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讀到鄧曉芒先生的文章《中國的作家自我感覺良好，只會逃避和自欺，不是媚上就是媚俗》，總覺得想說點的什麼，不吐不快。
中國作家的媚俗暫且不談，單說說媚上的事吧！
北宋大儒張橫渠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句，廣爲讀書人所傳頌，如果把這當做世人對“作家”使命的期待應該差不多，這樣說來以媚上爲主業的中國作家，倒真的是有辱讀書人的風骨了。
然而想到中國作家大多數爲體制所豢養，有這點瑕疵，就是可以理解了的，俗話說“拿人家的手短，喫人家的嘴短”，既然拿了人的錢財，理所應當替人喝喝彩。
作家葉廣芩講過一個故事，青木川的農民徐種德解放前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彼時當地的軍閥資助了包括徐種德在內的一大批窮孩子讀書，國軍大勢已去，尚在負隅頑抗，就寫信給那些被資助的孩子，希望他們能回來共度過艱難的時光，然而除了徐種德，沒有人回去。沒有回去的孩子，後來都成了大專家、大學者，回去的徐種德沾染了歷史污點，往後的命運不言而喻，歷盡艱辛九死一生。葉廣芩問他，那你爲什麼要回來呢？徐種德說了四個字——知恩圖報！這很類似三國時期的蔡邕，因爲受恩而於董卓暴死後，不顧天下人的側目拂屍痛器，而被魯迅稱爲“中國人的脊樑”。
舊時代的窮孩子因爲知恩，無暇顧及個人的前程，委身粗鄙的軍閥，雖然無緣於高尚之冕，怎麼說也算是堅守了做人的底限。如此說來，新時代飽讀詩書的風雅之士，因取得俸祿而爲主子高唱幾聲頌歌，也只不過是遵循了基本的職業道德，雖然無緣鐵筆擔道義的文人風骨，總也算是對得起身爲螻蟻小民的私德。
然而作家本應該是擁有獨立人格，引領人性走向正直高尚的羣體，這樣的集體失德，終究令人不快。社會學有“存在即合理”一說，這個合理僅是指一種現象存在，一定有其能夠存在的理由，而非是說因其存在，就不必改良，甚至沒有改變的可能性。作家羣體媚上令人不快，正說明其有改變的必要性，然而若要改變，非得弄清這樣的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在哪裏，然後纔可能討論，如何讓作家真正“我手寫我心”，真實表達自我感受，成爲衆生人性代言的可能性。
據傳原蘇聯解體後，葉利欽宣佈解散蘇聯官方作協，變成民間組織，不給經費。此舉引起原蘇聯作協8000多名作家聯名上書，他們表示願意爲新政府建立新時期文學，不然將靜坐絕食抗議。葉利欽回覆：“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監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學。那種小丑式的官方文學，對俄羅斯人的智力是一種侮辱。”當體制不再豢養作家，作家還有媚上的動力嗎？如果有作家依然媚上，那真得是出於情操了，這份情操即使無法被認爲有多高尚，最起碼也是另人感動的。可惜，這樣的局面出現的概率不會很大，不受豢養的作家，要麼因爲擺脫了利益的牽絆，精神獲得了獨立，開始創作擁有靈魂的真正文學：要麼爲了新的利益，轉而迎合能夠轉換經濟價值的市場：要麼除了媚上別爲它技，就只能放棄作家的職業，奔向能爲自己解決生計的其它稻粱謀了。
凡事探究人品，歸根於人性的不可控，似乎是華夏文化的傳統，於是所有的事件的結果都由裹挾其中的個人來承擔，所有的教訓無非是遇人不淑，人心不古。
然而人品總是靠不住的，爲什麼這樣說呢？在這裏可以簡單的把人分爲三類，第一類是聖人，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他總能聽從自己的內心，堅守做人的原則，或者說這就是所謂的“捨生取義”之士，然而這類人總是少數的。第二類人是小人，不論社會環境的順逆，他總是以損人利已爲原則，卑鄙下流的搏取人個利益而罔顧他人的損失，這類人也是少數。更多的是第三類人，他們心向美好，如果不是迫於無奈，心中總會有那麼一點底限的，至少在有更多選項時，更傾向於我好你也好。凡事品評人品，依賴人性，就是說要求所有人都成爲聖人，否則就將他們都貶低爲小人。這種行爲是愚蠢和殘忍的，要求所有人都是聖人，無異於把普通人推向惡魔的懷抱，或者說聖人的標準只適合做自我修養的要求，而不應該成爲衡量他人品性的尺度。“不要試探人性”是一句帶血的忠告，如果總是製造引人墮落甚至逼人墮落的環境，世界就敞開了它的陰暗面，人倫崩塌的結局出現只是早晚而已。如果可以，試着創造更寬鬆的環境，給人性向好的方向邁步提供更多可能，所塑造的社會纔會有點美滿的樣子。
總而言之，中國作家的媚上，與其說是人品問題不如說更多上來源於制度設計，這同傳統文化裏說的“橘生淮南則爲橘，橘生淮北則爲枳”一脈相承，還過這裏的橘是指人品，這裏的橘則是指社會體制。
只是生於淮北的不再是橘，而應該稱爲枳纔對，違背了內心爲五斗米而歌功頌德的碼字工作者，是否還有資格稱爲作家也是值得商榷的。也許將歸爲吹鼓手的職業範疇纔是準確而恰當的，倘若有人還自認爲作家，那就有“即想當婊子，還想立牌坊”的嫌疑了，即然爲了利益被體制嫖了，就別再裝清純玉女了，知恥而後勇也算是一種難得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