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張蒙（化名）有兩個身份。
過去，他是一名催收員。任職於銀行的委外機構，日常是幫銀行催收欠款。但現在，張蒙站到了催收的對立面：反催收。
他的客戶幾乎都出現過信用卡逾期，不少人是因爲頻繁刷POS機套現被銀行降低額度，債務無法接續。張蒙以法律諮詢、投訴銀行客服等方式，協助這些客戶通過銀行的審查，獲得一定的利息和違約金減免。
在銀行內部，“反催收”這個概念被稱爲“模板投訴”、“誘導催收人員違規”、“代接催收電話”等，意味着使用相同理由、相同措辭甚至相同律師函地址的投訴，進而獲取銀行分期甚至是減免息費的機會。
在線上，張蒙們在社交軟件中宣傳能爲逾期貸款人提供“逃債”機會。線下，他們隱藏在重要商圈的寫字樓裏，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但這無法掩蓋“反催收”處於灰色地帶。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部主任彭逸軒認爲，“反催收”既與我國的制度設計不符，也與我國提倡的社會風氣不符，“欠債還錢原本就是沒有爭議的價值觀。”他稱，“反催收從事的活動顯然不在法律規定的金融服務之列。”
2019年9月2日，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發佈風險提示稱，有“維權人士”謊稱可以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而監管機構在調查處理的過程中發現，這類行爲會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消費者應防範其中的風險。
某反催收QQ羣成員對話。（受訪者供圖）
藏匿於社交軟件裏的反催收公司
成爲反催收員後，張蒙活躍於社交軟件，專門講授催收圈的規矩。
社交軟件成爲反催收公司主要的獲客來源。儘管“反催收聯盟”貼吧已經被百度取締，但現在還是能在貼吧和微博上找到痕跡。
新京報記者發現，在“債務重組”貼吧，有人發佈“逾期協商案例”、“停息掛賬”處理指導。
“債務重組”貼吧裏的反催收廣告。
“不分期每天都面臨着催收，還有可能會被起訴，所以分期是最好的辦法。”該貼吧置頂的一則廣告試圖引導來者。
每家從事“反催收”的公司都會“修飾”自家業務。比如“債務整理”、“欠款管理”、“法律服務”。形式也不一樣。有些公司指導電話投訴，有些開培訓班，還有些幫人打官司。但最終，他們都會指向一項銀行特殊業務——“停息掛賬”，即欠款人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時還款，但仍有還款意願，可以和銀行協商，對欠款進行分期，最長可以分成5年還款。期間，這筆債務不產生新的利息。
新京報記者發現，在某短視頻軟件上，共有461家機構在運營“債務重組”。記者曾循跡搜索到瀋陽某反催收公司，其創始人被譽爲“債務整理中國本地化創始人”。
該公司曾主打培訓業務，在學員繳納3980元培訓費後，會被傳授一套與銀行打交道的話術。爲了保證學員爲真實欠款人，他們會查看債務人的徵信材料，並對債務人進行裏裏外外的詳細調查。
另一家反催收公司承諾，只要欠債人提供徵信信息，他們就能根據賬單提供建議，20個工作日內讓欠債人拿到還款協議書，還能在網上查到分期方案。
還有反催收公司發來《委託協議》，提供諮詢服務。服務分爲協商階段和仲裁階段。簡單來說，如果債務人沒能通過與銀行客服協商的方式達成分期還款的目的，則這些諮詢公司將以代理人的身份幫助債務人上法庭解決問題。
涉及到收費，幾家諮詢公司給出的共同方案是，依照債務人欠款總額，按比例收取代理費。不過，在此之前，債務人要支付500元誠意金。
幾家公司諱莫如深的是，與銀行打交道的過程。他們均表示“銀行有關係”，但至於是什麼樣的關係，則避而不談。
新京報記者獲取了一份某商業銀行鍼對反催收行業的專項研究。
