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是需要對成本和收益進行分析的，按照循名責實的實踐意義來說，要用精確性取代模糊性，用量化標準取代彈性標準（107講刑名學家的進步性）
但是在這場辯論中，我們看到的是，雙方都並沒有對成本和收益進行對比分析，而僅僅是抓住了對自己有利的一個點。我們當然不可以苛求古人有精確的計算能力，有高數商，商鞅能夠說動秦孝公的地方，就是展現出變法有可能帶來的豐厚收益（可與樂成），但是商鞅並沒有告訴秦孝公，變法的成本是什麼
而甘龍的計算方法和商鞅不同，他沒有說收益，而是僅僅看支出，特別是指出了遷移成本（要因勢利導，要順着社會慣性），而且甘龍的計算方法更關注的是無形的、社會精神層面的成本
對比商鞅和甘龍，他們正好站在了收益和成本兩個極端，一個積極的只看收益，一個消極的只看成本，而杜摯同甘龍、商鞅都不一樣，他進行了收益和成本的比較（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但是杜摯對邊際收益的要求明顯太高了，收益不超過百倍就不能變法，收益不超過十倍就不能易器，雖然我們有後見之明，知道商鞅帶來的收益簡直是千倍萬倍，但是在當時那個時點，還是讓人覺得杜摯有點過於貪而顯得保守了
綜合他們三人的論點，其實並沒有對秦孝公做很詳細的收益成本分析，而秦孝公最終對商鞅說善，可能是他在辯論之前就已經做出的決定，辯論，只是一個形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