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出门，在街上看到一家水果店，居然挂着“大地主水果店”的招牌。联想到几年前也曾看到一家饭店，也挂着“大地主酒楼”的红字招牌。这件事让我心生感慨。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因为“地主”这两个字，全家老小可是吃尽了苦头。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成分论”大行其道。地主富农资本家一类成分的家庭，老人成了“四类分子”，儿孙成了“狗崽子”。老的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儿孙成了受牵连、被歧视的人。
就拿我的家庭来说，爷爷是地主分子，大会小会挨批挨斗不算，还曾经右臂上带着“地主分子”的白色袖标，右胸前带着白布黑字的名签。这些人格上的侮辱还不算，还得出义务工，贪黑起早为大小队送通知，随叫随到，稍有不慎，则遭受惩罚。爸爸因为爷爷的身份，屡受牵连，每有政治运动，必受冲击，戴过高帽挨过批斗甚至皮肉之苦。就连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我，也没能幸免，“四清”运动中免去了我的学习委员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
总之，“地主这两个字”，给我们一家人带来的不幸与屈辱 ，真是罄竹难书。那时候我以为“地主”这两个字，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名词，谁要是说我们家是“地主”，我听了，简直比骂我娘，还让我怒火中烧，让我感到无比的恼怒。
就因为这，当年我曾经打过两次恶仗。一次是一个张姓的孩子，他的个子没有我高，站排非要在我后面，我不同意，他居然骂我“大地主”，我怒火中烧，我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捡起一块砖头向他砸去，幸亏他躲得快，没有砸到他的脑袋。不过他怕了，不敢跟我叫阵了。还有一次，我在给妈妈烧火 ，屯子里的一个孩子跟弟弟吵架 ，又骂“大地主”，我听了，怒不可遏，提着烧火棍出去，照他的大腿轮了过去，把他打得满地打滚儿。多亏是冬天，他穿着棉裤，否则我可能惹下祸端。虽然仗打胜了，说实在的，还真有些后怕。
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这“地主”一词，还成了吉祥词儿，富贵词儿。不但不被人恶心，还被人喜欢上了，居然上了牌匾，来给壮门面。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地主”这个词儿，在我的心里，无论怎么讲，都在心里留下一刀伤疤，留有很大的阴影。
“大地主水果店”，“大地主酒楼”。别人看了也许不会在意，我却十分在意，看了扎心。因为这两个字里面，有我曾经的屈辱和过往。