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到邓晓芒先生的文章《中国的作家自我感觉良好，只会逃避和自欺，不是媚上就是媚俗》，总觉得想说点的什么，不吐不快。
中国作家的媚俗暂且不谈，单说说媚上的事吧！
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句，广为读书人所传颂，如果把这当做世人对“作家”使命的期待应该差不多，这样说来以媚上为主业的中国作家，倒真的是有辱读书人的风骨了。
然而想到中国作家大多数为体制所豢养，有这点瑕疵，就是可以理解了的，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既然拿了人的钱财，理所应当替人喝喝彩。
作家叶广芩讲过一个故事，青木川的农民徐种德解放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彼时当地的军阀资助了包括徐种德在内的一大批穷孩子读书，国军大势已去，尚在负隅顽抗，就写信给那些被资助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回来共度过艰难的时光，然而除了徐种德，没有人回去。没有回去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大专家、大学者，回去的徐种德沾染了历史污点，往后的命运不言而喻，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叶广芩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呢？徐种德说了四个字——知恩图报！这很类似三国时期的蔡邕，因为受恩而于董卓暴死后，不顾天下人的侧目拂尸痛器，而被鲁迅称为“中国人的脊梁”。
旧时代的穷孩子因为知恩，无暇顾及个人的前程，委身粗鄙的军阀，虽然无缘于高尚之冕，怎么说也算是坚守了做人的底限。如此说来，新时代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因取得俸禄而为主子高唱几声颂歌，也只不过是遵循了基本的职业道德，虽然无缘铁笔担道义的文人风骨，总也算是对得起身为蝼蚁小民的私德。
然而作家本应该是拥有独立人格，引领人性走向正直高尚的群体，这样的集体失德，终究令人不快。社会学有“存在即合理”一说，这个合理仅是指一种现象存在，一定有其能够存在的理由，而非是说因其存在，就不必改良，甚至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作家群体媚上令人不快，正说明其有改变的必要性，然而若要改变，非得弄清这样的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才可能讨论，如何让作家真正“我手写我心”，真实表达自我感受，成为众生人性代言的可能性。
据传原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官方作协，变成民间组织，不给经费。此举引起原苏联作协8000多名作家联名上书，他们表示愿意为新政府建立新时期文学，不然将静坐绝食抗议。叶利钦回复：“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当体制不再豢养作家，作家还有媚上的动力吗？如果有作家依然媚上，那真得是出于情操了，这份情操即使无法被认为有多高尚，最起码也是另人感动的。可惜，这样的局面出现的概率不会很大，不受豢养的作家，要么因为摆脱了利益的牵绊，精神获得了独立，开始创作拥有灵魂的真正文学：要么为了新的利益，转而迎合能够转换经济价值的市场：要么除了媚上别为它技，就只能放弃作家的职业，奔向能为自己解决生计的其它稻粱谋了。
凡事探究人品，归根于人性的不可控，似乎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于是所有的事件的结果都由裹挟其中的个人来承担，所有的教训无非是遇人不淑，人心不古。
然而人品总是靠不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里可以简单的把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圣人，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总能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守做人的原则，或者说这就是所谓的“舍生取义”之士，然而这类人总是少数的。第二类人是小人，不论社会环境的顺逆，他总是以损人利已为原则，卑鄙下流的搏取人个利益而罔顾他人的损失，这类人也是少数。更多的是第三类人，他们心向美好，如果不是迫于无奈，心中总会有那么一点底限的，至少在有更多选项时，更倾向于我好你也好。凡事品评人品，依赖人性，就是说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圣人，否则就将他们都贬低为小人。这种行为是愚蠢和残忍的，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无异于把普通人推向恶魔的怀抱，或者说圣人的标准只适合做自我修养的要求，而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人品性的尺度。“不要试探人性”是一句带血的忠告，如果总是制造引人堕落甚至逼人堕落的环境，世界就敞开了它的阴暗面，人伦崩塌的结局出现只是早晚而已。如果可以，试着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给人性向好的方向迈步提供更多可能，所塑造的社会才会有点美满的样子。
总而言之，中国作家的媚上，与其说是人品问题不如说更多上来源于制度设计，这同传统文化里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脉相承，还过这里的橘是指人品，这里的橘则是指社会体制。
只是生于淮北的不再是橘，而应该称为枳才对，违背了内心为五斗米而歌功颂德的码字工作者，是否还有资格称为作家也是值得商榷的。也许将归为吹鼓手的职业范畴才是准确而恰当的，倘若有人还自认为作家，那就有“即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的嫌疑了，即然为了利益被体制嫖了，就别再装清纯玉女了，知耻而后勇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