研究報告提到，近年來，隨着社會經濟增速放緩，尤其是受到新冠肺炎影響，部分企業和個人遭遇停工、停產，收入銳減，進而導致還款能力下降，陷入債務危機。
儘管央行、銀保監會等部門出臺多項措施號召金融機構通過貸款展期、續貸等方式給予企業和個人一定的支持，然而，這些機構的善舉卻被“有心人”當做惡意逃廢債的擋箭牌。甚至有組織從中找到商機，成立“反催收聯盟”，在各大社交平臺公開傳授如何利用疫情期間相關政策拖延還款。
他們以此謀利，悄然形成一個以“債務重組”、“信用卡退額”爲名義的黑色產業鏈，同時教唆借款人惡意上訪、投訴甚至民事濫訴，對司法機關公權力、公信力形成了蔑視和挑戰，也埋下嚴重危害社會穩定的羣發性事件隱患。
“反催收聯盟”的惡意投訴材料。受訪者供圖
該研究團隊認爲，反催收逐漸產業化，並具有公司化運作、線上推廣、從業者由催收員“反水”的特徵。
部分催收員“反水”進入反催收行業
在投靠“反催收”之前，張蒙有六年的催收經驗。他學的是不沾邊的土建專業，招聘時，催收公司看中了他的低人力成本和勤奮踏實。
這是一家專門爲銀行催收欠款的公司，位於瀋陽的鬧市區。接待處使用防盜門，進出輸入密碼並登記。此外，防盜門被用在每一個房間，使用者外出時會上鎖。牆上是簽約銀行送來的紅色橫幅，強調“合規催收”。
“一說催收，想起的都是港臺劇裏那些要賬的，挺危險，不還錢又噴油漆又砸東西。”該公司某部門主管柳俊（化名）說。事實上，這裏的員工們被要求穿正裝、白襯衣，端坐在工位上，保持商業禮儀。
張蒙還在的那會兒，催收員還可以靈活行事。上門找人、加微信、打電話，如果一個催收員想要回款，他需要做的只有——避免通信的死角。那時，國有銀行支持催收公司，客戶投訴很少得到支持。
但2018年後，催收行業發生了大轉變。《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以及《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發佈後，全國的催收行業都迎來了嚴監管。
“催收行業是本次掃黑除惡的重點，尤其是外包機構，很多被涉黑涉惡。”律師彭逸軒說。
嚴監管的態勢下，一部分催收員流失到了其他行業。而剩下的催收員，面臨的情況也大不一樣。
現在，催收員一天的工作從上繳手機開始。交手機是銀行的要求，作爲乙方的催收機構沒有選擇餘地，這麼做是爲了防止客戶信息泄露。這幾年，客戶信息泄露在催收行業發生過好幾起，大多是反催收行業的人“潛伏”催收公司時獲取的。
早8點是晨會時間，佈置工作之餘，還被用來鼓舞士氣。9點，員工回到格子間，開始撥打欠款人電話。打電話要使用敬語，語氣平和。由於注重商業機密，辦公室都不允許拍照。另外，辱罵和發脾氣是絕對禁止的，一旦發生辱罵，催收員會直接被勸退。
中午1點，員工們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可以拿回自己的手機。“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非常想上廁所都得憋住。”公司中層管理者李悅（化名）說。在這家公司，業績好的催收員一年下來能掙二三十萬，偷懶的員工會低一些，一般在五萬到十萬之間。
加班是常態，但這拯救不了回收率（催收回款金額佔簽約總欠款額的比重）。李悅說，過去回收率是70%，現在的回收率“能到10%就不錯了。”柳俊告訴新京報記者。
張蒙曾經是催收公司的業務明星，業績最好時，做到公司前三。他出身農村，一心希望在省城買房，經過幾年奮鬥，終於在瀋陽買了一套均價6000元的房子，也結了婚，有了穩定的家庭生活。“買房、裝修，都是我一點一點掙的。”
“我就是個專科，只能混成這樣了。不比別人，有本科學歷。”說這話時，張蒙帶點自嘲。
但現在，催收業式微，生存壓力之下，張蒙選擇成爲一名“反催收員”。
李悅算過一筆賬，催收員催下來四萬元欠款，可以拿到兩三百績效工資。但反催收員的提成是客戶欠款總額的百分之十，一單足足漲了十倍不止。
