而含冤下狱，不久在狱中折磨而死。南明弘光时平反，谥为忠毅。
闻知左光斗被捕，吴用先乔装回京，欲营救其于危亡之中，惜终究未能如愿。魏阉又以吴用先“私返京城，图谋不轨”罪名，请皇帝治罪杀之，上未允。
左光斗遇难后，吴用先愤而辞归，并于次年（1626）病卒于家。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逆案，清除阉党，然彼时政局飘摇未定，此墓志铭中又涉及“左光斗”，因此董其昌撰《容台集》时，删减了关于吴应道子孙婚配姻娅的情况。
此外，浩繁的《容台集》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其搜集编纂时定然重新校对、修改，此工作往前数年已然进行，故董其昌删减，亦是情理之中。
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马湖记》
《淮安府濬路马湖记》
（为方便表述，后简称《濬路马湖记》）为董其昌晚年行书碑记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历来被研究董其昌的学者和书家奉为董氏行楷的标准。
文物出版社《中国法书全集14（明3）》中对《濬路马湖记》的创作年代定为崇祯四年（1631年）后。而上文有言及，《吴来义公墓志铭》创作于天启五年（1625年）左右。
对比《濬路马湖记》与《吴来义公墓志铭》，不难发现两卷书写状态极是相近，堪称如出一辙，又同为乌丝栏格，故对是两卷的创作年代作详细的考证，极有必要。
据《中国法书全集14（明3）》中对《濬路马湖记》的评述：“此卷为董其昌撰文并书，记述朱敬韬等人，兴治漕之道，谋漕运之利，力主开浚淮安府路马湖的曲折经过。朱敬韬，名国盛，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山东右布政等。董其昌曾为其父撰并书《朱泗墓志铭》，于敬韬事迹亦有所涉及。此卷未署年款，据文中内容及董氏所具官职判断，应书于崇祯四年（1631）董氏七十七岁之后不久。”，可知其以董其昌的官职判定创作年代。
《濬路马湖记》卷中，董其昌的官职自书如下：“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
又，查阅董其昌年谱，可知：
1、天启三年（1623）七月，董其昌得进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2、天启四年（1624）秋，董其昌擢任礼部左侍郎；
3、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并赴任；
4、天启六年（1626），董其昌上《引年起休书》吿归；
5、崇祯四年（1631）冬，董其昌复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对比董其昌“南京礼部尚书”官职，可知书写《濬路马湖记》时，定为天启五年（1625）正月之后。
而“前礼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中的“前”，可知此为董其昌就任南京礼部尚书前的官职，即此中“詹事府少詹事”与其崇祯四年（1631）冬“掌詹事府事”，并非同一官职。因此，以“詹事府少詹事”混淆“掌詹事府事”，定《濬路马湖记》为1631年左右创作，显然是不正确的。
董其昌年谱中，并没有关于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记录。
不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楷书三世诰命卷》中却有线索，三段诰命有确切制诰时间，均为天启四年（1624）九月二十九日。
而其中，最后一段诰命中，有董其昌的部分履历，其中：“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任今职”，“今职”即《诰命卷》中所言“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其中，董其昌“十任”为天启二年（1622）擢任，因此，其“十一任”为“詹事府少詹事”应介于“十任”与“十二任”之间，即天启二年（1622）至天启三年（1623）七月之间。
又以所书官职而言，此卷不可能作于其“掌詹事府事”之后，故可知《濬路马湖记》卷应作于天启五年（1625）正月至崇祯四年（1631）冬之间。
《濬路马湖记》创作时间进一步考据
《濬路马湖记》卷中，
所记述朱敬韬（即朱国盛）等人兴治漕之道等事宜。
朱国盛，字敬韬，号云来，明代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新场村（今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人，万历庚戌科（1610）进士，历任工部主事转员外郎郎中、河南粮道、山东布政使、后升太常寺卿。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朱国盛考中进士，未能被选为庶常，而是被派到工部任职，负责水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董其昌曾有《送朱敬韬水部》诗相赠，知二人交契匪浅。壬子年（1612）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其昌又作《仿大痴画赠朱国盛》。
朱国盛初莅政坛不久，即奉敕治理河漕。因其才能卓越，功绩斐然，升大司空，掌管全国水利。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国盛因治理河槽有功，祖父朱镗、其父朱泗，皆封赠山东左部政（二品）。
就在他上任大司空之际，父亲朱泗病逝。董其昌为其父朱泗作《朱泗墓志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亦曾为朱国盛的母亲写过《寿朱敬韬太夫人》的诗作。
朱国盛也喜艺事，擅画，其与董其昌多有唱和题跋，如董氏曾跋言“敬韬作米虎儿墨戏，不减高尚书，阅此欲焚吾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据此，足可知朱国盛与董其昌关系密切，堪称挚友。
