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山西，是當時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
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古，其中以平遙爲最。平遙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外祖父”。
山西自然條件並不好，沒有太多物產，經商的洪流從這裏捲起，恰恰是因爲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這裏的人們很特別地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走出一條擺脫貧苦的大道。“走西口”便是他們首要的選擇。
在走西口的隊伍中，走出了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他就是喬貴發。就是他，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喬貴發和他的後代所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奠定 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當時出現了一句民諺：“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喬貴發，也成了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坦然從商；目光遠大；講究信義；嚴於管理。不過，他們的人格素質中也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的行爲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功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
幾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他們。總之，是歷史，是時代，是環境，使他們沒能成爲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他們只是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所以，他們在風光數百年之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
當然，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還有社會歷史因素。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盪，讓他們逐漸走上末路。
中國文人學士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因而，山西商人雖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卻沒有留下什麼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