張蒙給自己的理由是，“我做的是‘個性化分期’”。他講了一個例子：有一位來自葫蘆島的女學生找到他，說父親得了股骨頭壞死，兩張卡，一張七萬，一張兩千。刷卡治病花去7萬多，但她一個月只能掙3000元錢。逾期三個月後，銀行要求她還滯納金，一個月3500元。女學生帶着僅有的300塊錢來到瀋陽，希望和銀行交涉。但銀行不給分期，不給減免。沒有給出解決方案。無奈，女學生找到他，交了欠款10%的費用，最後由他出面，做了36個月的分期。
但某商業銀行負責人認爲，這套指控銀行暴利的說辭是在偷換概念。“7萬本金怎麼可能產生3500元的滯納金，如果有滯納金也是350元。”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一規定，滯納金比例爲最低還款額未還部分的5%。“信用卡的最低還款額也是有規定的，就是未還部分的10%加其他應付款項。”上述負責人表示。
前催收員王峯（化名）也收到過反催收公司的橄欖枝。他把反催收定義爲“還錢的”和“不還錢的”。“想還錢就去跟銀行談，不想還就投訴。”
在催收業內，反催收從業者多半做過催收，他們熟悉套路，法律意識強，會找漏洞。對於這些人的“叛逃”，催收公司總經理李望（化名）認爲，“雖然是個人行爲，但別人知道是我們家出的，聲譽還是會有影響。”
在李望看來，正是反催收員的頻繁投訴，使得監管部門對催收公司逼得更緊。
“對方（反催收員）打一次監管電話，我們就要被罰五千。對方反覆罵，我們一句都不能回，而且電話都不能掛。”李望說，電信運營商只要確認催收公司被投訴，會停掉該公司的整個線路。
“反催收”套路
在“反催收”圈內，流傳甚廣的一種技巧是：激怒催收員。
接到電話後，懂行的欠債人會用語言挑撥催收員情緒，甚至對其進行辱罵。“很少有不上當的。”王峯說。
催收公司和銀行都怕被投訴，這給了反催收的一方可乘之機。
王峯向新京報記者模擬了一段話術。
“你好，我是某某銀行/律師事務所的，你有一筆欠款到期了……”
“敞開跟你說，我不是不還錢，是現在沒有經濟能力，因爲我也是在做生意，錢是虧損的，不是花天酒地了，我這也屬於正常消費。”
“那不行，我們要起訴了。”
“你怎麼說都行，我電話開着錄音，一旦你有違規，我就投訴銀行或者銀監會。真要人家查到屬實，我的投訴就會成功。現在是你幫我還錢，還是怎麼樣？”
“這個不可能，咱們研究下。”
“我還錢行，本金五萬，現在滾到了八萬，我只還五萬。你要不同意，不好意思，我不是不還錢，我每個月都在還。”
王峯說，這樣一套話術下來，催收方都會妥協。
李悅第一次遇到反催收是在2019年初。當時，一位30多歲的男客戶在電話中說自己無力還款，希望分期，語氣強烈。“但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存在這種政策，於是就回覆做不了分期，同時告知了拒絕還款的後果。”
之後，該男子以催收公司打電話影響其正常工作和生活爲由，將其投訴到銀監部門。但事實上，整個2019年，也是反催收崛起的年份，銀行都沒有授權催收機構協助處理分期停息。
“我大概是經歷了無數次反催收投訴之後，銀行纔跟我們第三方這邊出臺了很正式的文件，說我們可以協助做分期。”而這一權限獲得的時間是2020年2月。但即便如此，反催收人員還是會設計陷阱。
“比如我們按照債務人實際情況做12期或者20期分期，但他會要求我們做60期。一旦達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會挑一些催收員的毛病，試圖也讓催收員大聲說話。”之後就是一輪投訴。
還有人會以第三方被騷擾爲由投訴。疫情之後，李悅曾遇到一位欠款人，欠了6萬多元本金，兩年多來拒不還款，被銀行列爲重點催收人員。催收員聯繫上該欠款人的叔叔，也是他填寫的第三方聯繫人。欠款人很生氣，他從短視頻平臺上的反催收視頻中得知，催收員的行爲是違規的，於是一路投訴到了廣東省信訪局。不久，銀行和李悅所在的催收公司都被監管部門聯繫。
李悅記得，最終銀行幫欠款人做了“個性化分期”，換取欠款人在銀監部門的撤訴。