天启年间，淮安府路马湖（今江苏骆马湖）水系险情尤甚，航运受阻。天启元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国盛方受事奉行严督河官，毕力堵塞。期间，其不畏艰险，亲临一线，多次疏浚完善，效益显著。至天启五年（1625）四月，工程才完成。
因而《濬路马湖记》的撰写时间应在天启五年（1625）四月之后。又朱国盛治河有功，天启七年（1627）三月，经提督漕运河道太监李明道推荐，专管漕务山东左布政使朱国盛奉旨加衔，管事吏部尚书。
周应秋复言：“厂臣擎天巨手，报国赤心，挽漕输运，河伯效灵，裕国通粮，仓庾渐实，道臣朱国盛宜加太常寺卿，兼山东按察使，照旧管事从之。”朝廷嘉奖朱国盛并“以漕河功升太常寺卿”，调进京都，留任皇帝身边，掌管祭祀礼乐。
故，董其昌为挚友朱国盛书《濬路马湖记》，应在其路马湖的疏浚成功之后，奉调京都之前，若为加衔之后，朱国盛再请董其昌为其撰书旧功绩就不能顺理成章，略显矫情了。
书写时间可进一步推断为天启五年（1625）四月之后至天启七年（1627）三月之间。再者《路马湖》卷中最后有徐标的官衔：“钦差提督河南工部水清吏司郎中”，按此衔，此卷撰写之时朱国盛应还在工部任上。
朱国盛以工部郎中管理南河期间，编著了长达1500多页的《南河志》十四卷也已完成。该书前有作者朱国盛自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诚、徐标二序。
再考董其昌年谱：“天启五年（1625）四月三日，崔镇风阻八日，四月二十二日到苏州平江平望镇遇大风，作《阻风平望图轴》。”
可知，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由长安（北京）回乡，书画船经山东、过路马湖、到崔镇（宿迁南35公里处），风阻（台风）八日。崔镇林官渡口明清两代是京杭大运河南北交汇必经之处，历代设有“崔镇驿”，是万商汇聚之地，又是关防要塞。
此时，朱国盛治理浚路马湖工程竣工，正逢同乡长辈兼挚友的董其昌回乡，又因风阻当地，其宴请董其昌，再挽留欢聚是理所当然的。
而董其昌为表彰朱国盛治水之功，为之撰写《濬路马湖记》，以其洒脱的笔法，优美的文辞，高度赞扬朱国盛之举乃“所谓一劳久逸，暂费永宁者也”亦是情理之中。
此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其昌为朱国盛父亲朱泗作《朱泗墓志铭》楷书，后四行跋文明显不是1615年所书书风。
跋文原文：“敬韬奉敕治河漕，以立功荐叙。蒙恩俞为大司空右总宪开府中丞。虽皆牢让不拜，而山东左伯诰命已给，当如二品，树神道碑于先茔。此铭但筮仕时作耳。董其昌题”，钤“宗伯学士”、“董氏玄宰”二印。
此“宗伯学士”、“董氏玄宰”二印，为董其昌1623年秋，任进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后启用，为1623年至1636年最常用的印，不可能在1615年出现。因此，此题文应为此时（天启五年四月）补题，且论及“朱敬韬治河槽已立功，恩俞为大司空，诰命再封当如二品”是对先人之告慰。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推断，《路马湖》卷应作于天启五年（1625）四月三日至二十二日之间，而且应在“风阻八日”期间，说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一日之间也不为过。
《濬路马湖记》与《吴来仪公墓志铭》
仅就书风而言，《吴来仪公墓志铭》与《路马湖》完全相通，且两卷中董其昌的官职是相同的，又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氏拜南京礼部尚书。故《吴来仪公墓志铭》定为其官拜南京礼部尚书之后的作品，即天启五年（1625）正月之后。
查对吴用先生平，《大明蓟辽总督一览表》有载：“31、吴用先，南直隶桐城，天启四年（1624）三月己卯（1624年5月12日），天启五年三月戊戌（1625年）令闲住。”“东林党碑”七碑中有三碑准确记载对吴用先的处置：“三月，令闲住”。
而此年，吴用先三月回京闲住，董其昌四月自京南下回乡，又天启六年（1626）十月，吴用先卒。
另外，天启五年（1625）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称“大宗伯”，吴用先“塞上授简”（即吴用先在蓟辽总督任上写信），请董宗伯为早年过世之家翁书墓志铭，此书写时间定为天启五年（1625）三月末至四月初之间最合理。距书《路马湖》卷不足一月时间。
至此，此两卷的创作年代便基本清晰合理，应属于同时期的作品，是董其昌晚年之作，两卷均布局疏朗匀称，所谓“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寓生秀于扑茂苍拙，自然洒落。一样的形制，一样的行楷，一样的书风，浑如一卷，诚是殊为可珍也。
《吴来仪公墓志铭》书法
与《濬路马湖记》一样，《吴来仪公墓志铭》行笔端庄自然，气息无丝毫故作姿态，平淡天真，转折处亦往往一带而过，看似毫不经意，实是书道造诣至深。
又有乌丝栏格，字里行间，不见密布紧靠为主的格局，字与字遥隔天河又翘首相望，行与行则笔断意连，妙趣天成。
▲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而不同于《濬路马湖记》，墓志铭多有正稿及草稿之分，此《吴来仪公墓志铭》稿中未见涂改，应为正稿，自是书写依次渐序，格式严谨，脉络分明，而风采不减，此为《濬路马湖记》所不及，更远非寻常应酬之作可比附。
卷首，刘泽源题引首：
▲刘泽源题引首
亦有谭宗敬、于荫霖、吴汝纶等人题跋，马其昶及张祖翼鉴藏。
▲谭宗敬、于荫霖、吴汝纶等题跋
结语
董其昌书艺成就，兼得“颜骨赵姿”之美，学古却不拘泥于古，隐隐然有“明代书圣”之势，《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更是中国绘画史之分水岭。
而此《吴来仪公墓志铭》可考明代重臣吴用先生平，补史料之不足，又与晚明党争有关，如涉及“左光斗”等，而书法更是“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媲美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董其昌代表之作《濬路马湖记》，其之稀珍，难得之至也。
参考资料：
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