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需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按照循名责实的实践意义来说，要用精确性取代模糊性，用量化标准取代弹性标准（107讲刑名学家的进步性）
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双方都并没有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而仅仅是抓住了对自己有利的一个点。我们当然不可以苛求古人有精确的计算能力，有高数商，商鞅能够说动秦孝公的地方，就是展现出变法有可能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与乐成），但是商鞅并没有告诉秦孝公，变法的成本是什么
而甘龙的计算方法和商鞅不同，他没有说收益，而是仅仅看支出，特别是指出了迁移成本（要因势利导，要顺着社会惯性），而且甘龙的计算方法更关注的是无形的、社会精神层面的成本
对比商鞅和甘龙，他们正好站在了收益和成本两个极端，一个积极的只看收益，一个消极的只看成本，而杜挚同甘龙、商鞅都不一样，他进行了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但是杜挚对边际收益的要求明显太高了，收益不超过百倍就不能变法，收益不超过十倍就不能易器，虽然我们有后见之明，知道商鞅带来的收益简直是千倍万倍，但是在当时那个时点，还是让人觉得杜挚有点过于贪而显得保守了
综合他们三人的论点，其实并没有对秦孝公做很详细的收益成本分析，而秦孝公最终对商鞅说善，可能是他在辩论之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辩论，只是一个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