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盧梭、托爾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懷疑到文學的影響，以爲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世間有一部分文學作品確有這種毛病，本無可諱言，但是因噎不能廢食，我們只能歸咎於作品不完美，不能斷定文學本身必有罪過。從純文藝觀點看，在創作與欣賞的聚精會神的狀態中，心無旁涉，道德的問題自無從闖入意識閾。縱然離開美感態度來估定文學在實際人生中的價值，文藝的影響也決不會是不道德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有純正的文藝修養，他在文藝方面所受的道德影響可以比任何其他體驗與教訓的影響更爲深廣。“道德的”與“健全的”原無二義。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諧和的發展，沒有殘廢也沒有臃腫。譬如草木，在風調雨順的環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機總是欣欣向榮，長得枝條茂暢，花葉扶疏。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生來就需要宣泄生長，發芽開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生機便遭窒塞殘損，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態的花草。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也就是生機的發展，所以要完全實現人生，離開文藝決不成。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乾枯濁俗，生趣索然，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或是本來生機就不暢旺，或是有暢旺的生機因爲窒塞而受摧殘。如果一種道德觀要養成精神上的殘廢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表現在人生中不是奢侈而是需要，有表現纔能有生展，文藝表現情感思想，同時也就滋養情感思想使它生展。人都知道文藝是“怡情養性”的。請仔細玩索“怡養”兩字的意味！性情在怡養的狀態中，它必定是健旺的、生髮的、快樂的。這“怡養”兩字卻不容易做到，在這紛紜擾攘的世界中，我們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費在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奔波勞碌，很機械地隨着疾行車流轉，一日之中能有幾許時刻回想到自己有性情？還論怡養！凡是文藝都是根據現實世界而鑄成另一超現實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現實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現實人生的超脫。在讓性情怡養在文藝的甘泉時，我們霎時間脫去塵勞，得到精神的解放，心靈如魚得水地徜徉自樂；或是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在乾燥悶熱的沙漠裏走得很疲勞之後，在清泉裏洗一個澡，綠樹蔭下歇一會兒涼。世間許多人在勞苦裏打翻轉，在罪孽裏打翻轉，俗不可耐，苦不可耐，原因只在洗澡歇涼的機會太少。
從前中國文人有“文以載道”的說法，後來有人嫌這看法的道學氣太重，把“詩言志”一句老話擡出來，以爲文學的功用只在言志；釋志爲“心之所之”，因此言志包含表現一切心靈活動在內。文學理論家於是分文學爲“載道”、“言志”兩派，彷彿以爲這兩派是兩極端，絕不相容——“載道”是“爲道德教訓而文藝”，“言志”是“爲文藝而文藝”。其實這問題的關鍵全在“道”字如何解釋。如果釋“道”爲狹義的道德教訓，載道就顯然小看了文學。文學沒有義務要變成勸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頭講章。如果釋“道”爲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學就決不能離開“道”，“道”就是文學的真實性。志爲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根本不是兩回事，哲學科學所談的是“道”，文藝所談的仍然是“道”，所不同者哲學科學的道是抽象的，是從人生世相中抽繹出來的，好比從鹽水中所提出來的鹽；文藝的道是具體的，是含蘊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鹽溶於水，飲者知鹹，卻不辨何者爲鹽，何者爲水。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哲學科學的道是客觀的、冷的、有精氣而無血肉的；文藝的道是主觀的、熱的，通過作者的情感與人格的滲瀝，精氣與血肉凝成完整生命的。換句話說，文藝的“道”與作者的“志”融爲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