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一個無序黑暗的“後英雄時代”。文化名士的命運不濟，但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從黑暗、混亂和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阮籍，性格怪異，對待官場的態度遊戲般的灑脫，對於禮教也極爲輕慢。他乾脆地扯斷了一根根陳舊的世俗經緯而直取人生本義，從不受制於人際關係的重負。
嵇康，比阮籍小十三歲，一生欽佩阮籍，是他終生的朋友。作爲一個稀世的大學者、大藝術家，他卻是一個打鐵人。他在乎友情，也被友情干擾至深。他交友謹慎，曾因性格不合、思想不同給好幾位好友寫過絕交信。
公園二六二年夏天，嵇康因爲一蒙冤的朋友說話，被司馬昭判死刑。第二年，阮籍也去世。
這個時代的這些文人，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