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褒贬参半，解读各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要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本文试图从黄仁宇众多著作中简单提炼关于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对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抗战结束，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 年毕业，被派往国防部。但具体的工作，黄先生并不太感兴趣，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 1950 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这一年，黄先生已经 32 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 1954 年，获得学士学位，到 1957 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 1964 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 50 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 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1980 年黄仁宇被纽普兹分校解聘后，专事写作。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关于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有多重因素组成，具体的有三部分：

一、主观原因

1.个人经历

黄仁宇说：“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曾说：“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他在总结自己大历史观生发的原因时，将之大部分归因于“命运之安排”。

典型的两个生活的例子，比较恰当的说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他的亲身经历与经验有关。一个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时，为了补充兵源，曾到乡下抓壮丁。他提出疑问：“何以一千多年和两千年来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作人的做法，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依然存在？”对此，他的解释是关键在于“以大批小自耕农作税收基础，收入有限，无法支持现代型的政治”。黄仁宇的结论是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才能看清问题，要了解现今的中国，最少也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四百年。

另一个例子是在教学期间，紧凑的课程安排，使得他必须在短短 50 分钟内讲述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他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是每次复习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需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正是在美国教书的经验，使黄仁宇具备了大处着眼、化繁为简的功夫，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其大历史观的产生。在写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之后，这种宏观及放宽视野的观念则臻于成熟。

2.民族气量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源于一个中国人站在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沉思考。黄仁宇认为：“大历史的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化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因此黄仁宇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黄仁宇希望找到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中国进行货币上的管理，扩大参考架构，这样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黄仁宇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二、客观原因

1.父亲影响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潜在的内在因素来自他父亲黄震白的教导于影响。黄震内生于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清末加人了“同盟会”，先后经历了共和时期、反袁世凯帝制的二次革命时期，并经历了袁世凯死后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是遭遇了太多变故，黄震内逐渐养成了凡事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给儿子黄仁宇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黄仁宇哪怕在极为冲动的时刻，也还是会像父亲一样慎行事。父亲还让黄仁宇认识到，虽然自己参过军打过仗，甚至还受到过政府的表彰，但归根结底是个历史幸存者，而非英雄。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跳出自己的狭小世界来看历史。历史局势变幻莫测，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当局者迷，只有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父亲的教导不仅让黄仁宇具备了一个史学家的视野，最重要的是让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时，有了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一个人之所以对世间之事有情绪，大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有关，但如果以一种跳出红尘的“冷眼旁观”的姿态看待，就会释然很多。父亲对他的教导让他一生受益无穷。黄仁宇说：“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许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间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 又说：“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的确，黄震白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引发黄仁宇的思考还是直接的教导引发确实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产生影响很大。

2.时代背景

  黄仁宇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战乱动荡、政局不稳、摇摇欲坠的几十年，世界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黄仁宇不断思考短期与长期、个人与集体等中国未来命运。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使他关注历史发展趋势时，不得不把视界放宽，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站在高度看待东西两方文化与各种差异，这种将东西文化相并区分糅合的看待就使黄仁宇的历史观具有了兼收幷蓄、有容乃大的特点。他解释之所以称大历史：“是因为只有大才能容，只有大才能找到解释得通的道理”。在中西两种文化环境中，黄仁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环境的薰陶。正因如此，他“才对东西两方社会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认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黄仁宇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迟滞消极，西方国家的积极变革，而且他强调“我们光是抓着两方一人一事而比较，是比较不出其所以然的”。于是，他一再申明，要在“大历史”的范畴上探讨中西历史的进程，才能厘清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明了历史发展“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三、其他学派

1.年鉴学派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 1902 ～ 1985 年)的影响。“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 并经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史学范式, 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他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 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而地理、气候 、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 ,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可以看出, 地理学的 、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 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黄仁宇借鉴“长时段”概念而提出了“长时间”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同样秉承了年鉴学派所主张的跨学科、忽视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信条。他曾总结说，布罗代尔的“整体史”（total histroy）和其“大历史”相似，都不带政治成见。需要注意的是，黄仁宇也同时深受这一学派包容多元化史观的影响，在大历史观的阐释中更多地体现了不拘成见、尊重异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剑桥与哈佛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和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直接影响了黄仁宇学术思想特别是大历史观的形成。哈佛学派并没有给黄仁宇可资吸收的理论源泉，但出于对他不同意的史学观念的反向思考反而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黄仁宇又说：“1970 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 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黄仁宇是一个注重综合的人，正是这种反面的刺激，激励了黄仁宇在研究时更主张综合和归纳，于是产生了大历史观。

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使黄仁宇受益匪浅。有着经济社会史研究传统的英国，使黄仁宇的史学观念找到了皈依。尤其是与黄仁宇私交甚好的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正暗合了黄仁宇的学术追求。以综合归纳为主导，是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所体现出的重要特点。1967年 7 月，黄仁宇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之后他们一直书信联系，他给黄仁宇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黄仁宇说：“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又说：“我在1972 年至 1973 年的一年居留剑桥……1974 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英国学术界尤其是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黄仁宇的指导与交流，让其在无形之中踏上了寻找大历史观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