更有甚者，會開假證明。某銀行資管負責人表示，針對有還款困難的客戶的，商業銀行通常有一些減免息費的措施，包括殘疾的、貧困戶的、患大病的。但是他們調查發現，一些反催收機構會想辦法幫客戶拿到假病歷。
前述銀行調研後發現，反催收主要分三類：第一類主打法律諮詢服務，與客戶簽署協議獲得授權。第二類反催收會欺騙客戶，自稱在銀行內部有關係，可以搞定分期。而第三類就是僞造證明材料。
反催收還催生出一批副產品，比如誘導借款人使用套路貸。“先通過各種社交平臺發佈‘幫助上岸’、‘防爆通訊錄’、‘阻止催收’等信息，吸引走投無路的借款人上鉤，再製造虛假證明，助其逃過催收。最後，以虛假證明爲把柄，要挾借款人使用他們推薦的套路貸產品。”哈爾濱的一位催收公司老闆瞭解到，還有反催收公司“介紹”欠款人到海外打工還債，“先幫他們逃過催收，再把人弄到國外去。”
王峯收到的銀行短信。受訪者供圖
對“反催收”尚難定罪
從今年起，反催收公司開始從臺前躲到幕後，與律所合作成了常態。
銀行不斷收到律師函、投訴電話，給日常工作帶來了極大困擾。有一段時間內，銀行經常收到地址相同的律師函。銀行調查得知，這家律所與反催收機構有合作關係。
某銀行內部人士發現，2020年第一季度，其所在銀行收到監管書面正式轉辦投訴393宗，其中催收類投訴佔比82%，協商還款類在催收類投訴中佔比爲97%，模板投訴在催收類投訴中佔比高達64%。
整個催收行業都變得神經緊繃。加班是常態，即便下班，催收員們也還要拿着手機在電梯間裏答題，內容是合規催收。
以前，客戶在辦信用卡時會留下家屬或朋友的聯繫方式給銀行。但是一年多來，銀監部門收到了太多投訴，反映暴力催收，於是這些電話都不能打了。催收機構也不敢上門了，“現在你上門試試，客戶直接打個110，大環境已經不允許了。”某銀行內部人士表示。
“催收上卡得很死，條條框框的要求。欠款本金在5萬以上纔可能構成信用卡詐騙罪。”一位催收員介紹，催收員在催同一欠款人時，中間必須得經過銀行兩次催收，且兩次催收至少間隔三十日。“我不接電話的話，你永遠都催收不到我，這就不是有效催收，那這就構不成詐騙。”
“這種局面跟反催收的投訴關係非常大，如果銀監沒有收到那麼大的投訴量，哪會有這麼嚴的監管？”但李悅同時認爲這是好事，可以促使催收行業儘快調整到正規化。
作爲前述銀行的監管方，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發佈風險提示稱，監管部門收到消費者反映，有‘維權人士’，通過微信羣、QQ羣等進行虛假宣傳，誤導、慫恿消費者向監管部門、銀行投訴，謊稱具備‘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的資格，提供統一的投訴模板；通過虛構消費者身份取得代理資格，代理消費者‘處置’與銀行的信用卡債務。該行爲不僅擾亂消費者還款計劃，而且收取未還款金額10％-20％的高額佣金；採取拖延償還信用卡欠款的方式進行，從而導致消費者需承擔逾期滯納金及罰息；個人徵信系統留有不良記錄。
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提醒消費者，請勿輕易泄露個人信息，正確用卡理性消費，明辨真僞謹防上當，通過正規渠道維權。
彭逸軒律師認爲，“如果要從刑事上說，這類似於非法經營。”但彭逸軒也認爲，對於新事物尚難以定罪。幾年前，有關部門打擊POS機套現時曾引用過這一罪名，並在法律界引起爭議。
現在，銀行只能在源頭上防範。安排催收員們做識別培訓。一旦遇上疑似反催收的客戶，就停催上報。金融系統相關行業協會也在制定高風險員工名單，如果被發現從事反催收相關業務，將被禁止進入銀行及催收系統。
而銀行也開始根據債務人的實際情況推出不同債務重組方案，幫助債務危機的個人渡過難關。
文 | 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
編輯 | 陳曉舒 校對 |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